我终于大胆地向二姐讲起当年在“五反”运动中，我为了怕被怀疑，为了怕被上级处分，采取了回避态度，无力保全她一家，至今心有内疚。为了取得二姐的原谅，我向她讲了在头一年(1951)“反霸运动”中的两个事故……

我的堂姐，在加拿大已定居十余年，去年90高龄了。堂姐是我幺叔的二女，长我7岁，我喊她二姐，几十年来她始终把我当作亲弟弟，情深似海，但我心里却隐藏了一件对不住她的事，那是在建国初期一次政治运动中的事。

上世纪的1952年4月，我经历了既是轰轰烈烈，更是惊涛骇浪的县级机关的“三反运动”之后，被调任城区税务所任所长，接着上级又通知我率领全所的稽管人员(约十余人)去参加即将在全城区工商界开展的“五反运动”。工作队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连同税务所的人员共约五十余人组成，由县委组织部长领导。我被分在城区最大、户数也最多的山货土产业组任组长，另外还有三位干部(公安二人，县委一人)共4人组成工作小组，领导该行业开展学习。

二姐家住城里，经营茶叶收购，也属我“分管”的行业。我知道她家并不富裕，没有多少资本。当时姐夫在重庆一个茶庄当店员，每年春茶上市，茶庄老板给二姐夫一部分资金让他寄回家，由二姐在家代茶庄收购茶叶。茶叶是由农民一家一户自行种植，采摘后简单加工经太阳晒干而成的，零星而分散，一斤两斤的，多的3至5斤而已。收购之后还要雇请几个妇女劳动力为之选择、分级、去杂质，然后打包运去重庆交货。二姐家只是每年从其收购茶叶数量和加工付出而获得手续费。收购茶叶是有季节性的，每年的4至9月才有此项收入，其余时间，门面都是关闭的，从不出售茶叶，也没有经营其他业务。

二姐家门口常年摆一个小桌，桌上有一个像装奶粉一样大的玻璃瓶，瓶内装有做甜酒(醪糟)用的曲药出售。这种曲药是二姐夫家的祖传小手工艺，很有名气，城乡许多人都要到他家里买。他家还有一种传统习惯，曲药的配方和做法不传给儿女，只传给媳妇，二姐嫁到他家去以后，被婆母看中，就把秘方和做法传授给了她。这种曲药只能在每年的三伏天做，自行去田间土坎采撷草药晒干磨成粉，按一定的比例均衡地撒在蒸好的糯米上，还要加适量的蜂蜜，予以捣揉，最后用手拧成比豌豆大、胡豆小的颗粒，阴干后即成。每年要做几十斤，藏入缸内，可以售一年。

这是一桩小本生意，每家每户做甜酒，都要来买1角或2角钱的曲药，每天可卖1至2元钱。此外，还有乡区的工商户来批发半斤或一斤，这样就有几元钱的收入。二姐家每年就靠收购茶叶的手续费和卖曲药的所得维持简单的生活。实际上二姐家就是一个小工商户，生活既不富裕但也不特别困难。

“五反运动”声势浩大、轰轰烈烈。通过学习文件，自行交代，检举揭发，群众评议，补交税款，最后划分违法类型户等过程，历时3个月才结束。那时没有实行回避制度，许多人连这个名称都不知道。我在这个行业搞运动，很快全行业的人都知道我和二姐家的关系，眼睛总是盯着我，同工作组的三个干部更不例外。为了回避，我自觉地采取了几个措施，譬如，我不参加有二姐在场的那个组的讨论、揭发和评议，在听取汇报时有关二姐家的问题我不参言和表态，在运动期间不去二姐家，在途中遇见二姐时也不打招呼，以免有人怀疑我维护她家。尽管如此，仍有闲言碎语，仍有人向工作队反映我有徇私舞弊的嫌疑，我经受了工作队的检查，才算过了关。这些都不为外人所知。

群众评议的结果，二姐家要补税款约数百万元(当时币制未改革，改制后为数百元)，这个数目也让我吃惊。我心中分析，很有可能把代购关系评为购销关系，把收益额扩大成销售额，不然为什么补那么多的税款？这在小县城就算较大户了。如果按补缴金额划分违法户类型，二姐家就是“违法户”了。

为了补缴税款，二姐家费了很大力气，把家中仅有的一点小资本倾囊倒出，能值钱的东西都清出来卖掉了，还向亲友们借贷，重庆茶庄的关系也断了，姐夫去另一家小商店任店员，工资也不高，想尽了一切办法，经一个多月的努力才把税款基本还清。

运动后期，讨论决定违法类型户，根据党的政策，划分四个类型：严重违法户、违法户、基本守法户、守法户。要求要两头小，中间大。按理说，二姐家税款已基本还清，划入基本守法户是恰当的。讨论时我起了一定作用，决定划入此类上报批准公布。

运动结束后，二姐家一贫如洗了，仅剩下空房一座，前为门面，后为住房，一家七口，生活很困难。二姐有智慧，有计谋，自行做咸菜生意，不怕苦，不怕累，经常背着咸菜去赶40公里外的乡场。后来城里成立合作商店时，仅凭二姐原有的小学毕业文化程度，能写会算，任了会计职务。就这样，二姐一家靠简单的生计过日子。1956年二姐的大儿子考上北京大学，由二姐抚养的大姐的遗女也同时考上了云南大学，1962年二儿子也考上了北京大学，主要都靠公费完成他们的学业。到1970年代，三儿子也参加了工作，小女儿也考上了大学。到1980年代小女儿研究生毕业后，二姐一家才松了担子，过上了愉快的生活。1990年代二姐被二儿子接去加拿大定居，现享受了该国的国民待遇，全民的公费医疗和优厚的养老金，已经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了。

现在，二姐家的大儿子在2005年被选为中科院院士，二儿子在加拿大任研究员，两个儿子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小女儿是四川某大学的教授，三儿子是石油部门的中层管理干部。一家成才，闻名县内。

今年春节全家回来，聚会在成都。清明时节，二姐又回原籍扫墓，我才与她相聚。这一次，我终于大胆地向二姐讲起当年在“五反”运动中，我为了怕被怀疑，为了怕被上级处分，采取了回避态度，无力保全她一家，至今心有内疚。为了取得二姐的原谅，我向她讲了在头一年(1951)“反霸运动”中的两个事故：一个是一位知识分子写了一封信给县委，为他父亲说情。结果被农会抓回去同他父亲一起枪毙了，在知识界中引起了震动。另一个是川黔(现渝黔)交界边上的一个乡，有一个地主，解放前十余年就与地下党接触，成了党的朋友，六个子女成了地下党员，他家成了党的活动据点和交通站。他本人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许多党的同志受过他的保护，还有的长期隐蔽在他的家中。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征粮剿匪，成为开明绅士，出席县各代会。在士匪暴动时，家被匪烧，小女儿被杀害。可以说他家的人、财、物都献给了革命。但他却在剿匪结束后的“反霸运动”中被乡农会枪毙了。那时曾在他家受他保护、资助、隐蔽过的许多党员同志解放后都成了县、地、省的领导人，没有一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喊“刀下留人”。直到1990年代初，地区才为他平了反，追认他为“党的老朋友”。这是一件令人悲叹的事件(见《涪陵党史通讯》1992年第四期)。

我对二姐说出以上真实故事，是想说明在当时各种运动中，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多人不敢讲真话，不实事求是，因此造成了数万件的冤假错案的极大恶果，数千万人受到伤害。

二姐听了我内疚的歉意后，她说：“弟弟，我们都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幸亏我们都还活着，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现在，将近30年中国没有再搞政治运动了，这是人民的幸福，也是国家的幸福。（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