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前，担任尼克松访华美方首席翻译官的傅立民（Chas W. Freeman）在翻译打破美中关系坚冰的《上海公报》时，曾经就parallel一词的中文译法与中方翻译官有过争论。中方翻译为“并行不悖”，但傅立民认为“异途同归”更合适，因为他相信美中双方可以用不同方式追求同样目标。
52年后，中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接触交往，正走向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像52年前那样因为有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成为奢望。尽管合作越来越难，但傅立民相信，“异途同归”依然适合于处理当今的中美关系。因为他认为，虽然两国制度不同、道路不同，但在很多方面仍有共同利益，双方仍可为了自身利益，主观上各自努力，客观上利于彼此。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美国前资深外交官、著名“中国通”傅立民最近通过ZOOM接受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在40分钟的对谈里，中评社记者向他提出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十个问题。今年82岁的傅立民以见证者和亲历者的过来人身份，回顾中美打开关系坚冰的艰难历程，相信“求同存异”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历史经验，不要让分歧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谈起中美关系的现状，傅立民认为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并对此深感困扰。他觉得现在的中美关系在某些方面与50多年前的中苏关系类似，敌对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有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因为美国恢复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台湾的立场，中美关系正笼罩在台湾问题的阴影下。
不过傅立民相信，中美两国在经历多年的关系恶化后，终归会发现合作才是出路，将重新建立所谓的接触。问题在于，如何在没有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管控好台湾问题在此尤显关键。在俄乌战争、中东、朝鲜半岛，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其实也有共同利益，需要合作。
曾亲身见证和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认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敏感性和严肃性的傅立民警告：台湾可能引发美中冲突，这是愚蠢的，因为任何台海冲突的唯一必然结果将是成为战场的台湾的毁灭。他希望赖清德520上台后要小心谨慎，否则美方有可能再次如当年小布什与温家宝达成共识那样，认识到需要共同努力防止台湾问题爆炸。
1979年到1981年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主任、1981年到1984年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公使的傅立民指出，美中双方已经制定了管理台湾问题的框架，这在1979年1月1日的建交公报和之前的讨论中得到了表达。其中有三个要素。首先，美国不会再与在台北的中国政权保持官方关系。第二，台湾岛上不会有美国的军事存在。第三，美国不会对台湾做出防务承诺。这是美国同意的三个条件，前提是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够建立某种未来双方都能接受的关系。
现任布朗大学访问学者的傅立民承认，现在这个框架被打破了。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非官方的，但看起来很像官方关系。军事存在不仅到台湾，而且首次扩大到金门、马祖，这显然是属于福建省而不是台湾的一部分。至少拜登相信美国对台湾有防务承诺。
1993年到1994年担任五角大楼区域和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防长的傅立民表示，不相信美国人民有任何兴趣或愿望因为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与中国生战。但在中国人看来，台湾已成美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中国民族主义而言非常具有挑衅性。虽然美国认为美军是在威慑中国，但实际上却产生了挑衅中国的效果。因此，这里产生了安全困境，美中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双方没有重大的军事沟通，不能正确理解彼此的目标。
傅立民认为，北京仍然非常有兴趣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问题是，现在有没有和平解决的途径？如果没有，那么我认为中国将感到有义务采取武力行动，正如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所规定的。”傅立民说道。
专访进行时，正是在马英九宣布二访大陆之际，傅立民强调，台海两岸的分歧要由两岸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而不是由美国等外国势力强加，但美国要设法支持两岸的谈判进程。但他承认：“我们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等着要发生的悲剧。”
台湾问题激化的大背景是美中激烈的战略竞争。傅立民指出，当前美国政治领导人的基本关切是保持美国在全球层面，特别是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亚洲正在崛起，尤其是中国实力在壮大。这是现实，美国还想保持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是不合理、不可持续的。他强调，各方需要合作在该地区创造一种让各方安心的力量平衡，但这将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在美国政治中发生一场地震。
展望未来45年的中美关系，傅立民表示不相信中美一定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因为这种论调太机械。他也不认为美国应当有对中国进行“政权更替”的企图，美国不能指望把中国变成美国的翻版。但他怀疑美国领导人是否真的现实地意识到，对华“政权更替”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美国政治家仍渴望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战争。
以下是中评社记者余东晖对傅立民进行独家专访的十个问答全文：
余东晖：您如何评价美中关系现状？过去几年美中关系动荡不定。在特朗普政府后半期，这个关系急剧下坠。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曾表示，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但现在他们谈论与中国重新接触。那么美中关系现在的状态怎样？
傅立民：我认为较量（rivalry）实际上应是一种良性竞争，意味着每一方都试图提高自己的表现，从而超越对方。这不是美中关系当前所处的状态，现在是敌对的（antagonistic）。如果你想到体育，在田径场上与对手赛跑是较量，而敌对就是试图绊倒你的对手，试图让你的对手摔倒，这样你就能赢。不幸的是，我认为这就是美国现在对华手法，这当然引起了中国的反应。
我们的关系深受困扰，在某些方面与中苏分裂期间中苏关系的状况相似。造成这种敌对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但这种敌对是真实存在的。正如我们在中苏分裂的案例中所看到的，它可能导致武装冲突，黑龙江的乌苏里江和新疆的伊犁发生过中苏武装冲突。我们有可能在南海进行类似的交手。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还有台湾问题，美国恢复了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台湾的立场。
余东晖：您谈到了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当时美国和中国有一个共同的对手，那就是苏联。但现在战略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将中国视为其首要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两个大国未来是否还有可能建立一种正常甚至更好的关系呢？或者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差？
傅立民：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适当的时候，我相信两国将找到合作解决共同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并不像苏联扩张主义对中国和美国构成的军事威胁那样引人注目或令人兴奋，当时这种威胁导致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保护，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存在是全球稳定的一个基本要素。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
随后，我们发现彼此合作的好处越来越多，这种关系得到蓬勃发展。我认为这些好处至今仍然是可能的。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发现它们。我再次提醒你，想想发生在1960年左右的中苏分裂，直到25年后的80年代中期，两国才开始重新发现合作关系的价值。
我们正在谈论在经历几十年糟糕的美中关系之后，我们将重新建立以前所谓的接触。我认为我们会这样做。问题是，我们能否在没有某种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度过这段时期？这并不容易。我认为，南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这可能是偶然的，而不是故意的。
我们这个关系中有第三方，即台湾，在此运作。他们在选举中做出决定，选出的领导人对华盛顿与北京合作的兴趣非常有限，如果不说完全没有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处于破坏这个关系的地位，他们可能会引发一场冲突。这是愚蠢的，因为任何台湾冲突的唯一必然结果将是台湾的毁灭。它将成为战场，它的民主和繁荣都将消失。
我们必须记住乔治·W·布什和温家宝当年的共识：我们需要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以避免冲突的时刻。我们离那个目标相当远，但我想我们可以回到这一点。
余东晖：您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整个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哪些故事或经历让你印象深刻？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来处理中美关系？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面临着比现在更困难的局面，对吗？
傅立民：让我用《上海公报》的一些独特之处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它并没有掩盖我们的分歧，我们公开讨论了分歧。如果你看公报，它是最不寻常的，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它一开始就列举了我们在各种非常具有刺激性的问题上的分歧，如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克什米尔等问题。显然，我们没有隐藏我们的分歧。
但我们接着说，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尽管我们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差距，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更基本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好处。特别是这是苏联扩张主义的问题，这是日本在亚洲的角色问题。换句话说，反对霸权。
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仍有非常明确的共同利益。例如，在处理没有中美合作就无法处理的全球问题时，或者至少在我们不能合作的情况下，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协调的平行行动。平行（parallel）的意思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分别行动。这些问题包括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包括在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保持力量平衡，还包括管理一个有利于所有方面繁荣的全球经济体系。
在台湾问题之外，我们在一些具体的地区问题上也有共同利益。我们在管理潜在冲突方面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正处于一种更加对抗的状态，非常危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中东的安全问题，现在受到加沙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战争的威胁，涉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以色列人和伊朗人之间的敌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合作的问题。
我还要加上乌克兰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因为俄罗斯显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即使是乌克兰事业最忠实的信徒也很难否认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那里实现和平？因为必须由和平来取代战争。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合作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我列举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很难。我要说，我们从复杂的历史中学到的主要教训是，中国成语“求同存异”中的智慧，不可调和的分歧留待以后解决，不抛弃分歧，不隐藏分歧，但认识到它们不应成为在更重要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余东晖：关于平行(parallel)行动，我还记得以前您说过在为《上海公报》翻译时，将之翻译为“殊途同归”，有这样的故事吗？
傅立民：那是我与中方翻译官讨论如何翻译parallel，中方翻译为“并行不悖”，我认为那是数学上表示平行的定义，在外交上更好的表达是“异途同归”，意思是通过不同的道路追求同样的目标，是理解这种可能性的更好方式。
如果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就像今天因为各自国内政治因素，我们不能直接公开合作，也许我们双方可以进行平行合作。各自做它相信有利于自己利益的事情，但也充分意识到，另一方也在走一条类似的道路，并寻求同样的目的。
余东晖：但从我的理解来看，“异途”意味着两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无法互相迁就。“同归”意味着就像你说的，目标是一样的。但现在，两国有着不同的战略目标。那您还相信两国还能走平行道路去追求同一个目标吗？
傅立民：我相信这一点，但它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处理。
美国政治领导人的基本关切是保持美国在全球层面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亚洲。这种主导地位的出现是偶然的，因为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希特勒愚蠢到向美国宣战。我们反应的主要任务在欧洲前线，但我们对日本进行了漫长的战争，最终占领了日本。日本帝国的扩张驱逐了欧洲的影响，但美国对冲绳的进攻和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攻击推翻了日本的影响，天皇投降了。于是出现了一个真空，我们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在当时至关重要，因为当时的亚洲国家贫穷落后，饱受战争摧残。
不过，从那时起，亚洲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亚洲国家有力量、有能力保卫自己。越南在越南战争中决定性地证明了这一点。有几个国家比朝韩两国更有力，它们都不受任何人的侵犯。认为仍有某种真空需要美国填补的想法是不合理的。我不认为这个目标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不符合现实。美国的适当角色是协助亚洲形成一种力量平衡，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各方都放心，没有人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这意味着美国将成为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的一个因素，但这不一定会导致敌对，因为中国人甚至会看到这样做的好处。事实上，在冷战期间，当美国在亚洲真正处于主导地位时，中国就看到这种好处。而在后几个阶段，中国发现这种安心对中国是有帮助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我们可以回顾这段历史，然后说事情已经改变了。美国保持首要地位的目标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实力和财富正在增长，这让中国的邻国感到不安，他们不知道中国会用它的力量做什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基础来澄清这一切，让美国和中国从直接对抗中后退，并合作在该地区创造一种力量平衡，让每个人都感到安全。这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将需要在美国政治中发生一场地震，但美国政治目前充满了地震，所以这不是不可想象的。
余东晖：您已经提到台湾问题。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台湾问题是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今天台湾问题仍然是美中关系中最危险的问题，正如您所说有可能颠覆整个关系。但根据最近的新闻报导，美国特种部队的训练人员已经驻扎在台湾和金门岛，美国正在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您是否认为台湾问题正在成为美中大国冲突的一个引爆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赖清德将执政，美国进入大选年。在此背景下，美国和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以防止两国之间可能因此发生战争？
傅立民：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管理它的框架，这在1979年1月1日的建交公报和之前的讨论中得到了表达。其中有三个要素。首先，美国不会再与在台北的中国政权保持官方关系。第二，岛上不会有美国的军事存在。第三，美国不会对台湾做出防务承诺。这是美国同意的三个条件，前提是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够建立某种未来双方都能接受的关系。这种关系并没有发生，有很多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些涉及美国政策的错误，还有其他因素。
现在我们面临一直形势，这个框架被打破了。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非官方的，但看起来很像官方关系。正如你所指出的，军事存在不仅扩大到台湾，而且首次扩大到金门、马祖，这显然是属于福建省而不是台湾的一部分。我不认为多数美国人意识到这些岛屿实际上是福建的一部分。最后，很明显，至少拜登总统相信我们对台湾有防务承诺。现在在美国政治中会发生很多事情。
我不相信美国人民有任何兴趣或愿望因为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问题而与中国生战。我们正式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不同意的是，北京的管辖范围延伸到它。事实上，这就是它被单独治理的状况。
我明白这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这是对1911年革命和1949年革命目标的反驳。这些革命的目标是统一中国，消灭军阀割据，即不受中央政府统治的地区，消除外国势力范围。在中国人看来，台湾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一切都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非常具有挑衅性的。
这让我想到，虽然美国认为美军是在威慑中国，但实际上却产生了挑衅中国的效果。因此，这里有一个政治学家喜欢描述的安全困境：一方采取了它认为是防御性的行动，另一方将其视为进攻，并加大力度。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双方没有重大的军事沟通。我们不和对方说话，不能正确理解彼此的目标。我们把可能没有的目标和可能不是政策决定基础的考虑因素归咎于对方。
在这方面，我想说的是，至少我和其他一些有与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经验的人都不认为，北京有任何卷入台湾战争的愿望，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仍然非常有兴趣寻求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问题是，现在有没有和平解决的途径？如果没有，那么我认为中国将感到有义务采取武力行动，正如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所规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美国和中国需要坐下来，找出处理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方式，着眼于恢复一条解决台北和北京之间分歧的道路。这要由两岸自己来解决，而不是由美国等外国势力所强加。这是需要中国人解决的中国问题。美国应该设法支持台北和北京之间的谈判进程，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等着要发生的悲剧。
余东晖：您对台湾人民有什么建议吗，特别是对即将上台的赖政府处理三角关系有什么建议？因为台湾在两个巨人之间是一个较小的角色，他们该怎么处理？
傅立民：我希望赖先生上任后会比他在竞选活动中更加谨慎。我知道他的前任蔡英文经历了一个喷火的阶段。事实上，当年她去了华盛顿，受到了冷遇，因为当时在美国看来，她具有挑衅性。如果赖先生同样具有挑衅性，我认为美国人有可能再次认识到这一点，就像我提到的温家宝与乔治·W·布什之间的共识，即台湾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共同努力防止它爆炸。
我希望赖先生会非常小心。实际上，他已经公开接受李登辉的“两国论”，这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宣言”。北京对此的反应相当紧张，它确实在前所未有的层面上拥抱军事现代化。“两国论”是中国针对台湾问题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直接原因。
因此，语言很重要。如果赖先生排除了在某种理解的基础上与大陆进行和平讨论的可能性，就像新加坡的共识那样；如果那样的共识得不到尊重，那就会有麻烦。
余东晖：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您认为这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如果拜登赢得第二个任期，美中关系将会怎样？如果特朗普卷土重来，将会发生什么？
傅立民：这两个问题我都无法回答。目前，我认为特朗普先生很可能是大选的赢家，因为多个原因，我就不费心去解释了。
特朗普先生只因一件事而出名，那就是不可预测性。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将有一群非常专注的人与他一起就职。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反华，这将是一个危险的时刻。
另一方面，我不认为特朗普有任何意愿像拜登那样，让美国致力于保卫台湾。我相信如果特朗普履行他的竞选承诺，做了他说要对国际贸易做的事情，美国不仅会被全球南方孤立，甚至会被欧洲盟友孤立。美国将不处于安全地位上。所以我不知道会怎样，我怀疑现代院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正在努力弄清楚这件事。我祝他们好运。
余东晖：您也是中东问题专家，您曾是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乌克兰战争让美国更加担心中国是否会与俄罗斯结盟，以巴冲突让美国担心自己困于中东。与此同时，中国促成了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并呼吁加沙停火。您如何看待中国在中东和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中的作用？美国是否应该担心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
傅立民：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北京在这些问题上的定位非常巧妙。首先，美国采取将中国和俄罗斯同视为对手的政策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促使北京和莫斯科走到一起。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感情是有限度的，因此这不是一个明智的政策，但我们遵循了这一政策。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发展了相当重大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实。
乌克兰战争和加沙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种族灭绝战争，对美国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乌克兰战争产生了迫使全球南方大部分国家，这些以前的西方殖民地脱离美国的效果。尽管他们同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非法和不正当的，但他们认为是美国和北约挑起了战火，他们并不支持西方孤立或惩罚俄罗斯的努力。这是一件严重损害美国国际地位的事情。
加沙战争则是致命一击，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你无法为种族灭绝得以进行而辩护，而这正是美国一直在做的。这都是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果。它不仅将我们与全球南方分离开来，甚至与我们的许多盟友分开，还从根本上分裂了美国人。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是皮特·贝纳特（Peter Beinart），是关于加沙战争对犹太裔美国人和左翼美国人的影响。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一读，如果它没有出现在《参考消息》上，它应该转载。
余东晖：最后一个问题可以作结。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改变中国的政权或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的，他们似乎正在寻求与中国的长期共存。您认为未来45年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美中脱钩或新冷战是不可避免吗？两个大国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吗？
傅立民：我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它太机械了。人类不能被简化为接线图，我们更复杂，虽然有时这对我们不利。
如果美国真的发现我们不能把中国变成美国的翻版，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美国化，但必须接受中国是中国人的，那是提前的想法。因为从19世纪早期开始，我们与中国的大部分关系都在试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改变中国。这是家长式作风，有时它很有帮助，有时它并无助益。经常它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误解，它没有产生一个中国版的美国。
所谓“接触失败”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实际上，接触在中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中国人管理，满足中国人的期望，而不是美国的期望。
我认为如果我们真是现实的，这很好。但我对我们是否真的达到了那种现实主义水平的判断有所保留，因为我们的许多政治家仍然渴望与中国进行一场意识形态战争。
（此专访为中评社2024年中美建交45周年深度系列专访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