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问题，而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表征着一个时代最根本的精神状态和呼声。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历史的宏阔视野内理解并阐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动力，阐释其深刻的思想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已经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诉求
习近平多次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则国运兴，放眼古今中外历史，任何创造了伟大文明的民族一定是在文化上呈现出雄浑的气象和积极进取的生机和力量。近代以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在被迫进入以西方尤其是欧洲文明为标尺的世界历史叙事模式之后，用各种方式全方位地推动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书写了非西方文明向现代转型的独特的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将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融为一体的新的文明之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时刻，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历史的起点上，特别需要我们正确理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在世界史的视野内我们看到，非西方世界的现代转型都伴随着征服与掠夺、革命与反抗。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或者文明都在西方强势话语的侵袭下，丧失了文化主体性，而现代中国则不然，因而其转型也就尤为沉重艰深，从而具有了史诗性的伟大意义。“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为什么要革命的时候是这样回答的:“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所以百年来，正是在这样崇高的理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仅创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新文明，也使得现代中国成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更是具有深远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形态的新创造。
从美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创建新国家，塑造新国民，创造新文化”这样独特的审美理想和现代性追求，因而才赋予了现代中国独特的审美现代性特征，从而通过大规模的文化改造和“人”的革命，唤醒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将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凝聚成自觉自为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创造了现代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性意义就在于真正回应了现代文明提出来的最根本的主题和任务，不仅要把属于人民的文化权力和创造性还给人民，还要使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人民成为觉醒的力量，真正当家做主，在世界历史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所以，当我们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中所提倡的“赵树理方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时代新人等的话，就会理解这些塑造人物形象的理论命题，不仅仅是文艺创作的方向和新的美学原则，它们还更多地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的审美理想和社会变革的诉求。更进一步说，我们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内容、形式、文艺创作、文学批评等的研究上，还应赋予其深厚的思想史意义，考察其复杂的中国式审美现代性问题。
经过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的执政兴国的经验，在“两个结合”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创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一方面有必要进一步总结历史，在思想史的内在逻辑中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性，跳出西方话语阐释模式，在“世界中的中国”和“中国眼中的世界”的双重逻辑中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史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必要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从而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挖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蕴含的人类性问题和普遍性思想，进而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造性和世界史的伟大意义。
其次，这是构建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诉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这里的“历史”不是简单的事件的累积，也不是简单的时间的序列，而是具有丰富的文明的意蕴。正如有学者所言，“历史并非虚空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这对我们在思想史的视野中考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具有一定的启示。事实上，文化意义上的“中国”问题的产生，源自于中国被迫纳入现代世界历史的结果，而支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叙事原则，其实就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世界的结果。换言之，“时间”和“历史”被赋予了价值的维度。自从资本主义文明登上历史舞台，就进入所谓的世界历史的时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一世界历史的时代一方面使得各个民族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现代性的框架之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了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另一方面，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在这种文明形态的语境之中制造出来的、马克思所说的非神圣形象的异化，因而这个所谓的“世界”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文明的名义创造出来的“新”世界。汪晖就认为，“在19世纪工业化、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潮流之中，一种直线进化的时间意识及其支撑之下的进步意识占据了支配性的位置”，这种时间和历史理念“为许多历史著作把现代/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由资本主义文明为动力的客观的社会进程提供了认识论的框架”。在这一认识论框架内建立起来的这个“新”世界，迫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非西方世界被看作是非文明世界，西方世界以此获得了对非西方世界的征服、殖民、掠夺的合法性叙事模式。
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所谓的“文明叙事”却也会激发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进而带来文化上的变革。现代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思想和现实的斗争与纠结的张力场域之中，并在不断吸收接纳东西方文明的同时实现对自我的创造性阐释。沟口雄三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值得我们思考，他说:“事实上自始中国的近代既未超越欧洲，亦未遭到（近代）遗弃、更无落伍。一开始，他就在不同的历史层面上，遵循着与欧洲、日本不同的独特的道路;过去如是，如今亦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代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正是代表了另一种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诉求，就是要在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去寻求一种新的人类生存的更好的可能性，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因而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一百多年，是现代中国努力实现自身总体的结构性转变而实现向现代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现代性”理念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性。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正是这种强烈的积极进取精神和文化诉求，这种清醒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赋予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和创造性品格。因此，我们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解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就应该对这一文化诉求有更深入的理解和阐释。审美创造和艺术创作是人类精神的直接呈现，通过具体的文艺作品和艺术形象能够更直观地展示我们的文明理念。比如最近几年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如《人世间》《繁花》《流浪地球》《长津湖》《跨过鸭绿江》等，既有对普通中国人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日常生活和命运的艺术呈现，也有从大历史的高度来展示现代中国的文明理念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和生存理念。
二、在历史的宏阔视野中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这一论断表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仅是时代和现实所需，更是站在历史的宏阔视野中对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文明的洞察和把握，是对中国的未来道路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
首先，在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视野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就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放到了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就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之根。
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等共同组成了作为整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仅是被研究的对象、被纪念的精神图腾，更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重构文明的构成性力量，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和魂。在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文明一直坚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既未丧失自我，也没有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反，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造是现代中国思想者的普遍共识，比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也说过:“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而现代中国的历史证明，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实现了中国传统文明向现代的成功转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的生命，才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等。
更进一步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盖不同方面内容的有机整体的文明体系，亦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10个方面，这10个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文明，赋予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特性，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渊源和文明的根基。
其次，在历史的包容性和创造性的视野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无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不是要否定其他文明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恰好相反，我们的文化精神推崇的是《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所以为大也”。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包容性。正是对不同文化的吸收、借鉴、涵润和化育，才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一个一体多元的文化结构，因而也就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正如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我们既可以欣赏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们的崇高精神，也可以为《浮士德》《罪与罚》等作品中的人的生存的痛苦所感染;既可以在唐诗宋词的吟诵中追寻古老中国的美学精神，也可以在鲁迅、巴金、曹禺、钱锺书等的作品中思考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命运。所以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无论是西方的古典主义文化，还是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化，都已经被创造性地吸收、批判和转化，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文明的引领性。
中华文化不仅具有包容性，还具有创造性。美学家宗白华说过:“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西两种文化的缺点、偏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和包容性，古人认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也就是说，天地万物背后是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这使得中华民族成为富有创新精神的文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代表的正是这种不断变革的创造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代表的是踔厉奋发的进取精神。而“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体现的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强调积极进取的同时也要像大地一样博大，包容万物，生养万物，厚德载物，刚柔相济。“我们创造新中国正是为着世界的进化，为着人类的幸福，不是浅狭窄陋的国家主义，也不是空荡着的世界主义，是怀抱世界主义的一个切近有效的下手办法。大凡一国家的土地民族总有他特长的优点，也有他遗传的弱点，将来世界人类全体的进化就是将各地民族的优点充分发挥，弱点调整和消灭，总汇成一个更幸福的世界，更优秀的人类，这个大事业是世界各地民族的共同责任。”中华民族文明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绵绵不绝，就是因为刻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的包容性和创造性精神。
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自晚清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之后，体用之争绵延不绝，构成了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这一论争的背后，体现的是如何理解中国文明向现代转化或者说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在现代世界应该走向何方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来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事实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解决了“体和用”的问题。“体”就是指科学的思想理论，“用”则指的是实践，这8个字阐明了理论指导实践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两大法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契合、互相成就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文明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激活下，旧邦新命，重焕荣光，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东方文明这里充实并获得了新的文化生命。因此，我们应该从双重维度来理解这两个结合。
首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简单的文化复古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提出来的重大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绝不等于简单的国学复兴或者掀起新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恰好相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赓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使其在现代世界获得新生的文明形态，是具有人类情怀，回应现代世界提出的诸多问题，超越地域乡土、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等藩篱，向世界上其他一切先进文明学习并和它们共生并进、保合太和，创造出新的具有人类性问题和普遍性思想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同时也要对作为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必要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开拓出新的文化空间、思想空间和理论空间，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成为植根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但却具有人类性问题和普遍性思想，属于中国的但是又符合现代世界普遍精神的独特的人类文明形态。
其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提必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文明的新创造和新形态。有这样一种理论倾向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强调全人类的文明，要有全人类意识，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因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确实要将建构全人类的文明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来思考就会发现，这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维度，并且忽视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类文明形态。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脱离开这样的历史场域和伟大实践，去空谈所谓的全人类文明，不仅抽空了历史和现实，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消解，又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过的资本主义“文明”叙事的逻辑中去了。我们都知道，在现代思想家中，康德、席勒、黑格尔、尼采乃至后来的国外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等都把人类的救赎和解放看作是自己的理论追求，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辩证统一起来，并将之作为自己最为崇高的追求，对资本主义文明做了最为深刻的批判和扬弃，因而也是最具有深刻性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在当今时代，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各种样态的旧式全球化模式中的各种矛盾凸显出来，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喧嚣尘上的时候，在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类性和普遍性意义就更加凸现出来。
所以，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坚定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和守正创新。所谓守正，就是说我们所坚持的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坚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不是泛泛而论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或剥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所谓全人类文明。所谓创新，一定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后的文明形态的新创造。故此，我们可以说，这“第二个结合”既让古老的中华文明获得了新生，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让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了更为强劲的历史动力和生命力，也为我们理解和阐释中国式审美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照系。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也是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和创造。1949年，在回应和批评艾奇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历史观时，毛泽东同志曾经满怀信心地说过:“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宏阔深远的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习近平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每一位文化工作者都应顺应历史潮流，心系天下，不负人民，自觉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用新的文艺创作和审美创造，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社会学院
原文刊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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