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语哲学”提出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为了更好地推进汉语哲学的发展，仍有必要对一些基本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就汉语哲学的规定性、理论性质和方法论意义三个基本问题而言，汉语哲学的基本任务是用汉语的哲学书写回应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它的主体内容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与重新阐释，对外国哲学思想的对置释解与术语创生，它的自主性知识体系是基于汉语世界思想资源的理论重构与创新，面向新的生活世界构建未来哲学是它的重要使命。汉语哲学是一种主题多样、内容丰富、面向未来的开放的研究领域，它揭示和呈现以汉语方式研究普遍哲学问题和表达特殊哲学形态的可能。汉语哲学的核心价值是其方法论意义，它将语言载具论转向语言存在论，使之摆脱西方哲学话语体系的境况并具有了作为哲学合法性的根基，启示我们要以跨文化哲学的态度和视域看待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它的开放性跨学科特征，为我们揭示被遮蔽被忽视的问题、提出超越现有学科区隔的新论域新问题指示了道路、提供了可能。
“汉语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运思与理论表达，应该是早已存在的事实，汉语哲学的许多问题也早已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但作为一个专门名称或问题的提出，则是近十来年的事情。汉语哲学问题的提出、引起的讨论和已形成的一些共识，表明了汉语哲学研究者对于以汉语为载具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对于转换中国传统思维范式和创新哲学话语的自觉意识，显示了对汉语研究哲学合法性的高度认同。
任何理论，尤其是创新性理论，都有一个提出、讨论、修正和逐渐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质疑、对话和交流中进行，并可能获得相对一致的共识和相对圆满的结果。近年来发表的关于汉语哲学的文献，一方面反映了汉语哲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现了哲学界对汉语哲学问题的关注与重视，也充分说明了探讨这个问题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在汉语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这些问题与汉语哲学的规定性、理论性质乃至汉语哲学研究的持续开展有着密切关系。
一、汉语哲学的规定性
讨论汉语哲学的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和关切点使用“汉语哲学”这个名称，提出对“汉语哲学”的界定。概括起来，目前对何谓“汉语哲学”的问题主要有三种理解：一是指“一切以汉语为语言载具的哲学活动，包括思维与表达”，这种理解表明汉语与其他语言一样，能够从事所有哲学领域的思维、研究和表达，差别仅仅在于使用的语言不同，韩水法称之为“广义汉语哲学”。二是指“以汉语作为载具，自觉于‘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来回答人类的普遍性问题”。这种理解意味着，汉语哲学是以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为基础的原创性哲学。三是认为汉语哲学首先“应当是对汉语表达方式及其特征的哲学说明，或者说，是关于汉语的哲学”。这种理解将汉语哲学与汉语言哲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主要从汉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汉语哲学。其他一些观点，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差别，但基本上都可归入上述三种理解。可见，学界对于何谓“汉语哲学”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相应地，对于汉语哲学的规定性也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观点。笔者以为，要对汉语哲学的规定性取得相对一致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厘清下述两个问题。
（一）“汉语哲学”的“汉语”指什么
“汉语哲学”当然首先与“汉语”相关涉。汉语哲学的可能性与合法性问题的提出，汉语哲学问题意识的凸显，从根本上说，是起源于汉语与西语的差别，因此，汉语哲学一定是以汉语为载具的哲学，这一点在目前讨论中应该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了。但是，这里的“汉语”指什么？是指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是指汉语的语言特征还是同时包括“汉语言本身所体现的哲学问题”？对此，或者有不同看法，或者并不明确。在论及汉语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时，研究者大多是从古代汉语在词形、语法、意义等方面与西语有着重要的乃至根本性的差别出发的，而我们当下讨论的汉语哲学，所涉及和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既是汉语自身长期改革演变的结果，也是经过西方语言、文化的改造，特别是大规模学术文化翻译的影响，在词形、句法、语法、意义等方面与古代汉语有了很大不同，带有深刻的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印记。尽管如此，现代汉语的语法与古代汉语在最基本的结构上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换言之，我们现在进行哲学运思与表达时通常使用的现代汉语，仍然保留有传统汉语的根本特征——这也是现有提出和讨论汉语哲学的重要背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笼统地用“汉语”来涵括保留有传统汉语特征的现代汉语，应该不会令人产生明显的误解。因此，进行汉语哲学的运思与表达，必须了解这个意义上的汉语所含有的根本特征，了解它与世界、与思想的内在关联，了解它的言说方式、字形结构及其所赋予的独特意义，了解它对哲学运思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进行符合汉语语法与句法规则及汉语表达形式与表达习惯的哲学运思，才能形成具有汉语风格的哲学表达，才能把这样的哲学运思和表达称为“汉语哲学”。
如上所述，汉语哲学的“汉语”对哲学的影响，指的是汉语言自身的特征，这种特征与汉字意义的构成和语义的衍生自然有着内在关联。然而，“汉语言本身所体现的哲学问题”，或者说汉语所蕴藏的思想内容，诸如汉字背后的“本体”意蕴，汉语保存下来的“生活世界”及其意义等，我以为都可以归入孙向晨所说的“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
（二）汉语哲学的“哲学”指什么
汉语哲学的“哲学”是指一种普遍哲学，还是特殊形态的哲学，抑或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总的来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关注人类普遍问题，都是关于社会重大问题以及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理论，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因而都具有问题的人类性、实践性和思想的普遍性。从理论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看，这个意义上的哲学就是普遍哲学。
“汉语”不同于西语，有着自身的句法和语法特性，“汉语哲学”因此而同样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概念、表达方式和问题、规范。这是汉语哲学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不会淡化或消除汉语哲学反映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普遍性之性质与能力，也不表明汉语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在最基本的问题上有着根本性的理解差异。语言本身不同于它所表达的东西。换言之，不同的语言可以表达同样的思想，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可以有相同的思想。认为语言和思想之间存在必然的确定的因果关系，这是语言决定论的观点。“把语言决定论推到极端，就会从根本上否定所有的人类心灵都可以归入同一个‘属’，而只承认人类心灵有跟人类自然语言种类一样多的‘种’。”
具体地说，又要对这里的“哲学”作进一步的区分。首先是作为具有思想的普遍性的汉语“哲学”。诚如孙向晨所说：哲学之于人类有其共同性，这既包括在历史上，哲学面对人类处境所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同时也包括身处现代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性挑战。“‘汉语哲学’特别强调哲学自身的普遍性特征，其关切不只局限在国别和民族范围之内。”例如，西方哲学讨论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意识与身体、直觉与逻辑、普遍与特殊、意志与自由等问题，汉语哲学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物我、理欲、道器、生死、知行等问题的思考与表达，二者之间虽然在概念系统、蕴含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但都是对人类共同关切问题的思考与回应，都涉及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和逻辑等问题，因而都具有理论的普遍性或追求这种普遍性。这是汉语哲学之“哲学”的第一层含义，也是其基本的含义。
其次，是作为面向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现有关于汉语哲学的界定，大多特别强调它主要涉及形而上学问题、认识论、语言哲学和逻辑等理论哲学的问题以及语言科学与脑科学等问题，似乎与实践哲学领域的关涉不大。然而，哲学的实践转向已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趋势和客观现实。实践哲学也自然而然应该成为汉语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问题。倪梁康曾提出要区分道德哲学的两种含义，我把他对道德哲学两种含义的区分扩展到实践哲学：从理论诉求和构成内容上看，实践哲学又有两种含义。其一，实践哲学考察基础性、奠基性的问题和具有普遍性理论诉求的问题和内容。例如，在政治哲学中，不但要讨论什么是正义/政治正义、正义/政治正义的价值等经验的正义性问题，还要探讨正义/政治正义的合法性根据问题，即探讨作为规范的基础概念的正义/政治正义。在道德哲学中，不但要讨论什么是善、道德、伦理价值等问题，还要探讨为什么可以定义善、道德意识的起源、伦理价值的可能性与正当性等奠基性的理论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丰富而独特的伦理道德思想资源。汉语哲学在吸取和利用这些思想资源进行思想的再创造时，必然面临诸如此类的理论问题，并提出相应的阐释和回答。这样的阐释和回答，应该同样具有理论和思想的普遍性，属于上述汉语哲学之“哲学”的第一层次。其二，实践哲学中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形态的观念、思想和习俗，如在德性理论中，古希腊哲学中的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德”，基督教中的信、望、爱“三德”，儒学中的孝、义、仁、爱等。它们源于独特的文化传统，受到与该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语言特征、政治结构、历史演进、社会状况、经济发展、生存状态、世代关系乃至环境和气候的影响，打上了该文化传统的烙印，代表不同语言系统和文化传统的德性观念，彼此间有着深刻的乃至根本性的差异。这类观念、思想和习俗，有的可能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德性理论，有的则可能随着时代、文化或民族的变化而失去作为德性理论的意义，丧失了作为德性理论的普遍价值。
至此，我们也许可以对“汉语哲学”的重要规定性作一个相对明晰的概括：（1）它是以汉语为语言载具的哲学运思与理论表达。（2）它的基本任务是用汉语的哲学书写回应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这种哲学书写的最深厚基础是汉语生活世界的思想资源；它的主体内容是对外国哲学的对置释解与术语创生，对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和思想的研究与重新阐释；它的自主性知识体系是基于汉语世界思想资源的理论重构与创新。（3）它重视对当代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现代技术发展与人类自身生命的关系问题以及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与表达，面向新的生活世界构建未来哲学是它应承担的重要使命。
二、汉语哲学的理论性质
汉语哲学的提出和对汉语哲学问题的自觉意识，缘起于“让哲学说汉语”的呼吁，与如何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中凸显汉语的独特作用和“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直接相关。但以往的这些呼吁和讨论，并没有明确使用“汉语哲学”的表述，更没有涉及汉语哲学的理论性质问题。近年来提出汉语哲学问题及其引发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一方面，促进了对汉语哲学研究对象、内容、原则和方法的探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与上述呼吁和讨论的明显区别：不但涉及汉语特征与哲学或汉语哲学特征的关系、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的关系等问题，而且还涉及并提出了汉语哲学的理论性质问题。
所谓汉语哲学的理论性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主要是指它的学科或学术定位：它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这是汉语哲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明确了这个问题，才能确定汉语哲学的根本取向、基本问题和可能构建的理论框架与体系，并恰当深入地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般说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满足四个基本条件：（1）有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2）有自身的范畴系列和自洽的理论体系；（3）有能够反映学科发展演变的学科史；（4）有具有共同学术兴趣、理论任务和运用相对统一的概念术语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有自身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得以成立的充要条件，也是规定学科可能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与基础。对汉语哲学来说，假设它满足了这个充要条件，那么，在研究方法上，认为它与一般哲学相同，应该没有多少异议，因为它是一种哲学。对于目前暂时没有满足后三个条件，也应予以理解而不必苛求，因为对于“汉语哲学”的自觉意识和问题凸显，至今仅有十余年时间，一门新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学科自身的发展演变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需要时间，乃至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汉语哲学能否作为独立学科的问题，可以首先归结为：汉语哲学是否有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别的研究对象？
就中国现行学科分类而言，汉语哲学涉及的领域和内容几乎分布在哲学一级（门类）学科下的所有二级学科中。这些二级学科都有各自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汉语哲学”的研究对象显然不可能是这些学科研究对象的总和或综合。因此，诚如江怡所说，为了表明汉语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区别”，“‘汉语哲学’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
对汉语哲学研究对象的设想大致有四种可能性：
（1）以汉语及其特征为研究对象。语言的独特性不能作为学科独立性的依据。有作为一般哲学的形而上学，但没有以语言划分的不同语言的形而上学，如英语形而上学、德语形而上学、汉语形而上学。有一般的语言哲学，也没有以语言划分的语言哲学，如英语语言哲学、德语语言哲学、汉语语言哲学。而且，从哲学上说，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应该属于汉语言哲学。而从语言学上说，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则是汉语言学，如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汉语哲学显然与这二者不同。
（2）与其他哲学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性是哲学一个基本诉求。与西方语言一样，汉语只是以其特有的语言结构与形式表达这种普遍性。“在这层意义上，汉语哲学与使用其他任何语言思维和表达的哲学，除了语言的特殊性之外，拥有共同的对象和问题，这些无疑是汉语哲学的主题，也是汉语哲学这一题目所要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对象。”显然，汉语哲学自身并没有与其他学科明确区别的独特研究对象。
（3）以汉语哲学的特征为研究对象。多数研究者从汉语的特征及其对汉语思维的影响出发，揭示汉语与汉语哲学特征的关系。那么，由汉语所规定的汉语哲学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孙向晨对“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理论差异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认为汉语哲学是一项哲学创造的工作，是建构性而非注释性的；汉语哲学以“汉语世界”为基础，基于“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来回应现代世界的挑战；汉语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源性差异”；汉语哲学反对以西方哲学为普遍性标准，保持开放性特征等。在《汉语哲学的缘起及其理论特征》一文中，他明确地把汉语哲学的理论特征概括为普遍性、汉语性、本原性、融汇性、现实性、规范性。我们还可以对汉语哲学的特征作出别的概括或表述。然而，汉语哲学诸如此类的“特征”，同样不能作为它的“研究对象”。所谓“研究对象”，应当聚焦于某种现象、某个问题或某一领域，而我们所能揭示的汉语哲学特征，则是多样的、散落的、非聚合的。
（4）以汉语哲学的思考和研究本身为研究对象。当我们以汉语为载具进行哲学思考和研究时，不仅要涉及对汉语和汉语哲学特征的认识，还会涉及汉语如何影响哲学思考和理论表达、汉语与汉语哲学的多重任务和相关思想的关系、汉语哲学分布和研究的领域及其内容等复杂的问题，其中有本体论/存在论的问题，有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问题，也有方法论的问题。这些汉语哲学的研究中会经常涉及和遇到的问题，恐怕也不是且不能作为汉语哲学研究对象的。
以上对汉语哲学研究对象的四种可能性的简略讨论表明：它们都只是一些假设，实际上并不是也不能作为学科性质的“研究对象”。至少从以上的讨论来看，我们难以得出肯定的回答，说汉语哲学自身有作为独立学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汉语哲学缺乏构成独立学科的前提与基础，而是一个主题多样、内容丰富的研究领域。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汉语哲学涵盖和跨越现有哲学所关涉的各个学科和领域，并有可能突破哲学现行学科分类造成的片面和隔离状态，使之贯通关联成交叉性整体。它包括和涉及：以汉语方式表达普遍的哲学问题；基于“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进行哲学研究与理论创新，并重新发现“汉语世界”的经验与事件；吸取西方语言世界的思想资源，结合汉语世界的问题意识来思考和回答人类普遍性问题；对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和文本的研究与再阐释，以实现中国传统哲学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对外国哲学的翻译研究及在此过程中实现的术语创生；对当代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现代技术与人类生存关系问题以及社会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的哲学思考与表达；对新的日常生活经验世界的重新建构，对未来哲学发展的关注与思考；等等。汉语哲学是一个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研究领域，它容纳以汉语进行哲学思考和理论表达的诸多方面与内容，揭示和呈现以汉语方式研究普遍哲学问题和表达特殊哲学形态的可能。
三、汉语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汉语哲学具有多重学术价值与意义。“在汉语哲学的多重意义中，方法论乃是一个核心。”可以从如下三个主要方面来考察汉语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汉语哲学将语言载具论转向语言存在论，使得它摆脱了西方哲学话语体系的境况并具有了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根基。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从汉语的语法特征出发，说明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并由此认为汉语不适合进行抽象的哲学运思与理论表达，进而质疑乃至否定中国有“哲学”、汉语可以讲哲学。这种质疑和否定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仅从汉语缺乏西方语言固有的形式表达和逻辑推演能力而否定汉语拥有哲学运思和抽象表达的能力。汉语“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孤立语性质，即没有道地的词形屈折，没有从一个共同词根构成几个新词的词语派生，没有用不同形态来表示不同词类的语法差别”。
对于汉语的这一特征及其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张东荪在1936年发表的《从中国言语构造看中国哲学》一文中曾做过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汉语没有词尾变化，因而没有正式的动词，也便没有分明的谓语，所以，汉语构造上与西语截然不同，没有明显的主谓分别，二者处于平等地位，从而在思想上没有主从区别。这对中国思想和传统思想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一，因为主语不分明，所以，“主体”（Subjekt）概念极不发达，也没有伏在主体背后的“实体”（Substance）即本体思想。汉语虽然有“一”“元”等字，且与希腊语的“arche”相同，但都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本体”，不含有“Being”的意思。而支配了西方数千年的逻辑学，就是与语言结构上的主体和本体思想密切相关。其二，因为主语不分明，遂致谓语亦不成立，对思想的影响则是不但没有本体论，而且偏于现象论（phenomenality）。其三，因为汉语没有词尾变化，所以中国传统思想只有“概念”（concept）而无“范畴”（category）。这里的“范畴”指言语的状态之种类，是亚里士多德本义上的范畴。概念本身是一个东西（entity），如汉语的天、仁、道、性，范畴则是一个空的形式（form），必须依附于东西而后见，如时间、空间。范畴的观念与哲学有最密切的关系，西方哲学根本上是建立于范畴之上的。其四，因汉语主谓不分明，也导致很难构成逻辑学上的“辞句”（proposition，即通常所说的“命题”，张东荪先生认为称作“命题”不妥）。逻辑学的基本单位是辞句，没有基本辞句，则整个逻辑学的推演必发生困难。张东荪先生的上述分析表明，如果单纯将语言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因为汉语的特征对哲学思想的影响，例如难以像西方语言那样表达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并以西方语言来衡量汉语，必然会质疑和贬低汉语思考和表达哲学的能力，导致否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张东荪把语法问题与哲学问题联系起来，是“头一个明确地从语言差异的角度讨论汉语哲学的中国现代哲学家”。他的分析重在指明：西方语言的语法代表了西方人形式化思维的思想习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对这种形式化思维的系统说明，中国人的“心思”（mentality）根本上是“非亚里士多德的”。换言之，与汉语特征相应，中国人有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即西方形式化思维方式和形式本体论的哲学思想与理论表达。“汉语哲学”不仅把汉语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从语言特征出发看待中西方哲学及其表达形态的差异，而且强调汉语的本体论/存在论意义。现代语言学和哲学告诉我们，语言具有存在论意蕴：语言的差异不只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语言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性。汉语哲学强调，汉语构建和承载着特有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拥有它自身的思想资源和哲学传统，并由此而使“汉语哲学”产生了与“西方哲学”不同的问题意识、概念规范和理论特质。
让哲学从建立在语法基础上的单纯论证、推理等形式表达和逻辑要求中解脱出来，揭示和解蔽汉语所承载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及存在于其中的事实、经验与观念，发现和解释它自身的思想资源和哲学传统，是汉语哲学的重要工作。这是使汉语从语言载具论向语言存在论的转变。这种转变使我们明确意识到以西方哲学的范畴、形态和体系来研究、整理中国哲学史和思想的局限性，汉语哲学的研究应该从以西方哲学话语体系作为衡量哲学标准的境况中摆脱出来，应该而且完全可能基于汉语生活世界及其思想资源来思考普遍的哲学问题，形成与西方哲学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异的汉语哲学。汉语哲学所实现的这种从语言载具论向语言存在论的方法论转变，为汉语哲学包括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建立了可靠的根基。
第二，汉语哲学启示我们要以跨文化哲学的态度和视域看待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质疑乃至否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汉语可以讲哲学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以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为普遍哲学的标准与模本。这种情形在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表现在由蔡元培所首倡、胡适所开创、冯友兰所继承和近代多数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延续的传统研究方法中。此方法以西方哲学范畴和体系来理解中国哲学、梳理中国哲学史，形成某种类似于西方哲学的体系。结果，既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哲学当成了“普遍哲学”，而把中国哲学看作用来说明这种“普遍哲学”的“特殊”形态或阶段，又在实际上遮蔽和忽视了中国哲学具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对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认识中，则表现在混淆了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哲学的普遍性或普遍哲学，是指哲学思考人类生存面临的普遍问题，这种思考虽然受哲学家使用的语言和所处时代的影响，但其思想却超越语言和时代的局限，能被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所理解和交流，并为人们应对生存挑战提供启示、指出道路，这是因为人类具有共通的类意识和情感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一种“哲学”。但哲学的普遍性又不是现成的，更不是某种绝对的统一的思维范式或观念理论，而是由讲不同语言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视域所思考和表达的哲学思想与理论形态共同构成的，是开放的、多元的。因此，哲学的普遍性同时具有历史性、视域性和多元性。任何一种语言所思考和表达的哲学，都是普遍哲学的构成部分，都是从特殊的立场、视域和具体的思想、理论体现哲学的普遍性，不能把某种哲学思想、理论普遍化绝对化，更不能把它作为普遍哲学的唯一标准与模本，而排除别的语言所思考和表达的哲学作为哲学的合法性。这是跨文化哲学的基本态度与根本原则。汉语哲学问题提出的背景，是如何看待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但是，提出汉语哲学问题，并非仅仅着眼于如何认识与比较二者的关系，而是要根据二者的语言特征来理解和把握各自所表达哲学的理论特征与形态，把二者平等地置于历史地多元构成的普遍哲学的视域和框架之中。这就是一种跨文化哲学的态度。
从这种跨文化哲学态度出发看待西方哲学和汉语哲学，我们可以发现下述现象。首先，就其基于各自的语言所承载的生活世界及其思想资源所形成的哲学形态而言，二者具有特殊性，都是“特殊哲学”。但就其都是对人类生存所关切的普遍问题的思考与回答而言，它们又同样体现了哲学的普遍性，或者说，它们都具有普遍哲学的意义。显而易见，在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上，西方哲学和汉语哲学处于相同的状况，具有同等的价值。如果把西方哲学的特殊性当作哲学的普遍性，把西方的“特殊哲学”当作普遍哲学的标准与模本，甚至绝对化为唯一的普遍哲学，而把中国哲学或汉语哲学仅仅看作这种“普遍哲学”的“特殊体现”，不但混淆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而且是无根据的。
其次，西方哲学和汉语哲学各自的发展也体现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二者都是从各自的语言及其生活世界和思想资源出发来思考与回答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因此，它们都具有哲学的普遍性或普遍哲学的品质与特征。另一方面，这种普遍哲学的品质是通过二者在各自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的特定哲学思想和理论形态得到体现的。例如西方哲学，整体上无疑体现了哲学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从古代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19世纪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出现之前，是通过奠基于主体性和形式化思维的理性主义与本体论哲学得到体现的。20世纪以来，长期支配着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与本体论哲学遭到了批判与抛弃，哲学的普遍性则主要通过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和现当代各种哲学思潮来体现。汉语哲学的发展，同样充满和体现了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再次，西方哲学和汉语哲学在思想资源和理论内容上是相互激发、彼此影响的，西方中心论本质上与普遍哲学的品质相矛盾。确实，现代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和研究西方哲学以来，从研究传统中国哲学和梳理中国哲学史，到建构现代型中国哲学和对现实与未来问题的哲学思考，汉语哲学在概念范畴、论述方法、体系构造和思维方式等各方面，受到了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相比之下，汉语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较弱。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吸取、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方式和阐释方法，深入挖掘传统思想资源，持续激发思想活力，推进汉语哲学发展。但这绝不是说，当下我们在思考和构建汉语哲学时，仍然要以西方哲学为唯一参照，仍然要把西方哲学作为普遍哲学的标准与模本。实际上，现代西方不少持有自觉的跨文化哲学态度的哲学家，同样在主动地吸取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融入乃至形成他们的思想或范畴。海德格尔视老子“道”的内涵与其“存在本身”完全相契合，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新路径，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例子。施密茨的新现象学集中批判理性主义和西方哲学中心论，推崇中国古代阴阳学说，吸取中国哲学和中医整体性的“象”思维方式，提出了一系列超越主—客、心—身二元论的西方哲学传统概念，如身体（Leib）、情境（Situation）、印象（Eindrücke）等，重建了一个与传统本体论世界全然不同的日常生活经验世界，亦是可资说明的例子。西方哲学和汉语哲学这种在思想资源和理论内容上相互激发、彼此吸取的情形，在20世纪以来汉语学界从对西方哲学的单向引进和研究、到力图实现二者的双向互动和融汇贯通的演进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由此，一方面，西方哲学在汉语言和文化的解读与阐释中逐渐与汉语哲学相融汇，在这种融汇贯通中，西方哲学的思想与方法同时可能激活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而使其获得新的理解或从新的视域审视自身。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融汇，汉语哲学在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阐释中，审视和明证它所蕴含的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以汉语生活世界及其思想资源为西方哲学反思自身、扩展视域和解构传统提供可能空间。这种双向平等的相互激发和吸取状态，表明西方哲学和汉语哲学在融汇过程中相互拓展新的视域，开辟新的可能，形成新的思想，那种不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似乎显得机械和生硬了。
第三，汉语哲学开放性、跨学科的特征和方法论，为我们揭示被遮蔽被忽视的问题、提出超越现有学科区隔的新论域新问题，指示了道路、提供了可能。
这可以分别从三个层次予以说明。首先，汉语哲学作为一个主题多样、内容丰富的研究领域，决定了它必然秉持开放的态度，主张不同哲学形态和思想资源的相互融汇，提倡超越现有学科分类的跨学科研究。这就为其所容纳的各方面内容的相互吸取与融汇提供了可能。以汉语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为例。汉语哲学的开放态度，加速了西方哲学原典和方法的引进，由此而使汉语哲学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汉语哲学对西方哲学原典的对置释解，扩充和丰富了它的概念范畴，形成了中西哲学话语方式和思想内容的相互吸取与融汇。二是促成了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相互激发与融汇，使得汉语哲学既有可能超越传统中国哲学的思考方式，又有可能摆脱依赖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状况。三是通过中西方哲学思想和方法的相互融汇，有可能使汉语哲学根据汉语经验和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进行创新性理论建构，使这些经验和思想资源以新的阐释内容和理论形态呈现出来，同时也为西方哲学扩充了汉语哲学的话语资源和话语方式，拓展了它的理论视域，证明了它所具有的普遍哲学的品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现象学原典及其方法的引进对汉语哲学产生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关系的极好证明。
其次，汉语哲学强调哲学的普遍性通过特殊哲学的多元构成，其自身是这一多元结构中的一元；强调与西方哲学一样，体现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从这个立场出发，在研究汉语世界思想资源和中国古典文献时，就可能借助西方哲学的方法，立足于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来挖掘其中蕴藏的丰富内涵，重新理解和阐释古典文献；在构建“中国哲学”体系（中国哲学史）时，就可能改变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来梳理中国哲学思想材料的传统框架，进而开辟新方向，走上新路径，提出新思想。近年来，关于汉语与思想秩序等汉语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研究、心性现象学的研究、“家”的政治伦理哲学研究等，便是有说服力的典型事例。
再次，汉语哲学的跨学科特征为我们发现超越现有学科区隔的新论域新问题指示了道路，提供了可能。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科技发展日趋复杂化，碎片化的知识和单一学科知识发展的模式已难以解决复杂问题和契合实践需求。跨学科交叉性是当今学科发展的大趋势，它不但要求哲学各学科之间、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而且要求文科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学科交叉成为21世纪知识创新和知识结构的显著特征。众多传统学科和前沿研究领域迫切需要通过跨学科交叉研究获得新的突破与发展，如生态、能源、环境、地球、空间科学等。同时，跨学科交叉研究催生了众多新的前沿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重大的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如生物医学、纳米科学、人工智能等。据统计，2001至2008年间，约有70%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为跨学科研究成果，从现实看，这一比例仍在不断提高。汉语哲学跨越且容纳了现有哲学分类所涉的二级学科和研究领域，这些学科以跨学科整体性集聚在汉语哲学的开放性结构中。这一事实既决定了汉语哲学在视野、方法和论域上突破了这些学科界限，也决定了在这个结构中这些学科是相互开放、吸取和渗透的。在此过程中，不仅各学科自身因为原来的学科区隔被遮蔽或忽视的研究领域、方向和问题有可能被揭示出来，而且还可能激发出跨学科交叉性的新领域、新方向和新问题，进而形成新理论。目前，汉语现象学、汉语分析哲学、汉语政治哲学和汉语医学哲学等研究方向的拓展，无疑都与汉语哲学的开放性和方法论启示有关。
作者：庞学铨，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