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由伦理学基本理论、中外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等构成的多学科集群。建构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伦理学各个分支学科研究者对本学科经典文本的精准诠释和深入解读，因为任何一门伦理学科的经典著作，其所瞩目的焦点都是道德伦理生活的内在本质，是对道德伦理世界深层内涵的揭橥，具有重要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关怀意义。在对各种经典文本进行理解、阐释和应用的过程中，坚持经典诠释的实践取向，是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典诠释的实践指向
在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处于核心位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涉及道德伦理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主要功能、核心原则、基本内容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对其中任何问题的精确说明，都应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正确理解为前提。但伴随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我们需要以特定时代人们在道德伦理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重大挑战为出发点，对原有经典文本作出符合现实道德生活需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崭新解释。
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典诠释的实践指向，这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理论品质密不可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他们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其理论的根本旨趣也不像康德、黑格尔等人那样，热衷于从概念、观念、范畴出发，致力于建构某种哲学伦理学理论体系从而获得逻辑体系的自洽和道德理论的完善，进而通过理性启蒙和改造自我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典作家主张任何伦理学所阐发的理论、原则、规范，必须付诸实践才能产生价值。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典著作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同时又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不断发展。也正是因为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才科学解决了中外伦理思想史上大量悬而未决和争论不休的问题，正确回答了现代社会生活面临的各种复杂性道德伦理挑战，从而有效推动了人民群众道德实践活动的发展，彰显出自身的理论魅力和科学威力。当然，马克思主义伦理经典在对道德伦理问题进行探讨时，并没有采用直观的经验化的论证方式，恰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典作家主要通过对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过程中道德伦理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考察，揭示人类社会道德伦理的发展规律和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路径，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转变为现代科学。
中国传统伦理经典诠释的现代面相
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文化典籍中，尽管具有极其丰厚的道德理想主义、伦理中心主义、义务至上主义等道德思想资源，但中国古代并没有“中国伦理思想史”这样一门伦理学分支学科。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建构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因为中国伦理思想有着自我演进的独特路径，中国历代思想家主要通过“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经典诠释活动来建构和表达新的伦理思想体系。所谓“我注六经”就是对经典文本的精准研究和诠释，而“六经注我”则是从写作主体出发进行理论建构与思想表达，这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前者要求诠释者在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中，必须去掉个人的前见、偏见和流俗，不断反省自己，直到获得与文本内容完全兼容的理解为止；后者要求在对经典文本的诠释中必须为其所在时代的伦理思想发展、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提供现实指导作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之所以对元、明、清三代发挥出巨大的价值引领作用，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实现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完美统一。一方面，朱熹对“四书”经典的文字、语法、原意等做了客观真实的研究，使其诠释水平达至超越前人的境界；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跨文本注释创构出一套既完整统一又面向现实和未来的理学思想体系。
此外，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国传统伦理经典诠释的现代面相，还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高度重视知行之间的动态统合密不可分。从本质上讲，中国古代伦理学家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而是强调自己思想观念与具体行动的相合相契，亦即言行一致和知行合一，通过对自己道德伦理信念的身体力行，实现知识与美德的统一。例如：在宋、元、明、清时期，知行问题的讨论渐趋成熟，广泛涉及知行之间的先后、难易、轻重、分合以及格物致知的方法等问题。朱熹强调“以知为本”和“知先行后”，他认为从逻辑上讲，知与行之间存在时间上的距离，但要征服这种时间上的距离与阻隔，就必须通过努力行动才能实现知行合一与践行尽性。王阳明则主张“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反对先分而后合的知行合一，强调即知即行、即心即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伦理学家的共同特点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高度统一。尽管他们所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高度重视价值理想的现实化，强调必须把理论追求落实到实践中来，从自我修养做起，通过自觉、自愿、自律把自己信奉的理论落实到贴己的生活实践中。质言之，就是要努力实现人与世界之间的“共在”关系，即通过知与行的契合，实现历史与现实之间、形上与形下之间、价值理想与当下人生之间的“视域融合”，中国伦理学的上述宇宙观念、人生智慧、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等，已经化作今天广大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它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通过对中国传统伦理经典诠释的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不断推动中国伦理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西方伦理经典诠释的中国语境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伦理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欧美文化的冲击，特别是伴随西方教育体制和学科分类体系的引入，西方伦理学成为中国近代新式大学“哲学门”或“哲学系”的课程之一。在建构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如何正确看待西方伦理思想的地位与价值？我们必须看到，只要人类作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动物而存在，就必然具有自己的类本质特征，人类不同文明类型必定能够找到交流互鉴之处。从现代化进程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先行一步实现现代化，致使许多重要观念率先出现在西方文明中。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东西只能被西方国家所独享，只要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无论出自何时何地，我们都应以广阔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魄去认真学习和镜鉴。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努力奋斗，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重大课题。在建构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也需要我们对西方伦理思想去芜存菁、弘雅夷远。
建构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特别是要不断清除“文明等级论”的消极影响，冲破“文明冲突论”的思想藩篱，共同建设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好世界。其间，要注重凸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别是其中的和平性，因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是中华文明的优秀特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由此，也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和人民。因为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文化孤岛已不复存在，只有通过认真坦诚地交流与对话来充分理解对方的价值关切，才能在求同存异中实现不同文明视域的彼此融汇，并在这种“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中，凸显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特色和价值。
中国应用伦理学范式更新的道德实践根基
在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应用伦理学无疑是中国伦理学学科群中耀眼的新星。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应用伦理学迅速扩展至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呈现出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网络伦理等诸多向度。应用伦理学直接研究存在于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具有广泛争议的道德冲突和伦理悖论，它要通过超越实证科学的努力，达到对人类具体生存状况的整体透视，以帮助人们在特定生活情境中面对多样价值冲突时作出正确的道德抉择。
在任何一门应用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学科经典诠释与现实道德实践之间的张力结构。以政治伦理学研究为例，在传统政治伦理学经典著作中，道德与政治的内在一致性本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如何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伦理关系，例如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数字鸿沟的弥合等，便成为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数字化时代，海量数据的快速生成、传递和获取能力，多维信息的交互能力和共享能力等，正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只有努力建构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结构、政策框架和法律体系，才能让数字经济创新的各种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其间，数字技术规则体系的持续创新将会对政治伦理学学科范式的不断进步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政治伦理学的发展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对数字化时代政治实践面临的重大挑战作出有效回应。恰如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的那样，任何一种科学范式的出现都是科学家在不断积累自身知识基础上缓慢生成的，但伴随原有范式内涵的不断拓展，会出现大量原有范式无法容纳的反常现象，一旦反常的频率高出原有范式的调整范围，就意味着新型科学范式的诞生和新一轮科学革命的爆发。可见，包括政治伦理学在内的各种应用伦理学，只有在新旧范式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发展中，才能逐步建构起本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靳凤林，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