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就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深入系统阐述，发出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这在中华文明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6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在京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包括开幕式及5场专题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学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内涵与实践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五个专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表示，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科学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
在开幕式环节，6位专家学者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原理性理论成果进行了交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文堂表示，文化主体性具有历史性、创造性、超越性。没有历史性，就没有文化身份认同；没有创造性，就没有文化生命力；没有超越性，就没有文化主体的理性觉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为进一步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思想指引，充分展现了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文化主体意识与文化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更深刻的认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表示，只有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实践，才能深刻领悟“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内涵，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宏大叙事与伟大实践的积极展开，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逻辑与当代实践持续发展的必然理想场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表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无限珍惜、对中华文化的礼敬传承。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才能从文化基因深处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表示，世界上出现过许多文明，但只有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而延续至今，究其原因，是文明的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在几千年时间中互为依存，彼此呼应，形成了完美对接。中华文明依靠强大的融合力兼收并容，这也是它在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能够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表示，历经千年，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典范，也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生动体现。敦煌文化彰显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其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强烈的时代价值，需要我们深刻理解把握。
深入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认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有高度契合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更高程度的自觉，体现了理论创新的新境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完成时，而是进一步创造性结合的新起点。
“习近平文化思想精髓是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郝立新认为，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华文化立场和中华文明发展中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的精神。开放包容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质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眼光。守正创新表明了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两个结合”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和路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安德明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论断，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在开阔视角下对文化与时代背景、文化与国家和民族丰富实践之间密切互动关系的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一方面适应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充实丰富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呈现出多阶段多时态的一种动态属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周丹表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就是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生成的文化生命体，并以建设文化生命体的方式建设社会有机体，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体系。这一文明体系，既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又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认为，“第二个结合”的正式提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成熟的标志，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根本途径和内在原理。结合的前提是相互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化殊途同归，具有契合性。结合的原因在于它们之间具有差异性，可以进行互补。结合的结果是彼此成就，造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副主任杨洪源表示，“第二个结合”作为思想解放，其思想前提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其最新成果为指导；其主要方式在于批判教条主义和主观偏见，最终目的是解决新时代新征程上的现实问题；其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二个结合”是树立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深刻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表示，在中国，从古到今，国家统一的长期稳定，是由统一的国家结构的稳定性、统一的语言文字——汉语、共同的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的经济和交通等多方面的联系所构成的，而这些联系也正是中华民族一体性的根本所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邢广程看来，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是维护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保证和推动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历史取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需要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夯实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杨艳秋认为，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需要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连续性的历史记载，造就了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历史文化传承意识；传统思想的生成模式，成就了中华思想演进的承前启后特性；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使得中华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表示，回望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史，特别是回首党领导文化创新、文明更新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我们坚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大势所趋，前景美好而广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汪朝光认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从金砖国家的文明交流互鉴，再扩大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明交流互鉴，以这样的视角领会和研究世界历史，将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打开无比广阔的空间。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提出，就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中国史研究者必须放眼世界，世界史研究者必须胸怀中国；中国史必须与世界史相结合，中国学术必须与世界学术相结合；中国学者必须参与国际学术大循环。唯如此，才能不断丰富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准确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要求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一级教授韩庆祥表示，“第二个结合”的逻辑起点，是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彰显出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深刻认识到，巩固文化主体性，党掌握文化领导权，是我们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的落脚点。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讲席教授丰子义认为，“在‘第二个结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实现“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理论特点上都是关于人的学说，这些相通之处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贯通的通道。
在“相通”的基础上如何进行结合，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教授沈湘平认为，“要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在不断的相互补充和贯通中，造就新的、活的文化生命体，推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人类文明的时代精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郗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对于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意义是双重的，不仅具有认知性意义，还具有生产性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理论，推动中华民族正确理解了自身所处的时代境遇和历史进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生产机制”，引导着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社会建构与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基于人类文明整体进程，提供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密码。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旨归，就是要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心任务和宏伟目标。
探究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关联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认为，“中华文明”是由“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之和。中华文明在具有包容性与和平性的情境下又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始终呈现出一种创新性的“多元一体”格局。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麻国庆认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框架。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过程中，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话语基础。
“只有切实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问题，使其同向而行、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袁红英表示。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认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基础。我们党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张静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呈现出世界现代化普遍性基础上的现代文明共性，也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特殊性基础上的自身文明特色。中国正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朝着整体化、相互联结、规则共享的现代化方向迈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王天夫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与数字技术革命的节奏互相契合。数字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差序格局”相似，使得中国人在理解数字社会构建的社会关系结构时并不陌生，有助于我们认知、理解并适应数字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走向世界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与会专家认为，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总结提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精髓和核心理念，增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表达力，进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表示，“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格局和特色，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增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优越性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注入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孙尚武介绍说，当前，运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赋能文化传播，不仅提高了报道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展了表达边界和呈现方式。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我们开展国际传播的不竭资源，展现中华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需要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推动叙事创新与呈现创新。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表示，推动文物和考古工作“走出去”，已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他建议，当前我国的文化考古力量愈发成熟、强大，应持续加强对我国文物保护援外工程的支持力度，通过联合考古、展览交流、人员培训等方式，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深化中外人文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还要立足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重点在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走向世界，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蕴含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中国理念”广泛走向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新烽提出，推动中非文化交流，应立足探索中非共建现代文明的实践路径展开。他表示，中国一直在平等互惠、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与非洲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真正做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未来，中非双方应继续探讨中非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融合，推动全方位的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共建现代文明，推动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增强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责任感紧迫感，增强文化自信，坚持“两个结合”，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