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休·佩曼（Hugh Peyman）/文 刘雨微/译
我所了解到的有关中国治理的第一件事是长远考虑至关重要。
“在中国，时间的基本单位是10年。”1974年，一位朋友向我转述了他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著名澳大利亚裔英国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的这句话。对此我感到困惑。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曾说过，“在政治上，一周是很长的时间”。我那时还不太理解朋友转述的马克斯韦尔的那句话，不过他对时间维度的强调让我逐渐认识到，这种长远视角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遗憾的是，那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视角将如何帮助我参与撰写关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项目——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的著作，也就是1976年出版的《伟大的自由铁路：中国在非洲的亮相》（The Great Uhuru Railway:China’s Showpiece in Africa）。
直到30年后，目睹了中国保持其经济起飞的态势，我才真正理解了长远考虑的深刻内涵，以及在审视中国经济时必须领会这一点的重要性。中国的经济规模庞大，很多变革和发展过程都是渐进的，需要较长时间来进行和完成，短期评估和规划可能无法全面反映或衡量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和潜力。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许多方面可能出现根本性变化——事实上，这些变化已经发生。中国的长期根本性变化正是经济学家应当关注的焦点。着眼长远是中国人乃至许多亚洲人的思维核心，在西方却往往被忽视。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和评论员很少从长期视角看待问题，这可能限制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入理解和全面评估。
短期数据无法全面体现中国经济走势
我并不过分看重短期数据，而且和大多数专业经济学家一样，我也不认为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经济体规模或增长的最佳指标。我认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更为合适。因为这种方法衡量的是在经济体中一个产出单位或财富所能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该方法对于家庭、企业和政府来说更有价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倾向于借助购买力平价来进行经济预测。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企业“走出去”，鼓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已经难以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应当结合国民总收入（GNI）这一概念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在国内生产总值之外，它还涵盖了海外投资带来的收入。然而，由于国民总收入的计算过程相对复杂，大多数非经济专业人士仍然习惯使用旧指标，也就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项经济指标，因其易于理解而广受大众和媒体的喜爱。它像柯蒂键盘布局一样深入人心，再加上概念易于把握，因而成为了衡量经济活动的普遍工具。在对不同时间和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时，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不仅有年度统计数据，还有季度甚至月度详细统计数据，虽然这些数据都可能被修正，但它们为媒体提供了大量易于报道的素材。评论员们渴望增加曝光度，纷纷围绕数据发表见解，尤其是在24小时不间断的电视新闻中，一个吸引眼球的简短发言就已足够，通常并不需要复杂的解释。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也根据评论员的解读和经济预测做出反应，从而影响市场的走势。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相关报道已经成为影响整个财经新闻行业和金融市场分析的重要力量。
在经济分析领域，短期数据虽然能提供实时信息，但资深的经济分析师更倾向于从长期视角来解读数据。他们深知，短期数据往往需要经过修正，并非最终定论。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英国伦敦浩威证券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当时浩威证券的经济学家罗杰·奈廷格尔（Roger Nightingale）总是不忘考虑两个关键的长期因素。一个是欧洲北海油田大规模开发给英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另一个是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历史性决策。奈廷格尔的名声来自分析短期数据以及能够准确预测市场的“下一个数字”，这恰恰是人们所期待的。曾在英国国家统计局任职的奈廷格尔，对经济数据的内在逻辑、外部影响和特殊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深知数据修正的常态性，并能够引领市场向新的方向调整预期。这种能力让奈廷格尔在股票经纪人中备受欢迎，因为他们能从股票交易量的增加中获益。但对于追求长期价值的投资者而言，这种以短期数据为导向的分析方法可能并不完全适用。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历史盲点
在西方，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与他们的经济体系截然不同。一些批评者和钦佩者甚至称之为独特。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既不是批评者眼中的异类，也非支持者所说的独一无二。所有经济体之间固然存在差异，但往往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中国也不例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学界广泛推崇一本著作，那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罗斯托在书中详细阐述了经济体从原始社会到高度工业化社会所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理论还是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形态提供了参考。
当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选择“新自由主义”这样一个模糊且不甚明确的术语来描述自己。但是，他们似乎已经忘记或选择忽视美国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近年来，为了促进市场竞争、保障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更为严格地执行反垄断法规。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在世界工业产出和财富中所占的份额达到顶峰，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那时的美国受到极为相似的反垄断法规的监管，然而，今天许多人却在中国采取同样举措时对其横加指责。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便是以右翼政治立场著称的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也曾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这表明尼克松接受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即当私营部门未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或创造就业机会时，政府应当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如今，许多英国人已经忘记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在那个年代的英国，右翼的保守党接受了混合经济模式，允许煤炭、钢铁、铁路和医疗等关键行业保持公有制。在国际上，面对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终结后的新局面，英国加快推进去殖民化进程。随后，左翼的工党采取了重大举措，从其党章中移除了主张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条款。人们用巴茨克尔主义（Butskellism）来形容20世纪50年代及之后一段时间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在经济议题上的广泛共识，“Butskellism”一词由当时的保守党财政大臣R. A.巴特勒（R. A. Butler）及其前任、来自工党的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的名字组合而成。英国甚至还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监管垄断和寡头的委员会。
亚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应当重新审视新加坡过去40年的成就。谁能否认新加坡航空有限公司、星展银行和吉宝集团这三家政府控股企业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区域领导者？特别是新加坡航空有限公司，它已经成长为全球范围内的行业标杆。公共和私营企业均有潜力创造辉煌，同时亦可能面临挑战，关键在于深入研究每一个成功或失败案例背后的深层次因素。
中国融合全球智慧与本土实践打造发展之路
中国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中汲取成功经验，同时充分考虑了自身国情、文化和发展潜力。20世纪70年代末期，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得出了两个令人振奋的结论。首先，一个华人占主体的国家完全有能力根除腐败。其次，那些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通过深入改革，完全能够焕发活力，成为未来的行业领军者。
通过详细分析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经济面貌的巨大变化，及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似性。2021年9月6日，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开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视频方式出席并致辞。刘鹤表示：“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这一显著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
如今，中国民营企业在电动汽车和可持续能源领域展现出强劲的全球领导力。这些产业被誉为未来产业，其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国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在传统产业领域，尤其是中间产品的生产方面，中国凭借四个因素取得了快速发展：庞大的市场规模、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企业对新技术的迅速采用、过去30年创新投资的不断增加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回报。除此之外，中国的基础设施包括高速铁路和自动化港口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他领域也在全面深化改革、加速赶超，这是毋庸置疑的。总体而言，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下一个符合逻辑的阶段。
（作者系英国经济学家、投资分析师、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