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关系是传统史学特别关注的历史理论问题，古代史家围绕这一问题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成为传统史学的重要思想遗产。关于这一问题，今人已经从史学的角度给予不少关注。但是，因为古今论涉及的问题较多，很多问题仍需进行深入探讨。
一、古今观念与古今关系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有了古今观念，《周易·系辞下》就曾总结从伏羲、神农到黄帝、尧、舜、禹以来的历史发展及每一个阶段的历史特点，已经有了历史事物从古至今不断演化发展的观念。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这一观念，实际上也蕴含着古今相连、古今变化的思想，反映了孔子一以贯之的考察历史的思维方式。《韩非子·五蠹》将历史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三个阶段，并总结了每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以及人们的作为，同样具有古今历史不断变化的观点。战国诸子对古今关系的论述在在多有，荀子说：“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吕氏春秋》的古今观念更具有代表性：“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此后，历代史学家、思想家都对古今关系发表过看法。陆贾从鉴戒的角度讨论古今关系，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则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王充在《论衡·谢短》中反复讨论古今问题，指出人们要“知今通古”，所谓“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宋代邵雍则从哲理的高度论述了古与今的辩证关系，说：“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间犹旦暮也。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安知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观之也。”明人祝允明指出古今相连，不能分开：“芒芒宇宙，积今成古。古今非两世也，彼曰：无古则曷以成今？予亦曰：无今曷以为古也？前既作之，后乃述焉，非必今之藉乎古也。”不管古人从什么角度看待古今关系，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古与今、今与古紧密相连，古为当时之今，今为后世之古，所强调的是贯通古今思考历史变化。
古人讨论古今问题，有两个方面特别引人瞩目，成为中国人思考古今关系的主导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思维。
一是古今相通。荀子提出“古今一也”，他说：“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又说：“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还说：“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吕氏春秋》也提出“古今一也”，认为察今便可知古，犹如彼我之所以相知，所谓“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宋人叶适虽然认为“古今异时”之论不可废，但他更强调古今不异，“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内外，建国立家，天下之情伪好恶，上之生杀予夺，古与今皆不异也。而独曰‘古今异时，言古则不通于今’，是摒古于今，绝今于古，且使不言古，则无所斟酌，无所变通，一切出于苟简而不可裁制矣”。他进一步从“为治之道”方面申述说：“人无异性，则古今无异时，其所以治之者一而已矣。《诗》《书》所载，皆上古之俗也。其人之好恶、逆顺、哀乐、死生之情，微细出入何以少异于今世？知此理者，尧、舜、汤、武之治可复见于今日。盖其所以为治之道，必有相承而不可废者矣，非各务信其术而自为也。”可见，古今相通强调的是古今联系，古人的嘉言懿行，可以为后人识得，彰显的是古与今在主体精神方面的互为主体性，倡导的是今人对古代事物的感知以及这种感知所体现出来的继承性。
二是古今相异。《韩非子·五蠹》看到历史的阶段性发展，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然后指出“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基于这样的认识，韩非提倡变法。李斯则指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明人张溥说：“古今缅邈，时异势殊。”要求人们注意古今之异，才能举措得当。清人章学诚认为君子不应执古以概今，而应顺乎“理势”而变革，他说：“事有不师于古，而因乎理势之自然，有其举而莫之废者，君子之所其由，而不必执古以概今也。”秦笃辉则直接从制度变革的方面指出今胜于古，他说：“人动谓今不如古，只汉文帝除肉刑一事，今胜于古多矣。”古今相异强调的是古今变化，揭橥的是古与今在客观事实方面的差异，察古识今，必察今之有异于古，倡导的是今人对古代事物的变革。
历史是在联系与变化中由古走到今的。因此，在古今问题上，“是古而非今”和“狃今而病古”都遭受了富有理性的史家的批评。范晔曾对人们“多贵古贱今”的社会现象提出严厉批评。杜佑则指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质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祝允明更明确说：“君子多是古而非今，细人多狃今而病古，吾以为悉缪也。”方以智也说：“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这些都表明古人在古今关系上富有理性色彩。
古人讨论古今问题，以古鉴今、鉴古明今是重要目的。因古今相连，古代的经验教训对今天具有借鉴作用；又因古今相异，那就必须从今天的实际出发变更古法，以适应历史的发展。贾谊把取鉴于“古”、验之于“今”作为国家施政的要务，明确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仲长统认为古之法无用于今，就必须变革，所谓“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杜佑作《通典》，提出“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意图通过总结古人治国的利弊得失，作出变革，用之于今。张居正认为古今异势，便俗为宜，“夫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时宜之，民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陈遇夫认为三代之法可变通而用，所谓“用其善而去其弊，亦可以治天下矣”。古人经常用镜喻表达对鉴古明今的认识，《韩诗外传》云：“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古事者所以知今也。”《史记》云：“据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后汉书·冯异传》也有“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之语。最著名的当然是唐太宗的“以古为镜，所以知兴替”。今天的人们回顾历史，其目的就是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烛照当代政治举措和个人行为，庶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古今论，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着治国安邦的智慧和经验。中国古人将古今看作连续不断发展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同时又认为古今之间因时而变，有损有益，有变有常，这样纵横古今的历史意识，不断形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形成了理性地对待历史、现实与人生的态度。
二、“彰往察来”与“疏通知远”
“彰往察来”和“疏通知远”是古人历史意识的最初表达，不仅意蕴丰厚，而且被后人反复诠释，影响巨大，成为人们考察历史变动，思考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
“彰往察来”出自《周易》，《周易·系辞下》云：“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对“彰往察来”，孔颖达疏云：“往事必载，是彰往也；来事豫占，是察来也。”孔颖达直接将“彰往察来”看作史家记事的重要任务，史家记载往事不使湮灭，人们据以预测未来，亦即彰明过去的事迹，察知未来的变化。《易传》另有“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和“彰往察来”有异曲同工之妙。“藏往”就是掌握历史知识，总结历史经验，“知来”就是预测社会发展，把握未来趋势。唐高祖李渊在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时指出：“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瞿林东先生认为所谓“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正是‘彰往以察来’的另一种说法”。在这里，“往”与“来”，“前古”与“将来”，亦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相连和相通的，贯穿着一个共同的运动法则。与“来”相比，“往”具有特别的意义，“彰往”是“察来”的基础，没有对“往”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就很难知道人类应往何处而“来”。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朱熹将这种方法称为“推类旁通”，属于类推思维，近代史家夏曾佑也赞同朱熹的看法，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根据已知之事及其所包含的公理推知未知之事，这是人类分析判断事物所使用的一个普遍方法，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把握个体命运的有效方法。墨子云：“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即根据过往推知未来，根据明显的事情推知细微的事情。王夫之则进一步指出史书在“彰往察来”中的作用，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史书总结过往，是为了让后人学习，让后人效法前人之“得”，摒弃前人之“失”，推动历史前进。在《周易》中，“履霜，坚冰至”是“彰往察来”这一富有哲理论断的形象化表达。“履霜，坚冰至”告诉人们，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在某种意义上有一致之处，人类应该在事物的萌芽状态，预测到事物的发展与演化，以防止对事物的走向发生误判，从而导致自身深陷历史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先秦时期，与“彰往察来”具有同样影响力的史学观念是“疏通知远”。《礼记·经解》曰：“疏通知远，《书》教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对于“疏通知远”的含义，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解释。宋代叶梦得把“疏通知远”解释为考古验今，所谓“书之记述治乱，要使人考古验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疏通知远”。白寿彝先生把“疏通知远”和历史知识的运用结合起来理解，认为“所谓‘疏通知远’，可以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的想法”。刘家和先生认为“疏通”之“疏”的本义就是“通”，作动词用，相当于“开”，所谓“疏通”也就是“开通”。“知远”的意思不能是只知远古，而必须是通古今，“知远”应当既包括过去之远，又包括未来之远。可见，“疏通知远”是一种把古今贯通起来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
无论是“彰往察来”还是“疏通知远”，其核心的思想就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并运用历史知识思考或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种跨越时空的整体联系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史学史、思想史上非常显著，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及士人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历史意识。
《尚书》屡屡出现以前代历史警示周王的记载。例如《尚书·召诰》记载一段周公的言论，周公上通过去之远，考察了夏殷两代的兴亡，看到夏殷两代因有德而兴，因失德而亡；下通未来之远，要求周王以夏殷为鉴，“敬德恤民”，以保王朝永命。周公还由此提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的疏通知远，实际上就是鉴往而知来。“周公能疏通上下之远，这就是他在《尚书》中遗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或书教。”按照白寿彝先生的研究，先秦诸子都是运用历史知识以“彰往察来”“疏通知远”的高手。孔子对当时历史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提出自己恢复周礼的历史理想；墨子援引史事，批判当时诸国之间的战争，认为历史的前途是兼爱、尚同；商鞅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要根据历史的变化及时变法；孟子根据当时的历史趋向，提出天下定于一，认为历史的前途就是施行王政；荀子结合历史，分析了当时秦国的前途；李斯、韩非也取证于历史素材，为秦及其以后的专制主义提供思想武器。再如，西汉时期的“盐铁会议”，以祖述先秦法家思想的桑弘羊为首的官府代表与尊奉儒家的贤良文学组合的民间代表，围绕盐铁官营政策、对匈奴和战、德治与法治政策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争论双方都把历史知识当作有力武器，以说明自己的观点。桑弘羊等人从上古说到当代，列举史事反复对比，从不同的角度援引史实说明盐铁等官营政策不可废。贤良文学为了驳倒汉武帝以来的政策，同样借助于历史知识作为立论的依据，强调“德治”，否定“法治”。尽管论辩双方在运用历史知识分析现实问题时存在不能审时度势，甚至迂阔而不切实际的现象，但“彰往察来”以“疏通知远”的意识非常强烈。总之，“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联系历史知识而作出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历代都有其例”。这是我们在考察历史意识问题时必须予以关注的。
“彰往察来”和“疏通知远”的思想精髓在于揭示了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关联，内在地显现出人在总结历史与把握未来之间所必须进行的抉择，成为人们观察历史和安置个人与群体命运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一思想在后世不断发展，内化为中国人贯通古今思考历史变化，知古鉴今，把握自身命运的历史意识。
三、“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吸收前代古今观、通变观的优秀因子，将“通古今之变”当作自己考察历史的重要目标，他把古、今、通、变联系在一起，“通古今”的目的是考察历史之“变”，并进而考察导致历史之“变”的因由，借以总结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运动规律，升华了中国古代的古今论。通观整部《史记》，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具有多层次、全方位的特点，涉及从国家到个人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人思考历史变动、看待现实问题、面对人生命运的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分析时势之变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重要方面。顾炎武盛赞司马迁“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可谓深知司马迁者。《史记》由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五体构成，以通变的思想，把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考察，成就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史，气魄之宏大，前无古人。十二本纪以纪年的方式，反映了从人文初祖黄帝至汉武帝时期2300余年的朝代变迁和帝王相承的大势；十表则以世、年、月的方式，囊括三代至汉代的史事，以时代变革为标准，将古今贯通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至春秋、战国、秦楚之际及汉代四个阶段，努力呈现各个历史阶段的时势发展与变迁，并在各表的序中剖析各个历史阶段的历史大势和承递变迁。对此，白寿彝先生曾指出：“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体现这一要求的。司马迁每写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封侯建国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皇权专制。”司马迁打通古今，从时势之变中把握历史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他的通变精神。
讨论兴亡之变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主要用意。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兴亡屡见不鲜，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揭示王朝兴亡的因由。《史记》中详细记载了夏、商、周和秦、汉的兴亡，并揭示了兴亡的原因。他认为禹、汤、文、武是德治之君，故而以兴。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等是昏暴之君，因此以亡。《史记·夏本纪》云：“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商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所谓“虞夏之兴”“汤武之王”，皆因修仁行义，“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而桀、纣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本”者，仁义也。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行仁义者兴，暴虐者亡，这是司马迁对兴亡之变原因的理论总结。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总结秦亡原因，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始皇以强力得天下，但不知变通，任法不任仁，一味暴虐专政，致使陈涉揭竿而起，摧枯拉朽，二世而亡。司马迁通过《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的叙事，表达了对贾谊秦之兴亡论的赞同。
考察盛衰之变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核心内容。司马迁作《史记》，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他写历史，大到一个时代，一个王朝，小到一个人物，都考其终始，察其盛衰变化。他作《十二诸侯年表》，是因为“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记；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他写《殷本纪》，叙述自帝雍已到纣王的历史发展，描绘了殷商兴、衰、复兴、复衰、复兴、衰、益衰、亡的不断变动过程。他写《李斯列传》，描绘了李斯这个“上蔡布衣”沦落、发迹到助纣为虐、终至身败的过程，指出“物极则衰”。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盛衰变化有一个“渐”的过程，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周易》中的话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他在《史记》中自觉指出历史由渐变到突变的进化规律。《殷本纪》写商汤伐夏，先居亳，后征葛伯，伐昆吾，最后灭夏，势力渐大，是渐进的。《周本纪》记周代殷，周先民在公刘、古公亶父的率领下，逐渐强大，接着伐犬戎，讨密须，败耆国，征崇侯虎等，最后定都丰邑，更加强大。武王九年，诸侯皆曰伐纣，武王认为时机不成熟，又过二年，时机成熟了，才最后灭殷建国。周之伐殷，是渐变到突变的结果。没有长期的渐变，就没有一朝一夕的突变。对于历史盛衰之变的原因，司马迁也进行了分析。他一方面认为“变所从来，亦多故矣”，指出引起盛衰变化的具体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致变因素；另一方面又上升到比较抽象的高度，指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认为历史变化是“相激”，亦即斗争的结果。从具体的方面讲，司马迁已清楚地认识到导致历史盛衰之变的众多原因，如经济、人事等。从抽象的方面讲，司马迁已觉察到历史是在矛盾中变化的。司马迁吸取《周易》“通变”思想的精华，用以分析历史变动，具体而深刻。
探究穷达之变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重要内容。历史不外乎是人的活动，司马迁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当然对人的穷达之变特别留意。人类历史风云变幻，波诡云谲，有多少王侯将相由达而穷，隐入尘烟，又有多少出身低贱者否极泰来，青云直上。司马迁借陈胜之口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意义深远。从《史记》中我们看到，陈涉与人庸耕，却在秦末历史巨变中做了王；刘邦不过是个泗水亭长，却机缘巧合地做了皇帝。其他如商鞅、苏秦、张仪、范雎、蔡泽、蔺相如、李斯、张耳、陈余、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公孙弘等人，皆为由穷而达之典型，而六国贵族无不由达而穷，沉入历史的深渊。通过探究汉初历史人物的穷达之变，司马迁揭示了两点，引人深思：一是时代激变，把握时代机遇，方显英雄本色；二是个体的才能和努力。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人或穷或达的命运并不相同，如能力不济，或有才而不奋起，都将一事无成。司马迁对那些“不令己失时”，穷则思变，勇于进取，“立功名于天下”的历史人物，都作了肯定和赞扬。
司马迁对时势、兴亡、盛衰、穷达之变的思考，从整体到个体，从一般到特殊，涉及社会、王朝、个人诸多方面，共同构成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核心内容，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辨正性的特点，有着超越表象世界而直透历史本质的内在深刻性。
“通古今之变”强调的是以整体联系的“通识”眼光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探求社会历史的事理法则。围绕“通古今之变”这一主题，古代史家提出了始终、往来、盛衰、损益、变通、理乱、得失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系统的有关古今问题的理论认识。司马迁作《史记》，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终始古今，深观时变”，“述往事，思来者”，“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杜佑作《通典》，“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斟酌理乱，详览古今”。司马光认为“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其作《通鉴》，乃“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他们都自觉地贯通古今来看待历史，将历史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用联系的眼光考察古今变化，在古今变化中思索治乱安危存亡之道。
由于认识到“通古今之变”的重要性，就连断代为史的史家也强调“通古今”。班固撰《汉书》，曾自述“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函雅故，通古今”。荀悦著《汉纪》，要“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袁宏作《后汉纪》，也申明“通古今而笃名教”。如此等等，都在“断代为史”时提到“通古今”。尽管“断代为史”的“通古今”是要在古今对比中树立王朝正统，凸显王朝历史地位，与“通史”把历史当作一个因革变通的不断延续的过程，在历史的长时段里总结历史盛衰，探寻“成败兴坏之理”不同，但于断代之中能蕴含“通古今”之意，足见“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影响力。而事实上，不少断代史的优秀之作都能做到“通古今”，如《汉书》八表、十志就有着“扬榷古今”“正其终始”的特点。而元修宋、辽、金三史，其论赞中则明显运用了“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方法，贯通古今发表对历史的评论，显示了元人的一体观念和进步的民族观。
四、传统史学古今论的特征
从“古今一体”“古今相异”，到“彰往察来”“疏通知远”，再到“通古今之变”，古代史家在古今关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认识，从不同方面丰富了这一理论，彰显了传统史学的民族性特点。
其一，古今之变与政治变革密切相连。综观中国古代的古今关系的讨论，我们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凡是历史变革的重要时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就特别热烈。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之际、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际、明清之际，以及历朝历代变法改革的时期，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居今识古”，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认识当下，以便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寻求社会变革的方案，由历史而现实，把握王朝治乱的根本。古人讨论古今关系，并非纯粹哲理的思辨，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恰如学者们所指出的：“每当中国历史出现大变动，就会出现精思‘古今之变’的史家与史著，站在时代的前列，用过往的形成解释社会现实及其变化方向，并就此提出治理天下的‘一家之言’，力图引导现实的发展方向。”
其二，古今论的理论核心是“通”和“变”。古代史家讨论古今关系，是要贯通古今思考历史的变化，强调“通”与“变”。古代史家反对“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他们研究或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一般都会通观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将历史、现实和未来联系起来，将事物置于长时段中考察，而不是拘泥或局限于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所谓“疏通知远而不诬”，“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等等。所表达的都是在通观古今历史变化的基础上探寻历史发展的过程，考察当下的历史变化，推知未来的走向。王夫之还把这种重通的思想与经国济民联系在一起，引申为“通识”，他说：“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这种由通观历史始终来把握社会发展方向从而兴利除弊的思想，体现的是古人历史意识中纵览古今，集铸过去、现在、未来于一体的博大胸怀。一句话，“通”是为了将古今打通，思考历史的“会通因仍之道”，进而寻求“变通弛张之故”。
在他们眼里，“通”与“变”是一对孪生子，言“通”者必言“变”。《周易》把穷、变、通、久联系起来认识“变”的意义，《周易·系辞》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直接陶铸了中国古代史家思考历史变化的方式。司马迁高扬“通古今之变”，后世遵循者众多。仲长统提出“古有其迹”而“用于今无其功者”，就必须变革。郑樵所谓“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陈亮在总结了古今历史的忠、质、文变化后，认为“变焉而迭相救”，指出周知变以兴，秦不知变而亡，并说：“汉高惩秦人烦苛之弊，是故变之以宽仁；孝宣惩武帝虚伪之弊，是故变之以总核；光武惩韩彭之弊，是故变之以不任功臣。此皆其善变焉者也。”如此等等，都将古、今、通、变相联系。在他们看来，“通古今”是为了考察其“变”，只有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不断变通，才能走出历史制造的怪圈。
其三，古今论的落脚点在“今”。“通古今”重在对现实的关注，“稽古”是为了“随时”，“师古”是为了“用今”。荀悦作《汉纪》，其“通古今”的落脚点就是“今”，所谓“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者之常训，典籍之渊林”。曾巩指出，古代的历史经验，必须“因今之器，顺今之变以行之，归之乎不失其所为之本，不务其末而已”。“因今之器，顺今之变”的落脚点都在“今”上。李翰明确指出《通典》之作“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而杜佑更明确说撰述的立足点就在当下，所谓“将施有政，用乂邦家”，“往昔是非，可为今来龟鉴”。乾隆皇帝为重刻《通典》作序，也说“《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为国家者，立纲陈纪，斟酌古今，将期与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则是书实考镜所必资，岂以供博览而已哉！”斟酌古今不是“供博览”，而是“考镜所必资”，为现实服务。刘知幾对“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的史著提出批评，章学诚对“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的思想进行批判，强调的都是在古今关系问题上，“稽古”的目的在于“用今”，“稽古”必须“用今”。
其四，古今论的核心诉求是“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基础上，提出“承敝易变，使民不倦”的思想。在司马迁看来，考察古今之变是为了后人“承敝易变”，而“承敝易变”是为了“使民不倦”。司马迁的这一思想是对《周易》“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周易》认为变革是为了有利于民，《革·彖》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史记》进一步把这一思想与古今之变联系起来，在《史记·平准书》中说：“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司马迁指出“夏之政忠”“殷之政敬”“周之政文”，殷人以“敬”变夏人之“忠”，周人以“文”变殷人之“敬”，“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认为，夏、商、周之变，最终都是“使民（人）不倦”。“使民不倦”是“通古今之变”的最终目的，也是变通成功的关键因素。司马迁的这一思想被后代史家继承下来，比如黄宗羲在考察中国历史自古及今的变化时，思考的着眼点就是万民。他认为中国历史有两大变局，秦汉为一变，蒙元为一变，愈变对老百姓的盘剥愈严重，所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这样的变化是黄宗羲所痛恨的，由此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总之，中国古代史家在讨论古今问题时，“古今”“通变”“鉴戒”的思想均贯穿始终。他们将过往与未来联系在一起，贯通古今思考历史，通过对历史变化的总结，以史为鉴，预测未来社会的演变趋势，明察未来社会的发展动向，彰显的是明确而深沉的历史意识。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育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