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内涵的探讨，将其与老庄和禅宗所倡导的人生境地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在世俗人生的层次上“诗意的栖居”，即“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居住在大地上”是人生最好的存在内涵，并进一步提出了比至高的世俗人生审美境界更为高妙的应物、处事、待己的生存境界是超越世俗人生层次的、宗教精髓要义所启迪的境地--“明心见性”、“中道无为”的禅境至地。
关键词：“诗”、“诗意的栖居”、审美人生、“倾听”、“存在”、禅的自在
一、“诗意的栖居”
海德格尔在深切的领悟了人生的‘生’、‘老’、‘病’、‘烦’、‘畏’、‘死’后,提出了 “亲在”意义,即：“个人处于‘烦’、‘畏’、‘死’状态下的情绪体验。”［1］人生只有深度的亲临‘烦’、‘畏’、‘死’，才能真切的体味到“亲在”的内涵。有了“亲在”的真切体味，人应当寻求最高和至为有意义的存在方式即“诗意的栖居”。
海氏在倡导“诗意的栖居”这一存在的至高境界时，其中的“诗”所具有的内涵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学之“诗”了。而是一种被海氏提升到很高层次的、具有哲学意味的“诗”。这里的“诗”除了包含文学审美意义上的诗意之外，更包括了人的主观能动的构筑和创造。这是人得以实现人生存在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什么是“诗意的栖居”？“诗意的栖居”，这句美丽的词语，来源于荷尔德林的诗句，因海德格尔的引用并加以哲学的阐发而成为了极具影响力、内涵深邃、极具魅力的箴言妙语。有学者概括地认为：“‘人诗意的栖居’也就是‘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即‘人技术（巧）地居住在大地上’，‘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3］我以为还应当包括“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居住在大地上”。审美态度的人生境界可称得上是一种与圣人境界相当的最高人生境界，是在人的层次上以一种极积乐观、诗意妙觉的态度应物、处事、待己的高妙化境。但是未达到此化境的低层次的审美人生态度则会落入玩世不恭、缺乏精进向上、认真踏实的下品。
没有死、焉知生？没有对人生烦、畏、死、孤独的至深的体验和超越便不能够获得“亲在”的境地，而只会依旧在人生的迷途与失义中“沉沦”。
海氏认为：“诗人越是诗意化，他的诗便越能自由地，也即是更乐意向言外之意打开户牖，他便越能果敢地将诗留与恭立的‘倾听’去体味，他的诗便越能超脱出那可由人研讨其正确或错误的命题陈述。”［2］
与海氏的关于审美的人生态度和境界相对应，有学者认为庄子是最早倡导审美的人生态度和境界的哲人。就此笔者认为：庄子所倡导的“逍遥自在”、“齐物我、齐万物”的“物我两忘”的境地并非完全等于审美的人生境地，而是远高于审美人生境地的，是一种类似于佛家的“无喜无悲、无苦无乐”、“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境至地。此说我在另文有所详叙。（见拙作《老庄学说之宗教哲学精神解读》载于鞠 曦主编《恒道》辑刊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年12月）
二、“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如何为？”
人总是应当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家园的，生而为人就应当不断追问人之为人的意义以及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和心灵的终极关怀。“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合情合理”。［4］海氏给出的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不是宗教的而是哲学的，是一种准宗教的诗化的审美人生哲学。
“‘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如何为？’荷尔多林如是提问。’”［5］海氏深沉地引述了荷尔多林的这一追问。海氏所处之时代是一个“上帝缺席”、“诸神隐退”的时代，与之相比，今日之时代不仅上帝缺席、诸神隐退，而且哲学贫困、世风日下，人文精神坠落、衰败，充满虚华、浮躁，高品位审美贫乏而人欲横流的时代。由于商业文明的弊端，由于一味的刺激和撩拨人的感官享乐和虚荣满足的追求，而将人们的勤奋、竞争和创造引入了歧途。竞争变为了恶性竞争，创造活动已变为不顾社会效益的标新立异，勤奋也深深打上了狭隘自私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个人奋斗特征。唯利是图，唯钱是举，坑蒙拐骗之劣行已没有了基本道德底线正在全社会泛滥，假冒伪劣及有毒食品正日益盛行……，长此以往导致了各种社会危机日愈加剧、人际关系日愈紧张、世风日下、社会人文精神日愈衰败……，人类将变得连与自身同类都不能和睦相处，更谈不上与自然保持可持续性的和谐共生发展。人类对自然必将导致更大恶性掠夺和扩展，最终导致毁灭性自相残杀的战争，导致难以挽回的严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由此种种，加剧了人类的精神领域中情感因素（特别是一些具有非理性特征的心灵因素，如直觉、妙悟、禅悟、玄览的灵性等）被大大排斥、压抑、弱化甚至丧失的程度。而这些非理性、超理性的因素，对人类来说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以往在传统社会中人类那种注重情感交流、心灵沟通，注重和睦融洽、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氛围，在当今社会正逐渐被实用的、工具效用性的、彼此算计利害得失的人际交往氛围所取代。当今人们的交往已逐渐变成了完全按照是否互利互惠、有无功效实惠的原则来进行。并且这种交往大多数必须以当场兑现的方式才行，欠情的交往方式都不大行得通，熟人之间是这样，朋友之间，甚至家庭之间都是这样。人们在交往中已很少有重情重义的成分，维系其间的仅仅是一种利益、效用和利害因素。人际关系已变得感情淡薄。（加之当前社会竞争的日愈激烈，人类文化的商业化实用功利和效用的趋向日愈加强，社会生活中的商业文化导向正在日愈加大刺激、撩拨人类本性中低层次的感官享乐和肤浅的虚荣追求，）这使得当今社会突现出一个重要的现象：人们在获得物质的温饱以后，精神反而日愈失落、无依托，心灵反而日愈无家可归，内心日愈深陷苦恼、紧张、空虚和焦虑不安，甚至消极厌世的现象却反而较之以往大大加剧了，温饱以后如何关注精神和心灵的问题就变得十分的突出和重要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类究竟应当寻求什么样的“存在”？以及人生的精神家园应当如何构建？成了当今时代最重大的问题。
另外今日之时代,还是一个人类自身被语言逻辑概念、算计分辩的工具理性、经验实证效用和科学主义深深统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人性中丧失了诗性和高品位的审美灵性，人类成了深谙算计、追求效用和实惠、追求物欲享受的生灵。科学理性和语言逻辑概念被提升到一种可怕的高度，加之，科学技术的盲目发展大大超越了人类能够驾驭的程度，科学技术这把双面刃的负效应正在加剧失控，已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诸如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爆炸、能够足以毁灭人类千百遍的核武器，以及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电脑信息攻击武器等等可怕的因素。人丧失了诗性和灵性。人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和心灵的家园。
人类过分地强调了语言逻辑概念、算计分辩的工具理性、经验实证、效用和科学主义，所以人们只能看到、听到和感觉到自己知道的东西，也就是板结的认知模式中所具有的东西。即便是哈勃望远镜的发明和超级电子显微镜，甚至纳米隧道超级显微镜的发明也莫不过如此。人类不可能借助它们就能观测到人类业已形成的认识体系之外的全新的事物，而只能看到观测到人类既定的认识体系之内的一些更多的细节，如此而已。人类不充分认识到自身智能的残缺不全、偏狭蒙昧，还自以为是地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至上，提倡唯科学主义，那将会在以偏代全、残缺有限的人智引导下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只能说明‘是什么'，而不能说明‘应当是什么'。”（《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182页）科学永远不能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也无法回答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何在这类重大问题。要想很好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依赖于构建完备的信念体系和见地，必须不断追问人之为人的意义以及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和心灵的终极关怀。此外，人类对美的感受、对快乐与幸福的感受、心灵对自在的向往及追求、对一些重大的道德伦理价值的判断以及情感等方面的问题，科学都是无能为力的。 信念体系的内核要素是不可直接被经验和逻辑所证实的。当今人类的很多精神问题不是由于科学不发达、科学知识不够所导致的，而是人类的信念体系出了问题所致。非气质性病变的思想问题和心理精神问题是不能用科学来解决问题的，科学在这里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必须依赖于信念体系（包括宇宙观、社会历史观、人的价值观以及总体的思想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超科学的信念取向和把握）的调整和转换。
宇宙是无限的，宇宙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也是无限的，人类的理性、科学以及经验实证的方法在解决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更多时候甚至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凭借哲学或宗教也就是要凭借人类的信念体系和形而上学本体论才能真正构建起人类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家园。为了根本解决问题，海氏给出了应当“诗意的栖居”的良方。
在这贫乏的时代做一个诗人意味着：“在吟咏中去摸索隐去的神的踪迹。正因为如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出神圣。……哪里有贫乏，哪里就有诗性。”［6］
“海德格尔后来曾总结说，贫困时代的真正的诗人之本质就在于，在贫困的时代中，诗的活动在他身上成为诗的追问，他必须把自己诗化为诗的本质。只有诗性才适合于这个年迈已衰的世界的命运。”［7］
海德格尔对语言逻辑概念、对工具理性、对科学主义有了较为深刻地反省和批判，强调应当以诗的语言重新寻找存在的依托。在此，他特别倡导应当学会“倾听”。这里的“倾听”已经有些类似于禅宗“明心见性”的观照、道家“澄怀虚静”的体味。但仅仅只是有些类似。因为海氏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传统哲学注重语言思维理性的方法，虽然他对此有所反省和批判，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摆脱语言思维理性的弊端，因为他的整个思维模式的深层基础仍然是建立在与禅悟相悖的那种理性思辨（即佛家所称的“分辩心”）之上的。他未能彻底领悟到：要想彻底超越语言逻辑、理性思辨的羁绊就必须在思维模式和方法上进行彻底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进入一种高层次的真修实悟的参禅修炼状态，方能得到无执无住、无分辨心、明心见性的禅悟精髓。他总是想以人的自主能动去进行“诗化之思”，去构建“诗化哲学”，去人为的“倾听”，并且念念不忘要进行人为的“思”、“听”，岂不知过分的好思就必然会落入思维障碍。所以海德格尔始终只能领略禅之表皮，而不能入禅之精髓。这正是他之所谓：“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
那么真正的禅之精髓是什么呢？什么是“禅”？“禅”不可言说。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禅可言，非真禅”，强言之，则“禅”是在澄怀无住、息心净念中，在涤除了我执，包括：肉身之执（欲望）和意执（意识障）和妄念后，心性升腾而起进入某种犹如清澈明静之水能够映照出四周的景色和满天的繁星般的空灵妙觉之境地，也就是在清静无欲、澄怀虚静中显现的空灵、妙觉和灵悟。简言之：在斋心坐忘，息心净念，清静无欲、澄怀无住时出自本心的空灵、妙觉和灵悟即是禅。一句话：净化自心、清静自心就是参禅。佛家告诉人类的一个最大的奥秘所在就是人这个宇宙生灵是一个极其奥妙的万能、灵性的宇宙全能智慧和宇宙全息的接收处理和发射系统。这个灵性系统只要一旦处于高度的正信正念的正静定当中，也就是高度的正信正念的禅定当中，就会全面地显现人的这种万能灵性的功能。也就是意味着人的自性或佛性能得到了充分无碍地显现，就能够与宇宙大道和宇宙的总智慧圆融为一、全息相应。正如《楞严经》云：将人的心性“如水静置，其砂自静”，这就是禅定。让人的心性这一类似球形的灵性水面尽可能好的平静下来，变成一个球形的灵性明镜，也就是大圆镜智，从而能够全方位地映照出四围的景色和满天繁星。易经中有一句极为重要的话，“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其含义与此有些类同。宇宙天地万物是一个奥妙的高度同构、全息、自相似的有机统一体。易经之所以被誉为能洞悉和预测宇宙天地万物的天书，其最根本的原理就在于此。这就是为什么古贤大德可以“俯仰以观天察地”、“远取诸身，近取诸物”以通达万物的根本原理，这也是为什么得道高人可以“见滴水而观沧海”、“辩一叶以知秋”、“从粒沙而知三千大千世界”的至理妙机。
佛家关于智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与世俗人智来源相反的一种方法，它不是通过“行千里路、破万卷书、交八方友”的所谓“实践出真知”方法去寻求智慧，而是通过高度的戒定慧，从而达到高度的正静定。是通过身体力行、全身心投入的实修亲证。其方法更多采用的是体悟性的、内省的高妙修炼方法而不是仅仅凭借人智的理性思辨、借助语言逻辑概念甚至思维去进行所谓“实践出真知”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唯佛学所独有，道教和基督教也是这样倡导的。也就是通过入静的方法去寻求智慧是一切好的宗教所倡导的。
因为凭借语言的思维，必然是模式化和逻辑化的思维。这是欲以有漏、有限之小无限穷尽大无限，是根本行不通的。逻辑永远受制于模式和体系，其本身不能有任何创新的意义，只可能由模式中本身所具足的这一部分推导、演绎出另外一部分，如此而已。这也正是海氏的语言之思，那怕是诗意的语言之思的误区。知见要想有所创新，必须不能够只凭借语言和逻辑，而只能够凭借禅观、妙觉、灵悟、玄览，凡有突破性新知见的产生，必然是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他们。只有非理性无语言的妙觉才能突破模式和体系化而妙观、知见到模式体系之外的新东西。
（当今人类认识方法论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及其测不准关系的确立后，似乎已确定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极限，注定了人类要永远在怪圈和悖论的纠缠中生存。测不准关系和歌德尔定理已充分标定了人智的边界和极限。前者已确定了人类欲借助外在工具仪器拓展自身能力的途径已有了不可逾越的边界，后者则表明了人智的思维能力确实地有了不可逾越的极限。歌德尔定理在实质上已经揭示出人智思维的局限性，即人类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认识事物所达到的局限和边界。人类要想建立包容性涵盖面大的认识体系，就不可能获得好的完备性和无逻辑矛盾性，如果要想获得好的完备性和无逻辑矛盾性，就不可能获得大的包容性和涵盖面。人类的逻辑学中也有一个定理，对一个概念，其外延和内涵成反比。说明了创立大而不当、空洞的概念是不能导致真知灼见和有益信息的产生。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正说明了人类的思维和智能中确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极限。
借助语言和符号系统进行交流也是有局限性和弊病的，导致很多事情无法诠释交流、全息相应，甚至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附加的干扰信息，哪怕是通过用多角度地的语言比喻、隐喻、暗示、寄托等等方法，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兔子嘴效应”。从而造成误解、彼此不能沟通。测不准关系的本质也是属于借助外界的工具和媒体来认识事物的人智的方法。只要借助了外界媒体，就必然会在观测和认识中产生附加的干扰，再加上人的不纯净的心性所释放出的信息干扰，导致难以正确客观的认识事物，难以很好的传情表意和相互理解沟通。人类采用这种认识方法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对事物全息相应的认识。借助于外在的工具和媒体的方法还将受到环境、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制约。人的不恰当的思维和意识也会对渺观世界的事物产生干扰作用。只有正见、正识才能与事物圆融无碍的全息对应和交流。借助于语言逻辑符号体系，外在的工具媒体是不能得出大的、全新的创造性的真知灼见的，人世间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在获得关键性的突破性的、创造性的、全新的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时都是采用了一定层次的妙觉、玄览、灵悟、禅观的方法，在此之后应用语言逻辑思辨的方法只不过是对重大的发明发现加以证明以及推广而已。）
三、“诗意的栖居”是一种与圣人境界相当的高妙人生境界
温饱之后决定一个人是否幸福、自在的最根本所在是其内在的心灵感受、心灵状态。温饱以后的人们更多注重的应当永远是自身的精神生活的质量和精神家园美好的构建，而不是无止境的物欲的追求。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将导致人成为非人。“事实上，当今社会的物质文明较以往是大大丰富了，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已基本获得了温饱，然而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需要，并且这是人类最本质、最根本的需要，物质生活方面的温饱条件不过是人类为获得这一最根本、最本质需要的一种物质前提。不要说物质温饱，就是物质极大的富足也决不是人类生活最根本和本质的需要。那么温饱以后的人们究竟应当更关注什么呢？毫无疑问，应当更关注自己精神家园的美好构建，通俗的说就是应当更关注人类自身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的美好构建和健全发展，这才是事关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人类最根本、最本质的需求所在。人类对物欲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对此应当加以反省和节制，如果对人类追求物欲的满足不加以节制，任其无限发展，必将导致人类精神境界的堕落和人性的退化。最终人类将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退化为动物，只不过是比普通动物在获取衣食住行方面更有智慧和本领的动物。人类追求驾驭自然的手段和能力可以是无止境的，但这种追求绝对不属于追求物质享受，而是属于人类追求精神需求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如果说人类社会在未能达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温饱时，应当不惜采用过分偏重于开发和刺激人类对物欲追求，激发和促使人们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方法是有其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一旦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获得温饱以后,就不可再过分注重发展物质文明，而应当将重点转过来，注重发展和构建精神文明了。在温饱之后评价人的生活质量的综合标准和根本准则归根到底是决定于一个人在心灵上、精神上是否自在充实和幸福，这在根本上将归结为一个人内心的心灵感受和精神状态，而与人的财富、名望、地位无关。这也正是建立一个健全和完备的心理健康体系以及人类心灵栖居的家园最基本的出发点所在。”[8]
“ 一方面人类对物欲满足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另一方面，人类这种宇宙生灵在宇宙中发展构建物质文明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穷尽认识宇宙大道，但是一个获得物质温饱的人，只要善于构建精神家园，是可以在精神上获得无限的充实、满足、快慰和自在的。反之一个不善于构建自身精神家园的人，即使其物质生活条件再怎么富足也很难获得精神上的充实满足和自在。例如，一个拥有五星级饭店的老板，由于挂碍太多、太过于算计而反倒不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而一个内心无牵挂的街边流浪汉，只要随便席地而卧就能拥有一个香甜的睡眠。”[9]
人类追求精神的满足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特点，一旦拥有，甚至是一次拥有，就可以别无所求，终身受用。一种美好的精神感受，一旦领略到了之后，可以在心理学意义上进行不断的刷新和加工，从而使得这种感受不但不会随时间而淡忘，反而会象窖老酒一般，随时间的延伸而使原先的美好感受变得日愈香醇、浓郁和强烈。而追求物欲的满足却正是欲壑难填。正如知名学者赵仲牧所指出的：物欲的满足需要不断重复并且每次重复时都需要加大刺激量才能获得稍长时间的维持。比如对色欲、对美味、对鸦片、大麻、海洛因毒品等等感官物欲的追求莫不如此。
“黄叶自枝头纷落，心情好时是金秋喜色，心情不妙时是秋景清凄。寒霜结于路边的草尖，心情好时是冰清玉洁，心情不妙时是严冬无情。痛苦和死亡是人们所不愿见到或遇到的，然而，若没有体味这种深切的痛苦，又怎能明白平安喜乐的涵意？若不能对死亡有所有所感悟，又如何珍惜活著的每一天？生命的历程，尤其到了晚年，或能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乐观开朗，就可以快乐到白头，夕阳无限好，何惜近黄昏？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10］因此诗意和审美的追求，才是具有永恒存在意义的至高追求。
生活的哲理告诉我们：“掉进雪窝的羊羔最知道阳光的温暖，在苦水中泡过的人才倍知蜜糖的甘甜。”，也正如普希金的名句所阐明的那样：“一切痛苦都会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又将变为美的回味。”只要深具了诗意的和审美的人生态度，一切苦痛、烦恼、不幸的遭遇和经历是可以升华为诗意和审美的回味和体悟的。这正是人生哲学的至妙价值和意义所在，亦正是人生最高妙美好的存在，一种与圣人境界相当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是在人的层次上以一种极其乐观、诗意妙觉的态度应物、处事、待己的高妙化境。
四、禅境之“在”是最高妙的超凡至地
比极高的世俗人生审美境界更高的应物、处事、待己的境界是超越世俗人生层次的、宗教精髓要义所启迪的终极修炼境地--“明心见性”、“中道无为”的境地。这是一种妙观庄严、静穆、平和、安详的，是无喜无悲、无苦乐的,大自在、大解脱、大圆镜智的至高妙境地。这就是“禅境之‘在’”。
何以说“禅境之‘在’是最高妙的超凡至地”？纯粹的艺术给人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不能给人带来善的判断和是非好坏的判断，只是能促使人审美能力和美感品位的提高，真正的大美、至美应当与大善和大道相融合。从希特勒的纳粹帝国的大批杀人魔鬼皆是具有极高音乐美术建筑造诣的高官来看，极高造诣的艺术品位并未能够改变其魔鬼性，反而能够增强其魔性的法力。可见艺术在本质上仍然只具有法术的属性。其本质功能与科学一样，在根本上并无太大的崇高神圣性和善恶的教化功能。“文以载道”在根本上是很难行得通的，“道”一经过文（艺）所载，必然会载歪。因为“道”是不能假以文（语言）载的，用语言加艺术的方式更难载“道”。
追求艺术效果、追求乐趣、快慰、追求幸福和乐境并非人生的最高境地。无喜无悲、无苦乐、“应无所而生其心”的大自在、大解脱、“中道无为”境地才是至高境地。用审美态度去对待一切（包括人生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烦恼、痛苦等等）只能算是一种智慧的方法，而不是终极目标。因此，佛家和道家之所以不提倡刻意追求奇技淫巧（包括追求所谓艺术美和艺术的精巧），更反对人们用任何技能法术去获取追求享乐和舒适，包括精神的享乐，其深邃的旨意正在于此。
借用外在的工具、语言符号概念、理性、逻辑思维体系去研究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能直接指向人心的佛和道的精髓要义，是完全不可能的。隐喻性、象征性、模糊性的说法，注重营造和烘托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形外之象的表述方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真正可取的方法。老子为何只写了五千言？真正的佛经也不多言，禅宗更是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许这才是能见佛得道的大法。
虽然老子在运用语言营造境界方面已经达到了至高妙的程度，但老子却深知，凭借语言是难以传道的，因此老子在《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正是在警示并告知人们：千万不要企图仅仅凭借语言传道、悟道，以免误读和出偏。佛陀更是深知凭借语言是不能传道、悟道的，因此佛陀生前没有留下任何一部传世之作，而是极力的主张传道、悟道应当采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以神传神、境中悟道的方式。
佛陀“拈花微笑”的传法典故即是这种范例之一。这是一种最高妙的，没有凭借任何语言和媒介，几乎近于庄子“无待”境界的全息相应的直接领悟和心领神会、心心相印。任何语言、立象在这里都是多余的。进入了这种氛围，达到了这种境地，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是以不增不减的全息相应、直悟玄通的方式进行的。佛家和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地。也即是最高妙的禅境至地。
至高妙的超人生境地应对人生作如是观： “物来认真应，遇事精进行，过去即不留，无所著于心。”因为，万事大处一切皆空相，无有不可看空超脱者，但具体实事须实办，须认真精进求是，修炼足够高的求是之法、求是之智。这正是佛家更为精深博大的智慧。佛陀认为：“烦恼即菩提”，人生就是在不断经历体悟烦恼、超越烦恼的修炼中亲证菩提的。人不应当抱怨自己的命运、遭遇和经历（不论是苦痛、不幸、挫折、悲哀的，还是幸运、欢悦、幸福的）都是悟道、亲证禅境的良机。这正是：“凡是缘中事,皆是修炼机。不计轻与重，惜缘且珍机。”即在任何命运、遭遇和经历中都能够修炼亲证至高的禅境次地。
人能否将一切烦恼、痛苦、挫折、不幸、打击....的遭遇、经历转化为一种诗意的体悟，提升到用诗意的审美的心态去应对一切人生的遭遇和经历，这正是“诗意地栖居”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因为人的命运、一切的遭遇和经历，哪怕是身边的一些琐事，既然是不能不做的，那就不能因为是琐事就怀着不耐烦的心情去做，如此是大不智慧，本着“凡是缘中事，皆是修炼机。不计轻与重，惜缘且珍机”的人生态度才是具有大智慧的。只要是应当做的事情，不论大小、轻重，都应该或在愉悦或升华到一种悲剧情怀的心境中以一种审美的心态艺术化的去做，只是不能够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或者沉溺其中（包括沉溺陶醉于审美感受之中）或者被烦困于其中。应视一切缘，特别是令人烦恼的事情为修炼悟道的好机遇而珍视它。越是令人烦恼的事，就意味着越是与自己有缘之事；烦恼越大的事，则缘分越大,则越应当做大机缘来珍惜。“烦恼即菩提”这句话中正蕴含着这一至深的道理。
要想真正从当今时代的危机和人性的不完善，思维理性、语言逻辑的偏漏不全等诸多弊端中解脱出来，获得大圆镜智、大空灵、大自在，就必须深刻地反省人类自身的不完备性和误入歧途的根源，并能够深刻领悟到“应无所著而生其心”、“澄怀虚静”的至理妙机，以至最终能够培养出“以出世之心，精进勤勉地去行入世之事”的至高人生态度，如此将有助于抵御各种不良诱惑，在任何挫折和磨难的境遇中都能保持极积乐观、充实而和谐宁静的心态，最终达到至高妙的“明心见性”、“空灵自在”、“中道无为”的禅境至地。这才是真正至为高妙的，人应当通过精进实修亲证而达的“存在”至地。这已是远远超出了海氏“诗意的栖居”内涵的至高次地的人生“栖居”及人生存在的至高价值和意义所在。
注释
［1］孙翠宝主编 《智者的思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P318
［2］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见海德格尔：《讲演与论文集》，第137页
［3］叶秀山“何谓‘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读书》1995年10月。
［4］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基本著作》转引自刘小枫：《诗话哲学》（同［4］）
［5］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P82
［6］海德格尔《林中路》转引自刘小枫：《诗话哲学》（同［4］）
[7] 刘小枫《诗话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8］杨 全《论佛法、见地和科学及其相关问题》鞠 曦主编《恒道》辑刊第三辑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年3月出版 P847
［9］（同上）P849
［10］（同［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