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居住在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的燕道诚1927年首次发现文物至今，九十余年间三星堆遗址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其主体文化面貌、遗存种类及其分布情况、保存状况等基本明确，以此为基础开展的考古研究因而十分频繁，成果丰硕。

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第一个百年岁月，如今无论是工作理念、工作方法还是研究理论体系相比最初阶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预见的是，中国考古学即将迎来新的时期。值此关键时期，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三星堆遗址漫长考古工作历程中的成就与不足，为三星堆遗址未来的考古工作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指明发展方向。

一、考古工作历史回顾

自1934年始，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主的多家文博单位持续在三星堆遗址内开展系统全面的考古工作，至今已近90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34年至新中国成立以前

自1934年始，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主的多家文博单位持续在三星堆遗址内开展系统全面的考古工作，至今已近90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古史体系因为“疑古”思潮的兴起而趋于土崩瓦解，重建中国古史体系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当务之急。刚刚从西方引入中国的考古学成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即通过考古工作从地下寻找古代遗物，以此来证实和补充历史文献记载，从而复建中国古代历史体系。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也经历了这个阶段，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前。

1931年，董笃宜（V. H. Donnithorne）将燕道诚1927年发现的部分玉石器带给了任职于当时华西大学的地质学家戴谦和（D. S. Dye），后入藏华西大学博物馆。这批遗物引起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馆长的美国人葛维汉（David C. Graham）的注意：“……hoping to secur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jade objects in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the plan gradually tookshape to go to the site where the jade objects had been found an to excavate， with the hope of finding moresimilar objects， and of securing additional date that would make possible their more accurate dating，and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ulture to which they belonged.（……希望能获得有关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的玉器更多的信息，……萌起一个念头，就是想找到更多类似的器物，可补原资料确切年代之缺略，并鉴定其所属的文化。）”为此，葛维汉和同事林名均于1934年赴玉石器出土地点开展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共开出三条长40英尺、宽约5英尺的探沟，发掘面积共计将近56平方米，获文物六百余件。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止，但相关的初步研究依然在进行。发掘者葛维汉、林名均以及郑德坤、郭沫若等先生均对三星堆遗址出土古代遗物有所研究，并相继发表论文进行讨论。

尽管这一阶段仅开展了一次规模甚小的考古发掘，但却是三星堆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学术史意义重大，而且让三星堆遗址第一次为考古界所知，对于三星堆遗址的大体年代亦有了基本的认识，明确其年代范围为铜石并用时代至西周时期。

（二）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60年代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余年里，“由于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及专业人员队伍的迅速扩充，这期间的田野考古工作有了较大规模发展”，三星堆遗址在此期间开展了三次考古工作。

1956年秋季，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初次调查，初步了解了遗址的堆积状况。由于缺乏对遗址整体的把握，将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分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1961年，为配合学生教学实习，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再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进一步掌握了遗址的堆积状况，获得了不少陶器和石器，并已经认识到之前分别命名的“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有可能为同一个遗址。

为进一步了解遗址的内涵和堆积情况，同时为了完成教学实习任务，1963年9月，由冯汉骥先生带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对月亮湾地点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发掘分为3个地点，实际发掘面积150平方米，以燕家院子东南的第一地点收获最大。不仅完整揭露了该地点的堆积，将其分为二期，还发现了墓葬、铜器残块、孔雀石、铜炼渣以及疑似坩埚的粗砂陶片。因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发掘者将此次出土遗存命名为月亮湾二期文化。

本阶段开展的工作依旧不多，但从一开始就带着确认遗址的目标，到后期已基本形成了三星堆遗址的整体概念，较之上一阶段只知发掘地下文物而不知遗址有了显著的进步。同时，本阶段对于月亮湾、三星堆等地点的堆积状况以及月亮湾地点的年代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三）第三阶段：1980年代中前期

夏鼐先生于1950年代从国外引入了“考古学文化”理论。到1970年代，由苏秉琦先生发展并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在二者的影响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以构建三星堆遗址分期体系与考古学文化序列为目标，在因当地砖瓦厂取土破坏严重的三星堆地点、西泉坎地点分别开展了六次抢救性考古发掘。

1980年5月、1980年11月至1982年5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和广汉县文化馆联合对三星堆之中堆东侧台地进行考古发掘，共计发掘面积1225平方米。此次发掘除了发现大量沟槽式建筑之外，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堆积，发掘者将其分为5层，归并为三期，并以“三星堆文化”命名之。此次划分的三期遗存成为发掘者后续建立的三星堆遗址四期分期架构中的前三期。

1982年4月至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80年发掘地点附近继续开展小规模发掘，面积不足100平方米。本次发掘发现了1座陶窑，以及卵石坑和填充黑色灰烬且出土1件铜器的灰坑。更重要的是，此次发掘确认了叠压于1980年所分的第三期遗存之上且内涵特征具有延续性的地层堆积，由此补齐了三星堆遗址四期体系的最后一环。

1984年3月至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对三星堆遗址北部的西泉坎地点进行发掘，共计发掘面积约175平方米。此次发掘确认了西泉坎地点的文化堆积，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石璧坯料、半成品和残品等。

1984年12月至1985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北堆东侧进行这一阶段的第5次发掘，面积125平方米。此次工作的发现以文化堆积及出土的陶器和石器为主，未见其他特别的发现。

1986年3月至6月，为配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学实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在三星堆地点开展本阶段最后一次考古发掘，共分为三个发掘区，最南侧的为Ⅰ区，位于现祭祀区所在台地的南端，Ⅱ区即祭祀区所在区域，Ⅲ区位于1980年发掘区之东北，共计发掘面积1325平方米。本次发掘发现了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最厚的文化堆积，多达16层，厚度超过2米。在第Ⅱ发掘区附近还发现了一个小型祭祀坑，坑内出土有青铜容器、铜瑗、戚形铜璧、玉瑗的残件，在第Ⅲ发掘区内也发现有类似西泉坎地点的石璧坯料。

本阶段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尽管多数是为了减缓砖厂取土破坏而开展的抢救性发掘，但在此过程中已带着构建遗址分期体系和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学术目的，最终也的确构建起三星堆遗址四期的分期体系并一直延续至今，而铸铜作坊、玉石器作坊、祭祀坑相关遗存的发现，则为后续考古工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线索。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二号祭祀坑以及仓包包祭祀坑也相继于1986年7月、8月、1987年11月发现，属于本阶段考古工作的意外收获，让研究者得以提前了解三星堆遗址的祭祀行为与祭祀体系。

（四）第四阶段：1980年代后期至2010年代

本阶段的考古工作主要围绕聚落考古开展，但存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演变过程。

早在1981年，考古工作者就注意到因砖瓦厂取土破坏的三星堆土埂可能是人工夯筑而成，后续又陆续发现遗址中另外几处砖厂破坏的土埂也包含有陶片等遗物，可能也是人工夯筑而成，愈发意识到三星堆遗址可能存在古城，因此陆续开展发掘予以确认。这期间考古工作的开展并未带着聚落考古的理念，但无论考古工作内容还是结果都与聚落考古息息相关。

随着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等新兴考古学学科、理论从1990年代开始在中国流行，加上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开始纳入国家“五年规划”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2011年开始为了解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而有计划地、系统地对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工作，此期间的工作显然是带着聚落考古的理念而有意开展。总体而言，本阶段考古工作可细分为三个时段：

1.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

本时段主要开展疑似城墙的确认性发掘工作，其中1988年10月至1989年1月发掘三星堆城墙，1990年1月至5月发掘东城墙，1991年12月至1992年5月发掘西城墙，1994年11月至1995年1月发掘南城墙，1999年1月至2000年5月发掘月亮湾城墙，共计发掘面积3404平方米。通过这几次考古工作，面积将近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城址得以最终确认，并且对于各段城墙的年代有了初步的判断。

除了上述针对城墙的考古发掘之外，本时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还对三星堆遗址周边区域开展了大面积考古调查，发现7处遗址和6处遗物采集点，第一次对三星堆遗址周边区域的遗址分布情况和年代构成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本时段也有重要的意外发现，即仁胜墓地。1997年11月，三星堆遗址西侧的仁胜村砖厂在取土过程中发现一根象牙和四座长方形土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对其展开抢救性发掘，共计发掘面积934平方米，清理29座墓葬，出土少量玉石器和陶器，并确认其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2. 2000年代

在大致确认遗址内的城墙分布情况后，结合以往考古工作结果，考古工作者大致明确了月亮湾、三星堆、青关山等地点是三星堆遗址的重要区域，因此本时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性地对其中开展工作相对较少的月亮湾地点和青关山地点分别进行了考古发掘。

2000年12月至2001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在月亮湾城墙西侧的台地开展发掘，共计发掘面积550平方米。本次发掘获得了月亮湾地点最丰富的文化堆积，对于该区域的堆积状况和延续年代有了更细致的认识，并且还发现为数不少的石斧坯料，表明此处可能是制玉石器的作坊所在。

2005年3月至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青关山土台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50平方米，确认台地表面分布着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本确认青关山土台是三星堆遗址大型建筑分布区。

除此之外，为配合举办四川省第一期调查考古勘探培训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2年对三星堆遗址的部分重点保护范围进行了全面考古勘探，此为三星堆遗址第一次系统考古勘探工作。此次勘探发现了遗址的东水门，对遗址部分区域的堆积状况和遗存分布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

3. 2010年代

本时段开展的考古工作较为丰富，除了针对遗址内的系统考古勘探与重点考古发掘之外，还对遗址所在区域开展了大面积考古调查。

2011年至201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重点保护范围和一般保护范围共计12平方公里开展了4次全面、细致的考古勘探，共计勘探面积将近960万平方米，全面摸清了遗址范围内的遗存分布、堆积状况和保存状况。

根据上述考古勘探工作提供的线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分别于2013年、2014年、2015年相继发掘了真武宫城墙、仓包包城墙、青关山城墙、李家院子城墙、马屁股城墙，并于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对西城墙中段、西城墙南段、东城墙以及月亮湾城墙南段进行了重新发掘，发掘面积共计2363.95平方米。通过上述发掘工作，三星堆遗址“一大多小”的古城格局得以最终确认，城墙的结构及营建过程也基本明确。

2012年至201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在2005年发掘的青关山土台持续开展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共计3064.1平方米，发现3座大型红烧土建筑，最终确认了青关山土台作为三星堆遗址大型建筑集中分布区的性质。

在三星堆遗址之外，2011年至202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三星堆遗址所在的鸭子河流域、石亭江流域开展了6次大面积系统考古调查，面积480平方公里，新发现遗址40余处，进一步认识了三星堆遗址所在区域的遗址分布情况及年代构成情况。

本阶段工作相比之前，系统性、规划性更加强烈，且带着明确的“聚落考古”工作理念，故而无论是工作广度、工作深度还是工作收获都超过了以往。

（五）第五阶段：2010年代末期至今

2019年4月“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正式启动。以此为契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考虑到之前几个阶段的考古工作已经基本摸清了三星堆遗址的基本情况、分期与年代、文化序列，对于聚落结构也有了基本的认识，唯一欠缺的是对于三星堆遗址的社会结构还不明了，遗址里的人群所属族群、等级、身份、职能等都不清楚，故而本阶段考古工作围绕“社会考古”展开，同时也继续关注聚落考古方面的问题。

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之前确认的唯一一处墓地——仁胜墓地再次开展发掘，发掘面积844.298平方米，新发现了8座墓葬，葬俗与之前发现的墓葬并无区别，但同时还发现大量的沟槽式建筑以及大型柱洞式建筑，表明仁胜墓地并非单纯墓地，而是一处“居葬合一”的墓地。

2020年3月至2022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以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了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1202平方米，确认了面积约13000平方米的祭祀区，发现并发掘了6座新坑，出土各类文物17000余件，并大致确认各坑的年代及性质。

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故宫博物院在月亮湾地点燕家院子北侧开展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确认了一座大型建筑，新发现10余座掩埋破碎玉石器的红烧土坑，可能是一处早于三星堆祭祀区的早期祭祀区。

尽管本阶段的考古工作还未结束，但已经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在葬俗、葬制、祭祀行为与祭祀体系等方面都有新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秉持的“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工作理念较之三星堆遗址以往考古工作有显著的进步，填补了以往考古工作在文物保护和多学科研究方面的空白。

二、工作收获与不足

如上所述，三星堆遗址五个阶段的考古工作历经近90年，总体发掘面积将近20000平方米、勘探面积将近1000万平方米，取得了诸多工作收获，大致包括：

第一，遗址的分布情况和保存状况较为明确。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将近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即城墙合围的城址面积近3.6平方公里。遗址被北侧的鸭子河和中部的马牧河严重破坏，保留的区域不足二分之一，其中以月亮湾、青关山、三星堆和仓包包等地点的堆积最厚、遗存最丰富，仁胜、西城墙、仓包包南部台地以及三星堆西南台地次之。

第二，遗址的内涵特征基本清晰。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内发现了城墙、大型柱洞式建筑、大型红烧土建筑、沟槽式建筑、灰坑、灰沟、陶窑、墓葬和祭祀坑等，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丝绸等各类文物标本5万余件。

第三，遗址的分期年代与文化序列大致确定。通过出土陶器可将三星堆遗址的主体遗存分为八期13段，其中一期1段至二期3段属于宝墩文化，三期4段至三期5段属于鱼凫三期文化，四期6段至六期11段属于三星堆文化，七期12段至八期13段属于十二桥文化，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延续至西周早期，距今约4400年至3000年。

第四，遗址的聚落结构初步了解。三星堆遗址总共有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三星堆小城和大城三重城圈，总体呈“一大多小”的分布格局，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是明确的内部小城。大型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早期祭祀区主要位于月亮湾小城内，第二重城圈内主要是一般居住区，第三重城圈目前确认有年代偏晚的三星堆祭祀区。

第五，遗址的区域聚落形态粗略把握。三星堆遗址周边分布着大量同时期的小型聚落，但基本不越过石亭江，目前仅绵竹市南部有少数分布在石亭江以北的小型聚落。中型聚落目前只见于三星堆遗址以南的青白江流域，鸭子河以北较为少见。

尽管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如上成就，但也还存在较多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

其一，城内功能分区依然不明晰。虽然之前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型建筑、祭祀坑、墓地等，但仅仅是遗址很少一部分，作坊区、宫殿区还没有最终明确，多数区域仍旧未开展系统考古工作，属于工作和研究的空白地带，如仓包包小城、西泉坎台地、南部马牧河以南台地除祭祀区之外的其他区域等，月亮湾小城尤其是月亮湾地点、燕家院子一带的细致空间格局亦不清楚，导致城内的功能分区依然不是十分明晰，更遑论更进一步的聚落结构变迁情况。

其二，城内水陆交通体系还不清楚。以往考古工作尽管对城内的水系有所了解，但这些工作均非以了解城内水陆交通体系为目标，取得的成果自然也有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一座城门、码头、桥梁，没有确认任何一段道路，三星堆城址的道路分布、自然河流与人工水道的关系、水路和陆路的联通等都不清楚。

其三，墓地发现较少，高等级墓葬仍未见任何迹象。一直以来三星堆遗址都被当作古蜀国都城，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内众多精美的铜石玉金器的发现也印证着这个观点，但作为都城遗址最核心的遗存——大型墓地和高等级墓葬乃至蜀王陵仍旧没有发现。

其四，遗址与所在区域的聚落关系仍不明确。尽管以往考古工作大致了解了三星堆遗址所在区域的中小型聚落分布情况，但这些聚落尚未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其年代、性质并不清楚，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存在的关联亦不明确。

其五，考古工作所获资料发表较少。三星堆遗址将近90年来的考古工作收获了大量资料，但到目前为止仅发表少数考古简报以及《三星堆祭祀坑》，公布的材料明显偏少，对相关工作和研究造成了较大的阻碍。

三、未来工作展望

明确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今后的工作方向也就大致清晰了。接下来，三星堆遗址将围绕申遗和遗址公园建设，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实施，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古工作：

其一，理清城内水网、道路结构。根据前期考古勘探成果，准确把握城内每一条壕沟、河渠的形成年代、堆积状况以及功能性质，并对城门缺口进行解剖，明确是否为城门，以此为线索寻找城内道路。在此基础上，全盘掌握城内水网、道路分布，为后续聚落考古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其二，掌握三星堆遗址的空间结构及其变迁情况。结合城墙结构及营建过程的研究成果，以及城内水网、道路结构方面的认识，划分城内的功能分区，细致把握各功能区的形成过程、遗存的空间关系及性质关联，进一步认识各功能区之于三星堆遗址的重要作用，明确宫殿区、作坊区、祭祀区和墓葬区，初步探讨三星堆遗址的生产、生活体系。

其三，大致了解三星堆遗址的族群、等级构成情况。通过对三星堆遗址墓葬区、宫殿区等核心功能区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分辨各功能区的人群等级构成情况及族群构成状况，结合三星堆祭祀区和月亮湾祭祀区的工作与研究收获，总体认识三星堆遗址的族群和等级体系，把握三星堆遗址的祭祀行为与祭祀体系，为开展社会考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其四，明确三星堆遗址周边区域的聚落形态。以三星堆遗址为基础，辐射周边区域，尤其是沱江流域和岷江流域，从成都平原的整体出发，把握不同时期不同等级、不同功能聚落的分布状况及相互关系，了解古蜀国的政治地理结构。

其五，全面发表以往考古工作材料。分地点以简报或考古综合报告的形式详细发表以往考古工作资料，以促进后续工作和相关研究的开展。

作者单位：四川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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