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记：
大疫解禁，内外通畅。“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2023年暑期再度启航。锵锵三人行，已经变成二十人之众。我们选择了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开始在城乡中国间游走“双城记”和“多村记”。暑热之中一路走来，无论是城中村、村中城、叠加态、枚举法、净是土、含绿量，还是诗意栖居、艺术乡建、双向奔赴、弱鸟先飞、千万工程、四民村庄……白天看，晚上聊，火花四溅、思想激荡。乡村就是如此丰富多彩，让我们多院校、跨学科的风云际会，变成一场文化盛宴，一次认知革命。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在2018、2019、2022之后，又有了第四篇。礼失，求诸于野；学失，求诸于野。我们进而研究，种失，同样求诸于野。不仅是万物的种子来源于乡野，思想的种子，也在乡村游学中发芽生长。我们的思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城中村、村中城与数字乡村时代的叠加态
2022年3-4月，国家乡村振兴局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批示下，组织研究农村现代化生活标准。我两次受邀参与决策咨询会议，提交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的特征与指标》的政策建议。建议书提到浙江的“千万工程”，提到各类回乡人群带来“村中城”现象。这份政策建议得到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的肯定性批示。如今想来，应当将这些对现代生活、数字乡村的思考，将这幅由“城中村”到“村中城”的图景，从国家到地区，到人群，从各层面展示出来，以发现由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趋势。
当时政策报告的千字全文如下：
一、特征描述的穷举法，应改为枚举法
一周前我们参与国家乡村振兴局政策讨论，当时已初步形成如下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二十字内容、九句话特征”的概括：
二十字：水电路气房，网讯厕暖商，医教老邮村，产就文貌场。
九句话：水路电暖敞亮，网络邮递通畅，屋内冬暖夏凉，厨卫洁净舒畅，村兴政通业旺，人居环境美洁，老幼就近宜养，医便路捷讯通，文娱运动书香。
这一描述具有明显的穷举法特征，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但事实上我们无法穷尽农村生活“这头大象”的所有特征。需要改为枚举法，“解剖一只麻雀”，“看清一头大象”。抓住主要特征和核心要求，“抓大放小”，精准施策。
二、对具体内容和量化标准之枚举法建议
枚举法思维下，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指标为重点，突出代表性，坚持少而精，从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三个维度，选出农村现代生活条件必备的基准指标，形成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指标体系，作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底线目标和考核依据，可以达到过去精准扶贫中“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那样的清晰目标。
为此建议：
1.聚焦要实。聚焦四五个点，焦距就不准了。建议只聚焦“现代生活基本条件”，由此一分为三（两硬一软）。力争做到“村村通、户户有、人人享”。
2.基础设施“五通”，主要是“村村通”：水路电递网，还可以论证一些基本条件，如：“气、车、暖、能、消防”等，合理归类。
3.人居环境“五有”，主要是“户户有”：现有的厕污垃房貌，可以聚焦到“户户有”的考核尺度（例见第5条）。
4.公共服务“四个好”，改为“五享”，主要是“人人享”：“娱教医老场”这五个“人人享”。需要加入科普、文教、体育（如科技文化、篮球足球乒乓球等场馆服务，还有村史村志村歌村晚广场舞），不仅照顾“一老一小”的保守型需求，还应重点考虑女性和年轻人的振兴性需求。乡村科教文化服务能留住和吸引人才，才能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现代化。
5.参考与对标对象：国际经验重点对标资源和文化条件接近的日韩和台湾地区，欧美仅作参考。国内经验可以找准对标地区，如以人居环境改善为主的浙江三阶段的“千万工程”（200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时开启），江苏“强富美高”目标下的“四治理四提升”。村庄对标可考虑一些典型村庄。如浙江数字化建设中“数字乡村一张图”的“智慧治理”，陕西咸阳袁家村“逆向三产融合”的产业兴旺，河南信阳郝堂塘村厕污垃分散式处理等。返乡人群出现后，由“城中村”到“村中城”，凸显乡村特色、多种功能、多元价值。
“村村通、户户有、人人享”，现代生活有希望。
提交时，我作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带着研究团队一同建议推动“村村通、户户有、人人享”的现代乡村生活，看到“村中城”的可能性。可以说，2018-2023年我们组织的数次“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跨学科活动，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标准。
关于由“城中村”到“村中城”，也是在城乡之间不断游走中发现的。2022年8月在重庆仙女山开农工党中央第四届绿色发展实践论坛时，置身于山下40度高温蒸煮，山上却是25度凉爽适宜的微风仙谷中，和西南大学的潘家恩等一同讨论城乡中国背景下由“城中村”到“村中城”，和市民自发的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前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知青下乡运动，以《朝阳沟》和邢燕子为代表；60年代末文革时期的知青插队和农场劳动；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小乱避城，大乱避乡，重庆市民们每年要有两三个月时间，上山下乡，消夏避暑。无论人大人小，事大事小，钱多钱少，暑热难耐，城里人都来避乡，俨然在乡村里包裹着一座座小城市。
这让人不由得由“城中村”，联想到“村中城”，联想到新上山下乡运动。
关于“城中村”（Urban Villages），已有不少基于珠三角、长三角工业化和城镇化经验做出的研究。比如李培林先生在其富有影响力的《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一文中，研究了广州“城中村”的一种典型类型，“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并由此探讨了“村落单位制”到“村落公司制”的转变，讨论城乡二元混合体的共生、共有和分红问题。在“城中村”村落特征中，他分析了城乡差异的三个体制因素：一是土地制度差异。城市土地产权归国家所有，村落土地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可以征用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农用地，但难以征用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故此，“城中村”嵌入市区的住宅用地和部分村集体房产用地，至今还是归村集体所有，这奠定了城中村管理与分配的制度基础。二是社会管理制度差异。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管理，管理费用财政承担，而村落社区则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管理费用由村集体承担，由此形成“村落单位制”。三是与土地制度和社会管理相联系的“村籍”制度。“城中村”的原村民虽然已转为城市户籍，但他们仍保留“村籍”，每年分红，数额巨大，使得“村籍”比“户籍”重要得多，他们宁可为“村民”而不愿为“市民”，形成了一种以按股分红为特征的“村落公司制”。
关于“村中城”（The City in the Villages），有过不同版本的国内外表述。按照发展阶段和原因，我们大体可以看到有三个版本的“村中城”。第一个版本，是乡村工业化推动的“村中城”。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农村地区率先推进乡村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各类乡镇企业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等形式，吸收解决了大量洗脚上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乡村都市化。大规模制造业的集群式发展和集聚区建设，突破了城乡二元差别，推动了城乡延绵、城市连片集中的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圈的形成和成熟，成为第一个版本的“村中城”，体现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第二个版本，是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联合推动的“村中城”。改革开放中后期，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不少乡村，出现不完全的都市化，即产业结构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但人口与产业的空间转移与集聚未能完成，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改革开放初期就地城镇化的地区，除了演变成被城包围的村（彻底的“村改居”）和城市近郊的“城中村”（有限的“村改居”）外，还有一大批地处大城市远郊地带及城市连接地带被“村”包围的“城”。当时的珠三角，很多村落内或邻近村落间围绕特定市场和产业自发形成了“城”，由此构成众多的“村”包围散落的“城”的空间格局。由于产业中心转移，又未能纳入城镇化的规划，这些“村中城”地处偏远，在政策和规划上很难被纳入城市中心，由此长期处于“村中城”状态。这种“村中城”由于地处城市郊区，就业出行方便，逐步发展成外来人口聚居区，经济繁荣，生活条件配套较差，管理治理难度大，这是第二个版本的“村中城”，属于“半城市化”状态下的农村包围城市。总的来说，这两类“村中城”，实际上如“城中村”一般，是不完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的，主要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第三个版本，则更为普遍，散落在各个乡村，是以建筑风格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为特征的“村中城”。目前大多数中国乡村，伴随城市务工经历和财富积累，模仿城市生活方式，自下而上自发建设城市类型建筑风格的情况，十分普遍。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种星罗棋布的城乡建筑交杂，极大改变了乡村的传统聚落形态。在国际上，也有韩国、印度等“村中城”运动的分析研究。近些年我们在四川、重庆、福建、浙江等地的乡村，看到一场民间自发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少市民下乡参与乡村生产生活，带来了新形态的“村中城”，以市民下乡带来现代生活，又主动融入乡村环境为特征。比如在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的此次跨学科观察中，我们看到屏南的四坪村、龙潭村新老村民虽然混居在一个村庄，却井然有序。靠路而居，是老村民新聚落的一大特色，建筑风格常常是城市化的，显示老村民的内心是向外的，向往城市和市场经济。靠水而居，则是新村民老聚落的一大特色，建筑外观和内在装饰常常是农耕的传统的，显示新村民的内心是向内的，向往乡土和乡村生活。如果对照李培林先生“城中村”村落特征的三个体制因素，我们可以对应提出“村中城”的三个体制因素，外加一个背景。一是产权明晰促流转。不同于“城中村”，大部分乡村农用地和宅基地仍归村集体所有，但农户有经营权和租赁权，在“一户多宅”的情况下出租宅基地给新村民，即使是“一户一宅”，大量闲置的农宅也可以拿来流转，只要签订了相应的明晰产权关系的合同，新村民就可以进入这些已经沦为空心村的村庄，参与村庄生产和经营。二是市场完善促交易。有了供给者和需求者可以竞价交易的双边市场，就能为合理的价格生成与交易实现，提供自由流转和交易的前提。这需要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能够搭载可信的产权交易平台，由此让“封闭的村落单位制”，变为“适度开放的村落单位制”，甚至可以更加开放，转化为入股分红、股份管理的“村落公司制”。三是组织有效促发展。与土地制度和社会管理相联系的“村籍”制度，对于大部分未能享受如“城中村”那样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红利的老村民而言，并无价值。但如果开放“村籍”，可形成老村民、新村民、荣誉村民和云村民（如屏南四坪村和重庆巴南鱼池村的“四民村庄”）共享的乡村空间，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第三个版本的“村中城”普遍出现，根植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的基本背景，这可见我们2018-2019年“在乡村发现中国”中的发现和论证。
以第三个版本的“村中城”来与“城中村”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城中村”的皮囊是城市，内核是乡村，是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村中城”的皮囊是乡村，内核是城市，是乡村和城市的双向互动。
为什么可以设想“村中城”能带来对现代生活和未来村庄的新想象？这需要借助屏南文创运动发起人林正碌先生的思想。他对数字时代的乡村生活，设想了以叠加态方式打开的多种功能和多元价值。2023年，我有五个晚上和林正碌先生深夜长谈，其中有四个晚上聊到凌晨三四点钟。他对于人工智能（AI）时代的乡村，充满了先知般的新想象。在他提出的微观新经济中，基座就是AI。通过AI实现信息的即时互联互通，可以垂直叠加（指数级）一个物理空间的所有功能，实现虚拟现实的融合。比如，马斯洛所言的生理需要、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层次需求，甚至包括他后来再加入的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超越需要的八层次需求，在一个小小的龙潭村村域内，基本可以实现。人工智能时代的叠加态，可以使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小龙潭村，展示出超越2500万人大上海的丰富。当然，微观新经济也需要宏观的AI，实现全球性、地区性的即时互联互通，宏观做基座，微观做生活。
刚在中国人民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到浙江农林大学任教的马荟，写了短文《有限乡村的无限可能》，提到其中一次夜谈中关于叠加态的讨论：
与林正碌老师有了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夜谈，了解到了叠加态，也了解到了许多关于AI时代乡村与城市的奇思妙想。依据林老师的设想，AI时代的城乡社区不再受限于资源的分布不平衡，反而会成长为一个个集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生命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相互叠加的综合性社区，在AI时代的综合性社区中，居民楼上办公、楼下生活，通勤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人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断开发个人的潜能和创造性……于我而言，林老师所描绘的智能时代的乡村和城市过于理想化，过于美妙，似乎是空中楼阁一样的存在，但是，随后在浙江衢州斗潭未来社区的调研中，我们真切看到了智能时代新型社区的雏形——在基于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的未来社区中，社区的养老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开发！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无尽想象力、无尽创造力的社会，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会赋予未来乡村无限的可能性。
马荟提及，多数普通村庄总是无法突破资源禀赋的限制，总是需要对抗小、散、乱的发展困局，福建和浙江的实地调研让我们看到：在一些情况下，实践是理论的先行者，拥有有限空间、有限资源的普通村庄，在人工智能叠加态的思维下，也可以有发展的无限可能。
2023年暑期我们以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两地乡村为调研地的21人跨学科队伍，围绕从“空心村”到“四民村”、艺术乡建、“千万工程”及“强村公司与运营村庄”四个主题开展调研，就有了若干让人愉悦的新发现。比如赵月枝《从乡村振兴到诗意栖居》，谈论她邀请大家来“田野我的田野”的兴奋。贺照田和狄金华两位资深学者，都已经是三次参加研学的老成员了。贺照田的《屏南前汾溪，从社会出发的艺术乡建》，以一个点来说明社会美育者的社会本位。狄金华的《“土”与“净土”：乡村主体价值多样性及其思考》，说明了乡村由“净是土”变“净土”，“弱鸟”变“靓鸟”，是以特定功能、价值差异性为基础的。罗建章《双城记：两个改善乡村状况的项目是如何成功的？》，从屏南和缙云两个县城如何从工业文明时代的“弱鸟”，变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靓鸟”，对此有所呼应。张慧瑜写下《乡村环境的三重改造》调研随想，谈乡村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生产环境经过三重改造，成为宜居宜业之地。从跨学科角度看，白洪谭博士不写他熟悉的浙江缙云，专写了一篇《屏南凭什么？——传播学视角下的屏南经验》的论文，展示了传播学的视角。几年来在前汾溪村做社会美育的崔译，写了《给乡村插上翅膀，艺术作为路径还是目的？》，用林正碌“愚公变李白”的比喻，说明艺术与乡建的互动，填补了我们过往跨学科讨论的空白。俞雅芸写了《乡村与青年的“双向奔赴”》，描绘了我们此行市民下乡的两幅图画：一是浙江缙云“两进两回”政策中的“青年回流”，二是福建屏南的乡村何以让人生的路越走越宽，拼凑出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青年回流”的完整图景。王松良讨论没有人才的乡村谁来振兴，也是在探寻新的乡村振兴主体。
礼失，求诸于野；学失，同样求诸于野。在这个基本常识缺乏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回到乡野，发现中国道路，发现乡村力量，发现未来希望，也以此改造我们的学习。
来源：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引用格式:周立等.“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23） ［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3）：1?31.
作者简介：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