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表3，司法实践认定“其他危险方法”的主要模式如下：（1）“高度危险行为 + 强化行为力度与危险”模式。醉驾/毒驾/无证驾驶/患病驾驶/驾驶+多次/连续冲撞即属于该模式，此类判决共158例，占比60.77%。在该模式中，首先须存在高度危险的行为，许多判决明确指出，驾车冲撞或撞击之行为本身具有足够、高度危险，驾驶机动车本身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如梁焯伟系在醉酒后控制能力减弱的情况下，仍在闹市区超速行驶，该行为具备了难以预料、难以控制的高度危险性。吕文炳明知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具有严重危害性，仍在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有的判决明确指出，醉酒后驾驶重型货车在高速公路上长距离逆行、驾驶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在交通事故后高速行驶逃逸、驾驶机动车突然加速倒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除了要求这些高度危险行为，158个判决均认定存在驾驶撞击或冲撞后的“多次/连续冲撞”情形，这意味着当存在强化高度危险方法的力度与增强危险的情形时，司法实践倾向认定存在“其他危险方法”。（2）“驾驶直接冲撞人群”模式。此类判决共40例，占比15.38%。其中21个案件亦属于“高度危险行为 + 强化行为力度与危险”的模式，另外19个案件为驾车直接冲撞人群，其中有12个案件存在“加速”“逆行”情形。如管大明无证驾驶奥迪牌轿车，在主干道调头后快速冲向路边人群，导致王某丁被撞击后身体弹离地面并砸向轿车，当场倒地昏迷，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除了上述两种类型以外，有的判决指出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并据此直接认定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如丁美刚将砖头从高楼楼顶掷向城市交通要道及公共场所，具有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犯罪行为相当的高度危险性。如吴某明知藏獒、狼狗等烈犬极具攻击性和危险性，但未尽合理的管理和控制义务，未能避免烈犬伤人。有的判决明确指出行为本身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包括在公共场合释放易燃易爆的煤气、抢夺正在高速公路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在公共场所安装高压设备、邮寄含有汽油成分的爆燃装置、用胶管连接盗窃原油而引发油罐车着火、在高速公路抛撒钢钉等。

综上，司法实践中认定的“其他危险方法”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行为本身的危险性高，可能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如驾车冲撞、点燃易燃易爆物、架设电网、高空抛物等行为，一般会产生死亡、重伤的后果。其二，行为危险具有蔓延性、扩散性，即行为可能造成至少有一定规模的后果。如使用电、煤气、天然气、汽油、爆炸物等实施犯罪行为，行为危险具有蔓延性。在认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260 个案件中，245 个案件中行为的危险具有蔓延性、扩散性，占比94.2%。如在公共道路上驾车冲撞或实施可能导致车辆冲撞的行为，行为危险具有扩散性。

大多数判决要求存在具体危险。司法实践认定“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否为具体危险，主要考察未造成结果的案件中行为的危险状态。在认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260个案件中，仅有36个未造成结果，点燃或欲点燃煤气、天然气、汽油的案件有17个，抢夺方向盘、拉拽或殴打司机的案件有10个，驾驶类的案件有4个，其他案件5个。绝大多数案件中的行为已经着手，且已造成现实危险或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已点燃或欲点燃煤气、天然气、汽油类案件中，5个案件中的行为人已经放气且点火，11个案件中的行为人已放气、泼洒汽油，即将点火而被及时制止。在抢夺方向盘、拉拽或殴打司机的案件中，行为人均实施了抢夺、拉拽行为，且5个案件中的行为已经造成了车甩尾、激烈摇晃、操控前滑影响正常行驶等后果。如余国泉因司机未在沙河收费站停车导致其坐过站而抢夺方向盘，造成该客车甩尾，发生激烈摇晃等现象，给全车人员及车辆带来巨大安全危险。在驾驶类的案件中，所有行为均已剐碰车、撞到财物、撞到人。如吕光武为逼停李某3车辆，在惠阳区车辆众多，车速较快的情况下，驾驶小车连续三次撞击李某3驾驶的小车车尾，并超车剐碰李某3驾驶的小车右侧。在其他案件中，行为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造成一定损伤或损害。

（一）司法裁判规则及其立场

综合回归分析和契合关系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关于“公共”的内涵。回归分析表明行为实施于人员密集、流动性强的地方对于定罪不具有显著性影响，这意味着人数并不是司法考量“公共”安全的标准。契合关系分析表明：首先，司法实践对人数的考量不明显，其可能从场所的开放性直接推断存在“公共”安全；其次，司法实践契合了“不特定或多数人”说这一公共外延较宽的立场；最后，如果极端危险的行为具有扩散性、蔓延性，司法实践可能将私人场所认定为“公共场所”。结合两个分析工具的结论可知，如果行为发生于开放性场所，“公共”安全可能被直接推断存在，而“公共”包括特定多数人、不特定多数人、不特定少数人以及一定条件下的特定少数人。由此可见，司法实践对于“公共”的认定比较宽松。（2）关于“公共安全”的外延。回归分析表明，行为针对财产、单纯财产损害对于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契合关系分析表明，司法实践认定的公共安全基本不包括单纯财产安全。据此，司法实践的立场与“公共安全不包括单纯财产安全”的理论主张基本契合。由此可见，司法实践对“公共安全”范围的认定颇为克制。（3）关于“其他危险方法”。回归分析表明行为危险直接、严重、有扩散性和强化行为力度与危险对于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当存在这些情形时，行为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可能性分别是原来认定该罪可能性的约7倍、3.5倍，这意味着行为的潜在危险是法官认定该罪的主要考量因素。契合关系分析表明，判决基本没有通过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相当”的标准认定“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在直接进行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论证中，大多判决区分了行为危险与结果危险，并侧重论述行为潜在危险；在危害公共安全程度的判断中，大多数判决侧重论述行为潜在危险、存在强化行为危险，其所认定的“其他危险方法”的行为危险极其严重，且具有蔓延性、扩散性，并主要采取“高危险行为 + 强化行为力度与危险”和“高危险行为 + 直接针对多数人”这两种模式予以认定；大多数判决认为行为所造成的危险是现实、紧迫的。总之，对于认定“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司法实践要求行为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极端危险，同时要求行为危险具有蔓延性、扩散性，大多数情况下还要求存在强化危险的情形，且要求危险现实、紧迫。由此可见，司法实践认定“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时，不仅要求多，而且相当严格，颇为谨慎。

综上，在可能导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口袋化”的几个争议点的司法认定上，除了对于“公共”的认定比较宽松，其他争议点的认定均颇为严格。因此，限制解释与谨慎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中级以上法院的整体基调。

（二）认定规则的改善与类型化

综合回归分析和契合关系分析的结论，可以发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状态以及理论完善的方向。除了“公共安全”的外延——单纯财产安全是否属于公共安全的认定，司法实践的立场与“公共安全不包括单纯财产安全”的理论主张基本契合之外，“公共”的内涵、其他危险方法之危险相当的认定，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契合度不高。这意味着刑法理论对司法实践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影响不大，换言之，理论的实践有效性欠佳。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中级以上法院展现出限制解释与谨慎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态度，而且在认定“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时，大致形成了类型化的裁判规则，这对于防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口袋化”极有价值，同时也为理论上认定规则的完善提供了方向与基础。如果我们期待理论有效影响司法实践，并发挥防止该罪的“口袋化”的作用，其认定规则应当基于经验裁判规则来加以完善。

在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完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规则的立场与范围。以下阐述的认定规则是以前述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所采取的方法仅限于法教义学方法。虽然刑事政策、诉讼程序等因素可能会影响行为的定性，但未经统计方法计量其影响状态，为了保证结论的科学性，本文的论述暂时不将其纳入考量因素。此外，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少量不当处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其他犯罪的竞合的判决，但考虑到竞合是犯罪认定规则之外的问题，本文暂不展开。

1.“公共”含义之重述

司法认定的“公共”比较混乱，而理论上还存在“不特定或多数人”说和“不特定且多数人”说的论争，因此需要重新界定刑法中的“公共”。从“公共”的基本含义来看，其用法复杂、繁多，可指向政治生活、集体主义、现代化。我们可以从两个重要方面把握“公共”：首先，“公共”具有“集体”“群体”“共同体”的含义，强调公开性、共享性、非排他性及总体性；其次，“公共”强调共存的多主体之间具有主观感受性的相互关系。

以“多数”为核心理解刑法中的“公共”可以说把握了上述“公共”之含义的重点，但笔者认为并不充分，还应从公开性、非私人性方面来把握。“不特定或多数人”同时考虑了现实的多数和潜在的多数，比“多数人”说更精确，比“不特定且多数人”说外延更广，因此也成为了通说。但是，以“多数”来理解“公共”是否充分？理论上经常举的例子如甲潜入乙家中，将乙一家七人全部杀死，虽然本文的样本中并未出现此类案例，但驾车冲撞载有多人的特定车辆、在有多位固定人员的场所点燃易燃易爆物等案例仍占一定比例，应当将此类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争议。这意味着仅考虑“多数”无法得出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确定结论。

有学者主张“多数”还要求所涉对象必须体现社会性。这一思考方向是正确的，但需要补强论述和修正。首先，在立法上，从《刑法》分则体例安排上看，危害公共安全罪位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之后，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前，其所侵犯的是超个人法益；而且《刑法》第91条规定了“公共财产”，第92条规定了“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因此，“公共”与“公民私人”是相对的。其次，在司法实践中，95%的案件发生于公共道路、公共场所，这些场所本身就是“非私人”的。部分学者主张从“社会性”角度理解“公共”，但“社会性”的表述不甚准确，因为“社会性”对应的是“自然性”。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公共性是社会性最重要的属性，但二者并不等同。在认定上，“多数”是具体条件与标准，“非个体”与“非私人”比较抽象，因而可先以“不特定或多数人”为判断标准，存在多数人或不特定人的场合，即推定存在“公共”安全，再以“非个体”与“非私人”审查判断。一般而言，侵犯多数人的法益就侵犯了公共法益，但也存在侵犯多数人的法益而未侵犯公共法益的情形。根据实际案件的事实，除了人数，“非个体”与“非私人”的判断应主要考虑是否为公共场所或行为场所的开放性、人员的流动性、人员构成的复杂性等因素。

2.“危害”公共安全的判断

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判决要求其他危险方法必须产生具体危险，但少数判决在认定“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时把握不准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危害”是指向实害结果（可能造成实害）的危险，而非行为本身的抽象危险。通过体系性地解释刑法分则第2章的条文可以得出这一结论。首先，《刑法》分则第2章中不少其他罪名明确要求“危害公共安全”，而一些罪名仅对行为作了要求，说明立法明确了区分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如《刑法》第127条规定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即可成立犯罪，而盗窃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则须“危害公共安全”方可成立犯罪，这说明“危害公共安全”是行为危险之外的要素。其次，比较分析《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和第118条、第119条，可以发现“危害公共安全”的含义。《刑法》第116条规定，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8条规定，破坏电力、燃气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9条规定，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刑法》第119条规定的是第116条至第118条相应犯罪的实害犯。由此可见，第116条中的“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与第118条“危害公共安全”的含义相同。而《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的结构与第118条、第119条的条文关系、结构相同，罪状与法定刑设置也相同，因此，“危害公共安全”和“足以使……危险”所指向的危险应当是一致的，即指向具体危险。

关于“危害”公共安全之具体危险的理解和判断，应当注意两点：（1）该具体危险应指向多数人或不特定人，即“公共”的生命、健康，而不仅仅指向个体的、私人的生命和健康。即使行为产生了死亡、重伤的危险，甚至造成实害结果，仍需判断行为是否对“公共”安全造成具体危险。（2）不同类型行为的具体危险的判断有一定区别，需结合行为手段和特定情境予以判断。如果所使用的工具极具破坏力，行为手段极端危险，行为着手后即可能造成具体危险，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人进入公共场所，或者行为人在公共场所架设电网一旦通电，就如同将爆炸物安放在公共场所一样（不要求引爆），会对多数人的公共生命和健康造成具体危险。又如，如果行为人抢夺公共汽车方向盘或袭击司机，行为实施后通常会妨害司机正常驾驶车辆，进而危及公共汽车上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换言之，上述两类行为具体危险的形成时点较早。然而，交通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的，是否会对公共生命、健康造成具体危险，还需结合车辆、车速、车流人流、场所等因素，判断其是否会对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造成现实危险。相对于前述两类行为而言，此类行为具体危险的形成时点相对较晚。再如，将汽油倒在自己身上欲自焚的，倒汽油尚未造成对自焚者生命、健康的现实危险，因此其对“公共”生命、健康造成具体危险的时点就更加延后。

3.认定规则的类型化

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得以把握司法认定“其他危险方法”的主要模式，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将认定规则、标准类型化与体系化。依据行为的危险程度，可以将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大致分为行为工具与手段极端危险型、高度危险行为直接针对公共人身安全型、高度危险行为被强化型。关于三种类型共通的要素，首先应考虑上述回归分析、司法认定与理论契合关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1）行为危险极其严重；（2）行为危险具有蔓延性、扩散性；（3）行为针对财产的负向影响；（4）造成单纯财产损害的负向影响。此外，还应考虑行为对“公共”生命、健康造成的具体危险。这些要素在不同类型中会呈现一定差异。

类型一：行为工具与手段极端危险。司法实践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人或疑似病人擅自进入公共场所、私设电网、破坏火灾或爆炸现场消防器材等属于类型一。这一类型的判断，首先应考虑行为危险是否极为严重、有蔓延性。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本身具有极端危险行为的共性，即工具极具杀伤力且破坏力极强，实施这些行为会立刻直接导致大规模的严重后果。根据《刑法》第118条、第127条、第130条、第136条规定，爆炸性物品、易燃性物品、腐蚀性物品、枪支、弹药、易燃易爆设备、电力设备、燃气设备具有类似火、水、爆炸物、危险物质的危险。因此，如果以上述物质为犯罪工具，那么，行为极有可能产生类似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其次，考虑行为是否对公共生命、健康造成具体危险。由于工具极具破坏力，行为着手即可能造成具体危险，因此此类行为具体危险的形成时点较早，但倒汽油欲自焚者对“公共”生命、健康造成现实危险的时点则相对靠后。再次，如果行为针对财产、造成单纯财产损害，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可能性会降低。最后，考虑行为造成的危险、结果是否涉及多数人、“非个体”与“非私人”法益。由于工具具有极强杀伤力和破坏力，其辐射性和穿透力会影响“公共”的界定。即使行为现场是封闭的或者仅有少数人，但如果该现场包含于一个更大的场所之中，且这个更大的场所安全可能遭受危险，那么，行为也会被认定为危害了“公共”安全。

类型二：高度危险行为直接针对公共人身安全。在司法实践中，属于这一类型的是驾车直接撞击人群、抢夺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方向盘。高度危险是指行为具有可能造成重伤、死亡的危险，这种理解不仅有立法根据，而且有司法实践的支持。《刑法》第115条规定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表明危险行为应具备致人死亡、重伤的性质，而司法实践中，“其他危险方法”的特征之一即行为的潜在危险较大，可能导致死亡、重伤等极为严重的后果。而且，在造成实害结果的案件中，66.7%的案件存在死亡结果，74%的案件存在死亡、重伤的结果。这一类型的判断，首先应考虑行为危险是否极为严重、有扩散性。驾车直接撞击人群、抢夺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方向盘行为的显著特点在于危险行为直接危及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无需媒介传递，结果极为严重，而且规模较大，这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基本一致。抢夺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方向盘直接危及车上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而是极为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此外，被抢夺方向盘的车辆会撞击其他行驶中的车辆，危害其他车辆人员的安全。其次，需考虑行为是否对公共生命、健康造成具体危险。如前所述，抢夺公共汽车方向盘后通常会影响公共汽车的行驶，进而会危及公共汽车上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其具体危险的形成时点较早。同样，驾驶车辆冲撞人群，一旦实施即造成“公共”的具体危险。再次，如果行为造成单纯财产损害，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可能性会降低。最后，由于此类行为危险穿透力不强，“公共”性主要考察场所开放性、人流等物理属性。据此，即使《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安全驾驶罪，且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但抢夺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方向盘但未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仍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即妨害安全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仍可能存在竞合。

类型三：高度危险行为+强化行为力度与危险。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类型主要表现为交通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醉驾、追逐竞驶、无证驾驶、严重超速行驶等高度危险行为已包含在《刑法》第133条之中，因此，只有当交通肇事的不法超出第133条的范围，才可能进入第114条和第115条的评价范围。虽然驾驶车辆本身具有高度危险，但除了直接撞击人群的情形以外，要达到第114条和第115条所要求的规模大和严重结果，仍需一定的附加因素，因此，要求“继续冲撞”这一强化行为危险情形是必要的。高度危险行为是否造成具体危险，需综合判断强化力度之行为是否对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造成现实威胁。这一类型还要考虑行为针对财产、造成单纯财产损害的负向影响要素。“公共”性的考虑与类型二类似。

高空抛物、盗窃路面窨井盖的定性主要涉及上述类型二和类型三。关于高空抛物，司法实践中所抛之物大多为不足以一次性导致多人受到伤害的物品。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为大多可构成《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高空抛物罪。以下主要探讨从高空向有车辆通行的公共道路上抛物的情形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抛物地点为有车辆通行的公共道路，而且抛物危害了公共汽车等承载多人车辆的正常行驶、危害了该车辆中多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可以参照上述类型二“高度危险行为直接针对公共人身安全”的认定规则予以判断。当高空抛物危害了小型车辆正常行驶，可能导致该车辆撞击其他车辆，可以参照上述类型三“高度危险行为”的认定规则予以判断。关于盗窃路面窨井盖，可以根据《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1条和第2条所规定的两种场所来判断，前者即社会机动车通行道路，后者即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的人员聚集场所。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案件发生于快车道路、城市道路等机动车通行的道路。对于此类行为，其判断规则与在有车辆通行的公共道路上抛物的情形相同。具体来说，如果盗窃有公共汽车等承载多人的车辆通行的道路上的窨井盖，可以参照上述类型二的认定规则；如果盗窃只有普通车辆通行的道路上的窨井盖，可以参照上述类型三的认定规则；对于盗窃人行道等公共场所窨井盖的情形，则可以参照上述类型二的认定规则。理由在于，虽然窨井盖被盗绝大多数时候不可能一次性导致大规模人员伤亡的结果，造成多数人伤亡不可能一次性或者通过危险扩散、蔓延的方式完成，但窨井盖被盗后所造成的危险持续存在且随时可能扩大，因此，可以将该危险理解为具有扩散性的危险。

表4 “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认定规则类型化

结　语

本文运用中国裁判文书网2010-2019年中级以上法院相关判决书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影响因素和司法认定与理论的契合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限制解释与谨慎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中级以上法院的整体基调，而且，司法实践已经形成了可类型化、操作性较强的裁判规则。上述发现可为司法实践与理论发展提供启示。

司法的裁判规则经改善后可普遍适用于司法实践，以增强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实证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中级以上法院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方面并不存在“口袋化”现象。虽然这一结论并不及于基层法院，但将改善后的中级以上法院的裁判规则予以普遍化则是可行的。由于上述裁判规则是司法的集体经验与共识，因此具备可普遍化的实质根据。规则的可普遍化根本在于其体现了实践理性，体现了自主实践人内心的自由和选择。而对于司法共识的认同、尊重能更好地增强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对实践规则的尊重是实践理智产生行动的必然性。在最高人民法院强调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推行“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制度，以及在各主体自发运用判例参照比附待诉、待决案件的现象在我国悄然而广泛兴起的背景下，自发性裁判规则的发现与运行的价值日益凸显。

刑法理论需正视司法实践，并及时调整研究姿态。本来理论应发挥解释性、规范性、批判性和理想性功能；强调理论建设的意义在于其能够引导实践活动和理论自身的自我超越。然而，本文的分析结论表明，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研究上，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契合度不高，以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缺陷表明刑法理论需正视司法实践。刑法理论不仅要正视司法实践防止“口袋化”的立场及其裁判规则，而且应关注司法机关的自我调控。如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Ⅰ级响应初期，因拒不执行防控措施擅自进入公共场所而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的案件数目激增。据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1月31日到2月9日，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的案件共计32个，但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调控，目前尚无案件以该罪起诉。此外，刑法理论应更加注重司法实践的需求以及理论的实践有效性。虽然理论本身就是价值，但实践有效性是好理论的标准，也是最高评价标准。而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应当更加关注理论的实践有效性。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以中级以上法院的判决书为样本考察了定罪影响因素和裁判规则，今后的研究至少应在两方面加以拓展：其一，以所有层级法院的判决书为样本观察司法实践的整体状况，研究中级以上法院与基层法院的裁判及其规则的关系；其二，观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与重刑的相关性。刑法理论上有观点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滥用是出于重刑的需求，而该罪的适用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社会舆论，不少相关司法解释也表明该罪对于严惩犯罪有重要意义。这些现象是否相关以及如何相关，还有待今后的持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