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要振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振兴，文化必振兴。近年来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不少地方将文化阵地建设作为重头戏，村史馆、村史长廊、脱贫攻坚陈列馆等文化场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出来。建立村史馆，能够展现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反映村庄和村民的奋斗历程，不仅能记录村史村貌，还能增强乡村精神归宿感，发挥以文化人，吹响乡村文化振兴的号角作用。
一、村史馆不应悬浮，应接地气
乡村精神风貌是村史馆的灵魂。有意义的村史馆，能够激发村民们继承和发扬村庄传统习俗和文化内生动力。而村史馆的建设初衷和服务对象，首先应该是村民，最终也必须是村民。但不少地区调查发现，不少新建的村史馆不接地气、“变味走样”，处在“悬浮”状态：参观者中，村民去得少，干部看得多；展览品中，本村特色少，全国通用多；展览板上，本村内容少，领导照片多……缺乏“乡土气”和“文化味”的村史馆，不仅劳民伤财，还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充斥的村史馆，就像一粒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却落在了马路旁、石头地、荆棘丛，让乡村文化振兴难以扎根，无法生长。村史馆需要成为一块好土沃壤，让本土乡村文化知识，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悬浮”状态的村史馆，不是村民们喜闻乐见的“休闲屋”，也不是人来人往的“博物馆”，更不会成为学习和实践的“文化场”。脱离乡土、脱离村民的乡村文化建设，不仅会破坏乡村文化生态，甚至会导致人们对乡村历史和文化，产生隔膜感、厌恶感，最终会引向乡土文化体系的消亡。
如何建立接地气的乡村文化体系呢？笔者认为，促成文化知识体系的在地化和回嵌乡土，是村史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两大法宝。
二、文化知识体系的在地化
谈文化知识体系的在地化，首先要谈文化知识体系的全球化。因为“在地化”( Localization) 是与“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相对应的。
全球化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处在“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中，被迫依附于欧美发达国家。本国本土的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都由外围向中心国家或中心区域流动。由于生产要素很难在本地集聚，就无法促成本国本土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本土的文化知识体系，也会被肢解、侵蚀甚至摧毁。“在地化”是应对这一问题的努力。邱建生博士在其著作《互助型社会：在地化知识与平民教育创新》中，就在地化的知识与教育，做了形象的形容：“大家都会认可，一顿美食之所以美，最重要的因素是其食材，其次才是烹饪的手法。教育之美，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美丽的校园吗？是优秀的老师吗？是明理的家长吗？显然，这些都是构成教育之美的因素之一，但最要紧是教育的原材料——知识，唯有知识之美，可以成就教育之美，缺了她，教育就是枉然。今天……作为教育之原料的知识，已经不再是‘生态’的知识，而是添加了许多添加剂的‘饲料’知识，这些知识冠冕堂皇地在课堂上讲授，在社会上流行，喂养着人们的身体，毒害着人们的心灵。我把‘生态’知识称为在地化知识，‘饲料’知识称为全球化知识。”
在地化的文化知识，是原生态的，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适应，已经扎根在乡村的好土沃壤之中，构成乡村社区的灵魂。而全球化的文化知识，是外来的，有时像外来入侵物种一般，如果不能将其降伏，就会成为乡村的祸害。
村史馆作为传递乡村文化的载体，若不能够成为在地化文化知识体系的传播载体，只是做做样子，摆个姿势，就很容易沦为全球化文化知识体系的附庸。如邱建生所批评的：“今天，以资本和权力为核心的全球化知识体系，已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占据了主要位置，从而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正确和社会正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但也失去了很多。从更长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得到的终将失去，而失去的将永不再来。环境的大面积损毁是一个方面，人文的破坏是另一个方面。在全球化知识体系主导下的发展，强调财富、效率、成功、进步，却无视发展本身的成本问题。经济学里有‘负外部性’的说法，但在我们的发展里，负外部性是被忽略不计的。实际上，正是这种有意识的忽略，使我们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均处在危险之中。”
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代表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中，更早向我们展示了全球化知识体系背后的资本和权力之弊，以至于他断言：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是市场不断脱嵌于社会，并最终将社会吞食的过程。伴随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大行其道，以及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全球化知识体系的建立，人们对于“自发调节 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使人得到世俗性的拯救”等观念习以为常。“做大蛋糕，人人有份”的观念，通过全球化知识体系，逐渐影响人们的思想，经过几代人的固化，这些观念成为了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甚至成为思维原点。
全球化一方面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使我们置身于地球村，另一方面也带来全球风险社会，使得全球性危机出现社会学家贝克所言的飞去来器效应。2020年以来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就是最明显和直观的例证。而文化知识则以隐秘的方式，在“中心-外围”结构下的城乡之间、中心城市和辐射区域之间，传播复制，使得文化也由本土性和内生性，变成了依附性和从属性。村史、村志、村庄记忆，变成了国家史、民族志、全球记忆。老百姓身边发生的故事，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传统知识，却无人书写与传承。笔者近些年七次访问韩国乡村，对韩国有机运动发源地洪城郡洪东面的包罗万象的乡村图书馆，印象深刻；也被当地社区为每一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家留下一本口述史的文化传承故事所感动。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已深处全球化进程之中，融入了全球历史，乡村文化和乡村人物，仍然不会湮灭，可以保持自己独立的存在。每一个农民，不是一个工具人，沦为全球化体系的一个生产要素，或一个必经的消费环节，而是一个自由人，一个全人。
人类学家吉尔兹在其代表作《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阐发了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概念，按照中文译者王海龙导读解释，它是一种具有本体地位的知识，即来自当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固有的东西。吉尔兹在全球化知识以资本为逻辑向全球扩散并被各地奉为圭臬时，提出“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启发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知识作为“普遍性知识”的反思。地方性知识的主要特点是它的地域性和相对性。比如中医药知识就是特指中国这块土地上，自黄帝以来经过几千年积累而成的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知识。从其生成来说，它具有地方性特征，但从其功能来说，也具有普遍性特征。地方性，并不是区域性，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它在根本上否定了“普遍性”，是对自由、民主、科学等诸领域普遍主义的质疑，同时也是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对地方性、民族性的侵蚀的质问。笔者认为，在地化文化知识体系，就是地方性知识的升级版，是站在更高的台阶上看待和走出全球化、工业化的制式文化体系，走出文化知识异化，走向在地化和自主性。村史馆等乡土文化载体，应当传播在地化知识体系，要有来源的地域性、文化的乡土性和知识的继承性。
在地化知识具备地方性知识倡导的多样性、包容性特征，也具有普遍性知识倡导的开放性、平权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在地化知识能够充分发挥地方居民的主体性。在地化知识把乡土社会从市场逻辑中解放出来，使人回归人固有的本质，而不是异化为商品。在地化知识保证了人的主体性，也具有对自然的敬畏。在强大的全球化知识体系侵蚀下，乡村文化虽然早已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但村史馆却能担当起保留和传承乡村在地化文化知识体系的角色，使得农民不再沦为知识的工具、货币的工具，恢复农村社区的互助性，农民的主体性。
三、文化知识体系的回嵌乡土
全球化和工业化文化知识体系，不仅出现了波兰尼所言的市场“脱嵌”于社会，还出现了文化“脱嵌”于社会。当乡村的文化知识体系不再来自于乡村，服务于乡村，并依托乡村来传承的时候，乡村文化振兴，就是一句空话。
乡村振兴战略中，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建设也成为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议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点任务，提出“要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导向，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用了三分之一篇幅，专章论述“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将其作为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但是乡村建设，是否变成了建设乡村？而缺乏主体性，缺乏文化建设呢？
在乡村建设主体性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但如何为农民而建，有文化内涵，就要从乡村建设前辈汲取经验教训。早在开展乡村建设之前，梁漱溟1921年就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对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定位，“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建设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视野下开展的。而在艾恺看来，“乡村建设必须是一个文化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各种问题——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根本上都不过是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无独有偶，对乡土社会有着深厚情感的费孝通先生也指出，“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他使用的“位育”一词，来自孔庙大成殿前一个匾额“中和位育”。“中和”是目的，不偏不倚，谐调适度；“位育”是手段，各守其分，适应处境。潘光旦先生将“位育”两字翻译为英文adaptation，意思就是“适应”。就是指人和自然的相互迁就以达到生活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这种与主流文化有所区别的“文化”，其实正是在地化知识所提倡的文化观。
近年来，文化逐渐具有了主体性，不再仅仅被当作其他进程（经济或政治进程）的配角或反映，如各地多年来采用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政治而艺术”，文化已被视为与经济或政治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近年来理论家们开始主张所有的社会实践，实质上都属于文化范畴。潘家恩博士在其新著《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提出，对乡村文化，存在双面的浪漫与多维的乡愁，需要发掘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中常被遮蔽的面向，挑战主流认识中的各种“刻板化”与“浪漫化”偏见，同时也有利于现实中乡村文化建设获得更大的实践空间，进一步发展出“回嵌乡土”的整体性乡土知识。钱理群为他作序说，“记得我在2004年对听讲的包括潘家恩在内的支教支农的大学生提出了“沉潜十年”的嘱咐，即‘沉潜到民间、底层，沉潜到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历史的深处’；现在，16年过去，潘家恩这一代终于以自觉的研究，对20世纪中国经验做出了自己的总结，发出了独立的声音！”
回嵌乡土，不仅是新一代学者发出自觉的、独立的声音，也是乡土文化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今天谈乡土文化，不再是一般意义上强调其重要性，或只是在理念上提出对市场“脱嵌”社会的反抗，而是期待发展出一种新的，具有整体性视野，建设整体性知识的乡土文化体系。这种视野的整体性可以让我们“跳出文化看文化”，看到实践中的广泛影响及不同因素之间的各种互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国家、跨国资本、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在极端不同，间或有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却能产生一个“无合作的联合”行动，将乡土文化围剿。如今，乡土社会面对着一个以消费、时尚、主流为主导的城市文化“包围圈”，它不断制造出各种可欲不可及或充满荒谬感的所谓“需要”。于是，乡土文化“景观”看似丰富的背后，是真正的乡村文化所面临的资源枯竭与功能丧失。同时，在“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所构筑的坐标体系和意义系统中，乡村常成为边缘、落后、被动的象征。乡土社会“遭遇”大众文化并未拓宽反而收窄了我们对于乡土文化的理解，也对乡村中不同群体和未来返乡青年的主体性产生深刻影响。如何在强大的“主流文化”与全球化知识体系的压迫下，既认识到乡土社会在现代化高歌中的步履维艰与节节败退，同时也“发现”文化与社会的多重互动并由此寻找可能，则是未来乡村文化知识体系建设的努力方向。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了双向运动，除了“脱嵌”以外，“回嵌”也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回嵌乡土”，关系到未来乡村如何建设，文化如何振兴。乡建先贤梁漱溟先生1937年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中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无论乡村建设的方式和形态多么充满差异，归根到底都要“以乡村为基点、以建设为目的、以社会为本位”，从而达到发挥农民主体性来建设乡村，振兴乡村文化的目标。如果说文化知识“脱嵌”乡土是近代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那么“回嵌”乡土就是未来中国乡村振兴的理论期许和必然要求。
四、如何让村史馆在地化和回嵌乡土？
自2012年起，笔者与邱建生、潘家恩、黄志友等新乡村建设诸位同仁，组织了全国爱故乡活动，在近30个省市自治区内得到各类群体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参与团队约200个，参与人员近万人。其中有不少团队在乡土文化保护上，做了在地化和回嵌乡土的宝贵努力，比如甘肃“王坪之子”团队做了具有王坪村史村志特征的《王坪文化》。开卷即言：“今天的中国，有多少村庄的传统文化习俗已消亡殆尽，丧失了灵魂的村庄沦落为社会的孤儿，当然我们王坪也不免如此。”有了如此的危机感，他们就有了切实行动，成立王坪爱乡会，持续开展各类发掘传承乡土文化活动。退休返乡，创办屏南耕读文化博物馆的张书岩；在福建开了一个三年的会，留在福建帮助整理村庄史志的湖北荆州人士刘作忠；传承巴蜀农耕文化，创建巴渝文化陈列馆的重庆蔡家岗教师刘映升等，一大批致力于村史村志的仁人志士，开始了自觉行动。
总结全文，村史馆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要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文化知识体系的在地化和回嵌乡土作用。至少可从如下三点入手：
一是杜绝形式主义。回答好村史馆为谁而建的问题，才能让村史馆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休闲之家”。村史馆的建设不能“只唯上”，成为“功绩馆”，不能成为只是接待领导的“招待所”。悬浮的村史馆迫切需要落地、扎根。村史馆的建设要坚持“村史馆为村民”的根本原则，村史馆的门要“常打开”，更要让村民“常进来”。村史馆一方面作为“村庄博物馆”，发挥呈现村庄、村民历史的“本职”功能，另一方面作为“村庄休闲屋”，承担起村民休闲娱乐的“附加”功能。村史馆陈列的内容要有趣，规划空间要有效，能与村民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才能成为村民茶余饭后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二是宣扬在地文化。在地化的乡土文化，才能让村史馆成为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学史之家”。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传统和历史文化，扎根乡土，就可以发展起“一村一特色”的村史馆。“乡土味”和“文化味”是村史馆之魂。在建馆之时，就要特别注重对村庄内部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尊重群众意愿，征求村民意见，在内容上要充分反映出村庄经济社会发展和变迁过程、乡土文化特征、村庄的脱贫攻坚奋斗历程和乡村振兴的未来规划等。村史馆对内作为村庄文化传承的“桥梁”，对外是村庄对外交流的“窗口”。村史馆立足本村的文化和历史，回嵌到村庄之中，输出在地化知识，让所有在村的村民和来村的游客都能看到即能学到，学到即能实践。
三是回归村民主体。让村史馆回嵌乡土，成为老百姓发挥主体性的“实践之家”。如何实现村庄文化的主体性，也就是承载文化的最重要的要素--人的主体性发挥作用，是村史馆能持续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村史馆要发挥村民的主体性的作用，主要需从经济权利、治理权利和文化权利三个层面来塑造村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性。在发挥经济主体性方面，鼓励农民结合村庄历史文化打造特色文创产品，放在村史馆内出售，所获得收入由村民与村史馆共享；在发挥治理主体性方面，组织更多的村民参与到村史馆的建设和管理之中，培养村民主人翁意识；在发挥文化主体性方面，村史馆可以定期组织开展各种村庄文化活动，提高农民的文化自信。
综上，村史馆只有回嵌乡土、实现在地化，才能推动乡土文化知识体系建设。杜绝形式主义、宣扬在地文化、回归村民主体，村史馆就能真正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大项目（20XNL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汪庆浩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潘家恩《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2.邱建生《互助型社会：在地化知识与平民教育创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
3.周立《极化的发展》，海南出版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