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共同祖先，其先民在先秦时期就以丁零之名见诸史册，至7世纪时更以一个独立的、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出现于历史舞台，此后便一直活跃在我国蒙古高原和西北地区。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回鹘人形成了兼具草原型文化和农业文化的独特文化特质，这不仅使其自身具有兼容并包的特点，善于吸收外来各种文化，而且，自宋至元，回鹘人长期充当着汉文化向北方民族传递的中介，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对汉文化的接受，无不受惠于回鹘人，所以说，回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回鹘文化长期以来似乎并未受到中原历代文人的格外垂爱，相关记载绝少。而能够较多反映回鹘文化现象的资料，又大多是用回鹘文撰写的。故解读回鹘文献，进而探讨其文化学意义，就成了回鹘文化研究者面临的首要任务。近读杨富学博士《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一书，深感这是一部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的著作。该书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回鹘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以探讨古代回鹘文化之旧貌与发展历程，无疑对回鹘学、敦煌吐鲁番学与民族文献学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作为一名文献古籍整理研究者，读此书颇有几分开“天眼”之感，受益良多，故不揣谫陋，冒昧撰此小文略述心得，以求同好关注这一学术新馔。作为回鹘文的外行，难免会说外行话，恳请杨先生及读者鉴谅并不吝赐教。
一
在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总是那些具有开创性或总结性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至少对开拓人们的学术视野富有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不失为回鹘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谈起回鹘文化，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历史上负有盛名的回鹘文，因为，用这种文字书写的为数众多的古代文献正是研究回鹘文化最基本而且最可靠的史料。如所周知，回鹘文初创于漠北回鹘汗国时代（744～840），由于当时使用范围有限，故存留至今的文献甚为稀少。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大多西迁至河西走廊、西域及中亚诸地，先后建立了高昌回鹘、甘州回鹘、沙州回鹘和喀喇汗王朝。回鹘文也随之西渐，并以回鹘人占据丝绸之路冲要的优越条件，影响迅速扩大，在宋元时代发展成为东起河西走廊，西抵中亚诸地的通用文字之一。遗憾的是，随着文化的演进和宗教的变迁，佛教氛围下繁荣兴盛的回鹘文逐步为来自西亚的代表着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文字所取代，自15世纪以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不为人知的“死文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等地考古研究工作的展开，大批回鹘文古文献得以重新面世，国内外学界对回鹘文文献的研究蔚然成风，并形成了一门崭新的国际性学科——回鹘学。国内外前辈学者，如苏俄的拉德洛夫(W. Radloff)、德国的缪勒(F. W. K. Müller)、葛玛丽(A. von Gabain)、茨默（P. Zieme）、法国的哈密顿(J. Hamilton)、日本学者羽田亨、山田信夫和国内著名回鹘文专家冯家昇、耿世民等都投身其中，发表了多种论著，刊布了众多文献，为回鹘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文学、书法、医学、天文、历法、宗教、印刷术等）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刊布文献本身就是研究回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必须看到，由于回鹘语文献的研究者绝大多数都是语言学家，不管中国、日本、土耳其，还是欧美各国，情况都相差无几。这一状况势必会对回鹘文化的系统研究造成影响，以致百余年来回鹘语文献研究的人员虽多，成果也不少，但大都局限于文献的刊布与语言学探讨，以这些文献为依据来专题论述回鹘文化者寥若晨星，更说不上系统的研究著作了。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一书的破土而出，打破了以往仅就回鹘文化的某一侧面进行研究的局面。该书通过对数以万计的回鹘文文献的系统整理，结合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史籍的记载，并广泛采用考古资料，系统、全面、深入地对古代回鹘人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学成就、科学技术以及回鹘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填补空白之处甚多，成就超迈前人。可以说，从最初对回鹘文献的整理、刊布，到对回鹘文化某一方面的研究，再到全面系统地论说回鹘文化，百余年来的研究是逐步深入的。而《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正是全面系统论说回鹘文化的代表作。该书的出版，也是作者多年研究心血的结晶。作者长期致力于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梵文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古代历史文化与宗教问题的研究，收获颇丰，先后独立或与人合作出版了《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出版）、《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等有关回鹘文献和回鹘文化的专著，均极见功力，颇多创新。《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一书，实际上是他多年从事这一研究的既具有创新、又具有总结意义的著作。
二
一部学术著作价值的大小，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课题的前瞻性、内容的创新、资料的丰富、新资料的运用以及作者的识力等，都可能决定一部著作的水准。从这几个方面看，《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无疑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著作。
我们先看一下该书的基本内容，然后再讨论其价值所在。该书约46万字，除序言、绪论、附录、缩略语表、主要参考文献与后记外，主干内容共分三篇，上篇概述了回鹘语文献的发现、收藏与研究、刊布状况。中篇是全文的核心，重点研究了回鹘语文、宗教、文学和科学技术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根据西域、敦煌诸地发现的文献和碑刻，证明历史上回鹘人曾使用过回鹘文、摩尼文、汉文、突厥卢尼文、粟特文，乃至吐蕃文、婆罗迷文、叙利亚文等多种文字，其文字的演变往往与宗教的传播与兴衰关系密切，回鹘语文对契丹文、蒙古文的形成都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并间接影响到满文与锡伯文的创制。第二章论述了前伊斯兰时代回鹘的宗教信仰及其演变。大凡在丝绸之路上流行过的宗教，如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祆教、道教等，都在回鹘中都有所传播，对回鹘文化的发展也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尤以佛教和摩尼教最甚。第三章将回鹘文学划分为翻译文学、宗教文学、戏曲、民间文学及文人创作等几个方面，并逐一进行了论述。第四章对古代回鹘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学、历法、印刷术及医学进行了探讨，指出回鹘的天文历法具有民族特色，同时也曾受到汉、印度、波斯等多种文化的交互影响；回鹘的印刷业发达，与西夏人一样是木活字的真正发明者和最早使用者等等。下篇论述了回鹘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指出汉文化对回鹘曾产生过全方位的影响。除汉文化外，吐蕃文化与回鹘文化也互有影响。与汉文化相比，回鹘文化兼具农耕与草原文化的二重特性，更容易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接受，故党项、契丹、女真及蒙古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回鹘文化的影响。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该书涉猎广泛，其系统性不言而喻。就笔者的体会，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填补空白之处甚多。比如，回鹘的宗教信仰一直是回鹘研究者所密切关注的，然而人们多注重对回鹘佛教和摩尼教的探研，对萨满教、景教亦略有涉及，但对回鹘信奉祆教、道教一事，一般都付之阙如。该书辟出专节，利用汉、回鹘、阿拉伯、波斯等文献记载，爬梳剔抉，阐幽发微，专门探讨祆教、道教在回鹘中传播的情况，补上了回鹘宗教研究的空缺。再如，书中在讨论回鹘文学时，非常关注佛教、摩尼教及景教的影响，这是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书中通过对回鹘文化遗物、各种文献资料的钩稽，对回鹘天文学、历法、印刷术、医学成就进行了细致考索，发前人未发之覆，所得结论令人信服。还有，书中下篇对回鹘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是填补空白之作。尤其是对回鹘与吐蕃、契丹、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的交互影响的分析与探索，细致入微，所得出的“与汉文化相比，回鹘文化更容易为北方民族所接受”的结论，更是不易之论。如此等等，不能一一列举。此外，有些篇章虽非作者第一次研究，但都不乏新史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运用，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卓尔不群，富有开拓与启迪意义。
其二，资料占有极其丰富，熔多种语言文字资料、考古资料于一炉，成就自身一家之言。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具有熟练运用多种语言文字的能力，这就为他在这一领域取得骄人成就准备了工具条件。作者多年来辛勤收集、研习、整理回鹘文材料，极为熟悉几乎全部这方面的资料，功力深厚。不唯如此，作者还具有很强的解读汉文史料和考古资料的能力。在回鹘研究中，对汉文古文献不重视、不熟悉、利用率低，是国内外探讨回鹘语文的通病。而本书作者却对汉文史料和考古资料进行了广泛搜求和深入挖掘、利用，证之于古回鹘文史料记载，有诸多新发现。如对回鹘佛教，尤其是禅宗、天台宗、五台山崇拜、文殊信仰等的研究，深入而系统，令人耳目一新。诸如此类的创新之处，书中尚有许多。
研究回鹘文化，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大多数回鹘文献都已流失国外，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以德、英、法、俄、日、土耳其、匈牙利等各种外文刊行，如果外文能力不及，是无法问津这一领域的。作者恰恰在这方面能力突出，既有研究回鹘文字的能力，又可阅读多种外语原著，故而有条件全面利用各种文献。该书资料搜求极为丰富、全面，大凡用汉、德、英、法、日、俄、土耳其，乃至朝鲜、匈牙利、维吾尔诸文字刊布的文献均搜罗几尽，还使用了少量至今尚未刊布的文献。究源探本，括举无遗，乃此前所无。我国回鹘文研究巨擘耿世民先生称赞该书是“深入系统而又不同凡响的论著”(见该书序)，根据就在于此。
其三，将死文字材料变成活生生的历史研究资料，把各种学科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开风气之先。我们知道，回鹘基本上没有传世文献，今天所见差不多全是地下出土品，世界上很少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像回鹘这样多地受惠于地下考古资料。过去的研究，多倾向于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回鹘文死文字材料的解读、译释与语言学探讨，未能就这些文献所反映的回鹘历史、文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该书打破这一既定研究程式，通过对那些已成零篇断简的古代回鹘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点石成金，将那些孤零零的死文字材料利用起来，使之变成鲜活的历史研究资料，极大地补充了史书记载的空缺。再者，作者在新疆、甘肃、印度等地长期生活与学习，耳濡目染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习俗，再加上有着扎实的敦煌吐鲁番学基本功训练，故而知识面相当宽广，举凡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考古学等，无不涉猎，并在书中充分利用，很多别人不敢置喙的领域，他都能进行研究。该书将回鹘文化置于西北这个广大的民族文化群体的架构中进行探讨，将各个学科融为一体，这种兼具诸多学科优势的研究，是大多数人所难以具备的。
三
如果我们把《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放在20世纪历史文献学发展的长河中来看，它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在回鹘研究领域，而是更为广大，它不仅继承了20世纪文献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运用了常人想用而无力运用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富有启示。
早在20世纪上半叶，王国维就利用地下实物资料和传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来研究历史，陈寅恪先生将其方法归结为三句话，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由于对“地下之实物”、“异族之故书”、“外来之观念”的重视和利用，遂使得20世纪的中国历史研究比之以前产生了质的飞跃，“足以扭转一时之风气”，开后来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之新风。陈寅恪先生更是在民族文献的比勘方面成就卓著，他有着深厚的语言学功底，特别是东方古代语言学的特长，这就使得他的研究富有世界眼光。据统计，陈先生在西北史地研究中涉及的有关文字材料就有梵文、突厥文、西夏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维吾尔文、波斯文、日文、英文、德文等十数种，他利用比较语言方法来研究历史，近世以来，无出其右者。这些方法，皆因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和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而产生。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兼采异国之文献与本国之文献进行比勘，这些方法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时至今日，由于种种原因，象王国维、陈寅恪这样地上地下、古典今典、中国外国等文献资料皆可为我所用的学者已寥寥无几，后起之秀更是要等待来日。这里，我们欣喜地发现，《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赓续了王、陈学会溯研究的精神与方法。书中大量运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与各种不同文字的文献资料，以之论证回鹘文化的诸多方面问题，其间例证，不胜枚举，读者诸君看书便知。下面我们就该书中语言与历史的互证、历史与民族学、民俗学的互证来谈点看法。
在该书下篇《回鹘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中，作者谈到回鹘的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即是通过居庸关回鹘文石刻《建塔功德记》中的uday一词而引出的。原刊布者将uday错误地理解为梵语udaya的借词，本书作者则通过对佛教历史与汉文记载的考察，指出uday一词与偈语“智慧大王”关系密切，而在佛教万神殿中，文殊菩萨是般若智慧的化身，居印度东北方之“清凉山”，其地被附会为中国之五台山，于是形成了以五台崇拜和文殊信仰结合为核心的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因此，uday一词与“五台”有密切联系。接着，作者从音韵学角度分指出所谓的uday实际上就是汉语“五台”的音转。此说看起来是小问题，但意义很大，因为这一发现有力地证实了中原汉人的五台山信仰已扎根于回鹘之中，体现了汉文化对周边民族的深刻影响。还有，作者在探讨回鹘职官制度对契丹的影响时，也使用语言与历史互证的方法，指出契丹的很多官号都与突厥——回鹘相通，诸如可敦、夷离堇、惕隐、于越、达剌干、夷离毕、详稳、挞林、梅里等等都是如此。可以说，没有语言学的功底和历史学的修养，这样的内在联系是很难看出来的。
西北古代民族历史文化是一门非常复杂、艰涩的学问，没有多方面的学术修养是无法胜任的。就回鹘文文献来说，经过数百年的地下埋藏，更兼出于宗教的偏见，在埋藏前即已遭到人为的破坏，多被扯成碎片。对这些文献的甄别、拼合与研究，没有敦煌学的基本功与文献学的素养，是很难做好的。在这方面，该书做得相当成功。此外，还大量使用了历史与民俗学、民族学互证的方法，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书中论回鹘萨满教一节、契丹族源传说一节，均是运用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多种方法互证而完成的，作者通过这些方法，在史书记载极端匮乏的情况下，透过点点滴滴的现象以捕捉历史的影子，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西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质言之，在学术研究日益世界化的今天，作者承继学术大师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不仅充分运用地上、地下历史资料，发挥“二重证据法”的长处，而且以回鹘语文与历史互证，融摄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的多种研究方法，独树一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是应该充分给以肯定的。
附带说一句，由于回鹘文献印刷极为困难，故过去出版的相关书籍错误百出，成了“无错不成书”的典型。反观此书，却很难发现这样的问题，基本看不到印刷错误（也可能是笔者能力所囿，未鉴别出来），自然可为学界提供可以信赖的文献材料。从文献学角度说，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是极为必要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
《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一书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回鹘研究史上自应有的它重要的地位。然而，毋庸讳言，该书也有很多尚待进一步完善之处。
如所周知，今天存世的回鹘文献数量虽不少，但毕竟是劫后余孤，与回鹘文流行时代的文献相比，只是沧海一粟。让人尤感困难的是，西域、敦煌诸地的回鹘人，文化虽然相当发达，但无任何形式的编年史留存，以至于迄今无法建立起回鹘诸政权的王统世系，给回鹘文化史，尤其是回鹘文献的编年问题带来极大困难。今天所见的回鹘文献，大都是零篇断简，有的可以释读，有的就很难，至今得到刊布的还不及文献总数的一半，全面刊布、利用这些文献，尚待时日。由于历史的原因，回鹘文献今天只有少量庋藏于我国，大部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横遭外人窃掠，至今散藏于德、法、英、日、俄等十多个国家，有的已为人知，也有的至今仍被束之高阁，而已刊文献是根本不可能全面反映回鹘文化原貌的。这一状况在该书中有着明显的反映。其一，书中利用的回鹘文献很多，但这些文献大多年代不明（绝大多数回鹘文文献都以十二生肖纪年，周期甚短，难以确定具体年代）。由是而导致回鹘文化发展的历史线索不够明晰。很多问题，我们只知其时属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但高昌回鹘自9世纪中叶建立至13世纪末期灭亡，历时数百年，没有一定的时间坐标，就显得脉络不清。其二，以文献多寡设立章节，无法对回鹘文化进行面面俱到的探讨。文献多的，篇幅就大，如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作品；文献少的就仅占很少的篇幅，如天文学；没有文献的就完全付之阙如了，如全书只字未提回鹘之哲学、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就是明显的例子。其三，有些尽管设立了专节，但内容极不完备，如天文学，内容本应是很丰富的，但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献中得到的信息主要局限于二十八宿，所以，书中所谓的天文学，单二十八宿就占了绝大多数篇幅。医学方面，从文献中得到反映的实际上仅限于古代回鹘人很简单的诊断、施治方法，对古代维吾尔药物反映较多，而对其它方面的内容基本没有涉及。诸如此类问题的存在，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全书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当然，这样的缺陷不能完全归罪于作者，作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前言中做了交代。我们欣赏这种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实事求是态度，之所以要指出其存在的缺陷，主旨在于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更有价值的与回鹘文化有关的文献得到研究与刊布，以填补我们知识的空白与缺漏。
另外，书中涉及的课题，有一半左右，都是作者第一次进行研究，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如在中篇之《萨满教》一节中，大量篇幅论及回鹘的巫术。诚然，巫术是萨满教之重要内容，但道教也是重视巫术的，佛教其实也常与巫术结缘，祆教拜火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回鹘之巫术，到底应如何看待，恐怕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再如，回鹘西迁后，受当地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并在9至15世纪间创建了辉煌灿烂的佛教文明。但15世纪以后，回鹘人却放弃佛教，全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何以有如此巨大的转变？书中虽有论及，但显得捉襟见肘，读之颇有意犹未尽之感。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纠谬补缺的任务还很重，此非一人之力可以胜任，需要很多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总之，杨富学著《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是一部富有开拓意义的学术专著。作者通过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回鹘文古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以回鹘文化这条主线将之贯串起来，化腐朽为神奇，使死亡数百年的古文字材料变活了，成为活生生的历史文献素材，大大扩充了西域历史文化的史料库，值得引起借鉴与高度重视。透过该书可以想见，敦煌、吐鲁番所蕴藏的数量巨多的各种少数民族古文献如都能得到系统地整理、研究与刊布，必将成为我们研究西北，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史料渊薮，意义无疑是至为巨大的。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5期，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