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过去探索和创造文化成果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未来生存和发展的深层指引。历经数千年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且不断发展壮大的根基。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省安阳市时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一路奔涌、浩荡向前，历经风雨绵延不绝，饱经沧桑历久弥新，在世界人类文明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并结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发展。
“文化”与“文明”的联系与区别。文化是人类通过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性成果。而文明是人类进化及发展到一定程度（极高级阶段）后所形成的一种生活状态，是反映及呈现人与人包括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或联系达到了一种社会性的状态，也是“文化的积累、结晶和积极成果”。“社会性的状态”就是达到了一种冲破氏族社会及部落社会的平等、自然、内部较为和谐的纯自然状态，出现了等级差异、有序有能力的规模性组织工程及战争的状态，亦即城市或城邦国家的形成状态。当代意义的“文明”是指人、社会和国家的一种演进状态。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文明”是以生产力水平为标志的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亦即“文明”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和结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文明”解读、阐释的焦点在于，“文明”是一种人类文化及社会生活的高级状态，实际上具备了最初的国家形态。民族或区域文明形成的三种标志性要素是：定居及农业（二者一般是相辅相成的）、文字、城市或者城邦的出现。若具备了以上三种要素，那么国家形态便已经具备。
关于文化概念的诠释中，“文化年轮”强调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经一个漫长时期的积淀过程，较之树木之年轮，文化年轮则远大于之，数千年以上参天大树之年轮已经非常浓密，而人类数百万年以来积淀起来的文化年轮则更为“浓密”。文明发展及文化积淀已久，自然会成长为参天的文化之树——这棵文化大树参天而立，反映出一个民族强劲的生命力。与之相反，一些国家或民族好不容易建立起自己的区域文明或积累其特色的文化内容，不料却瞬间毁于入侵者或是自然之灾变，文献或文物上记载、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之树轰然倒地。在人类以往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此类案例数不胜数。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中原大地为核心区域的仰韶文化，几乎直接辐射到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远传、影响到中亚、东北亚乃至美洲等地区；明确的文化遗址包括红山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尤其是良渚文化遗址，都是某种程度的国家形态，甚至是较大的强国（良渚古城）状态。这些区域文明以及更多等待被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呈现了中华远古文明的基本概貌及其后续演进和影响的轨迹。以不少于五千年的炎黄文化传说作为临界点，中华文明开启了全新的制度文化和传统思想的逐步积淀；以不低于四千年的大禹治水及夏朝的确立为分水岭，诸多的文字记载、明确的文字呈现以及诸多考古实物和遗址表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的中华文明开启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此时期，文化积淀及文化年轮的丰富性和清晰度已然是加速进行。历经夏商周的明确发展和完善，中华传统制度文化及传统思想（如商周礼仪制度等）呈现出“礼仪之邦”的精髓。秦汉以降的文化发展可谓逐步傲然于世，直至近代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迁。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的发展相对欧洲较为弱势。20世纪后期，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整个亚洲逐步发展，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当亚洲兴盛时，它的文明真正让人感到像太阳升起一样诱人”。当然，也有人认为，亚洲真正的发展、中华文明全面的发展应该在22世纪，“未来的亚洲仍然将有可能主宰世界，这当然应该是文化方面的巨大影响”。
当前，环顾文明交流与交融，东方儒释道文化引起全球范围不少年轻人的兴趣及关注，此亦为中华文明的潜力所在以及价值意义。这种力量及其影响绝非基于武力和军事强权的压制、威胁，亦非依赖科技和财富的制裁、炫耀，“而主要是借助文化的影响力以及精神的凝聚力”。展望未来，文明的力量及文化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将超过科技、经济尤其是军事的影响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恰逢其时，也顺应时代之需。
中华古代文明终结与近代文明开启。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的逊位宣告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20世纪初期前后，“欧风美雨”撞击中华大地尤其是沿海各地，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们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他们接受了各种域外思潮和观念，促使价值观发生转变。那一时期，自由、民主尤其是西方的“共和”观念逐步深入人心。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时代局限，步伐似乎过于快速而突然——所有的文明、民主乃至自由之实践，绝非喊喊口号或进行理论宣传就能一蹴而就的。
交流、交融、创新：三个重要时间节点
在由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向中华民族近代亦即后来的现代文明转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在1840年到1978年间，出现了三个重要时间节点。
第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是1840年。若将鸦片战争前后中外文化交流进行回顾及比较的话，在此有几个关注点值得我们加以论叙。首先是所谓的“古典时代”。这一表述及概念来自西方话语，若把这一时期加以前后扩展，即可对应于我们的先秦时期，始自至少春秋开始的公元前770年，终结于隋唐时期，当然也可以扩展到宋代乃至明清时期。此时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规模性中外文化交流。自秦始皇大一统时期到两汉时期，中外（西）文化交流逐步开始，若以四大发明和佛教传播为例（分别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标志性要素），及至隋唐时期则呈现发展乃至繁荣之势，甚至可以说是典型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之盛事。到了宋元时期，中华文明与欧洲文化的交流还是次要的，因为此时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针对阿拉伯世界。其次是“大近代时期”（1640—1840年）。此段历史时期呈现文化交流和冲击的趋势，确切而言是欧洲基督教文明对全球文明的冲击。经过17世纪和18世纪相对“和平”或“平和”的状态后，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明显转折，即野蛮的武力侵略开始出现，并逐渐在全球范围扩张。再次是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与过渡期（1840—1949年）。1840年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是一个让人难以释怀、难以忘却的临界点。这是因为，从是年开始，中外文化（主要是中西文化）所谓的“交流”“交融”业已被“撞击”“单向输入”取代。进入新的世纪亦即20世纪后，中华文明的回应和挑战也具有划时代意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及影响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爆发，其在中华文明演进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即现代性或“近（现）代转型”。最后是深刻的制度变革（1949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启了一个伟大的转折：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及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当然也包括较好的文化积淀。此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特征是重视文明互鉴与文明包容，提倡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和平发展是主旋律。
第二个重要时间节点是1919年。自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列强给予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明以巨大的伤害。首先是价值观的变化。西方列强在这段历史时期给予国人尤其是“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以知识和价值观的极大影响，林则徐、魏源、王韬、郑观应（后又有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率先在思想方面进行启蒙。自洋务运动所谓的“实业救国”最终破产，到戊戌变法的推进，再到清末“新政”的实施，最后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及至清王朝在1912年2月12日最终倒塌，标志着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终结，是中国社会及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巨变。其次是中外（西）文化交流、交融的性质和形式发生变化。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基本上是双向的，中华文明甚至对周边民族及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以及丝绸、陶瓷等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一历史时期，欧洲文化逐渐而深刻地影响中华文明，尤其是20世纪初期，欧洲所谓的“先进思想”及各种文化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产生巨大影响。需要强调的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实践层面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国“革命”带来了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领导进行的持之以恒、艰苦卓绝的努力。最后是西方文化开始逐渐渗透进入中华大地。伴随不同历史阶段的环境和背景，强输或单向性文化输入给中华民族及近代中国社会以深刻的变化：若言近代以前中华文明给周边民族或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绝非强迫性和强制性的结果），那么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文化交流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最终的结局和结果是，欧洲的物质文化（如枪炮和制造机器等）以及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西方文化开始逐渐渗透进入中华大地，由最初“睁眼看世界”的少数人到19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由五四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包括工人和农民。也正因如此，一代代先进知识分子及革命仁人志士开始前仆后继地探索发展中国的道路。
在此，我们所论中容易遗漏六十年，也就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之年（1919年）到我们党拉开改革开放伟大征程序幕的一年（亦即1978年），期间的中外文化交流因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而基本上处于缓慢乃至停滞状态；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因为冷战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对华封锁而导致文化交流缓慢行进。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华文明而言，可以说基本属于单向性输入（主要是指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化的输入），或曰“停滞不前”。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国改革之路越走越宽，开放之门越敞越大，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盛况也开始逐渐呈现。
第三个重要时间节点是1978年。1978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第一步。首先，我国对待文化交流的态度和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平等互利、相互尊重是之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原则，也是后来一以贯之的重要遵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虚心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外文化和贸易的交流逐步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全新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尽管在不同的时期也存在一些曲折以及坎坷，但我国积极主动开放的诚意和决心没有发生变化。其次，我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开始多样化。在此期间，我国始终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邓小平同志曾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同时加强与其他文明交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认识、理解中华文明。再次，我国及时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形势，在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灵活多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毫无疑问，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广泛吸纳各种优秀文明成果而保持自身鲜明特色，是因为它对外来文化并非简单地拿来或拒斥，而是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我们不盲从于各种教条，也不会照搬外国理论，而是以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不断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不断推动文明的更新。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虽经历多次外来文明的冲击与输入，却始终能够在保持自身文化内核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逻辑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同样需要中国。古代中国汲取周边民族及其他更遥远区域的文化滋养，比如佛教是我国现有五大宗教中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一个宗教。佛教传入我国后与儒、道等思想融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汉传佛教。此后，汉传佛教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区，或回传到中亚、印度等。同时，积极引进各种科学技术及外来物种——植物（玉米、土豆等）、动物以及乐器等。文化主体性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进程、地位作用等有清醒认知与高度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正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求我们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在“各美其美”的前提下，实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事实上，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逐步积淀起来的优秀文明成果，都是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过程中逐渐丰富、成熟、壮大的。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新的使命任务，我们更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有针对性地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养料，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源自历史的深刻洞察，也是昭示未来的卓识远见。
加强党的形象建设，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使命担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说明了党的“样子”和“形象”的重要性。这里的“大的样子”，不仅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超大规模、组织体系超大规模，更重要更本质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组织塑造、领导智慧、精神境界等方面的集中体现。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形象建设，强调党的形象建设就是注重用党的优秀文化来涵育党的政治机体，清明党的政治生态，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带领中国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
政党形象是抽象无形的，只有被象征化和具象化才能为人们所认知。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实行社会革命”“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的大党形象。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此外，中国共产党注重将红色象征运用于革命实践。所谓“红色象征”，指称那些具有象征性、表演性和规范性的红色元素，它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实践中被建构出来，是由红色基因、理想信念、精神风范共同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红色元素”被我们党广泛运用在革命场景之中。比如，北大红楼是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开始革命斗争的地方；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等等。除了物状形态的红色象征以外，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也借用了“红色元素”。比如，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采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军事问题决议案内容)》，规定：“建立红军已成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红军，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红军中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
政党形象是政党内在本质的外在反映，是政党建设成效的总体展示，是政党执政能力的综合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不可否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中国共产党被误解误读甚至污名化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因此，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比如，红色仪式能够运用可视、可听和可信的情景化方式表达党的宗旨性质，为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供有效载体。
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各国人民企盼的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和平发展的文明，以和平方式、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文明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在历史发展的关键当口，我国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了可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坚持平等共赢、互惠互利的原则，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
马克思基于世界历史的宏阔视野，判定了人类文明交汇及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公约数，是不分种族、肤色、地域、宗教、文化等的共同诉求。世界和平是促进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和平的基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回到封闭的孤岛实现自身发展，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自身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有助于各国加强相互理解，共同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从历史性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到出访期间致敬各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从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深沉地观照贯穿始终：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守正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矢志不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