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按照经史子集名称顺序排列的正史艺文志，正式确立了四库体系。《隋书·经籍志》对四库体系的贡献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经史子集顺序的确立开四库体系先河，二是集以往目录学之大成而为四库体系的表率，三是开四库体系以三统一化为绳尺的机杼。

关 键 词：《隋书·经籍志》  四库体系  贡献

四库由甲乙丙丁四个书库演化而来，是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的代称。经过知识与思想两方面的长久发展，围绕四库形成了四库体系，即经、史、子、集四部组成的一个新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典籍按照经史子集顺序排列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和四库共同构成四库学体系的核心要素、基础。四库学体系则是研究四库及其相关问题的体系，是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组成的一个新系统，是中国知识学体系，即知识与思想、知行合一的体系。

四库体系的源头可以上溯到郑默《中经》①，但《隋书·经籍志》方是真正意义上的肇始。

一、以经史子集之名之序的确立，开四库体系的先河

《隋书·经籍志》是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官修史志目录，原名《五代史·经籍志》，是唐代魏徵等参考梁阮孝绪《七录》、隋代官修《大业正御书目录》，根据唐初所存隋代藏书，以及访购所得书而成。所收书以隋义宁二年(618)为限，其书目著录、总序、大序、小序等，记录六朝到隋典籍存佚和学术思想文化发展演变情况，并确立了四库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经学没落，礼仪道德人心不古；一方面有识之士认识到经学对收拾礼仪道德人心以稳定统治的重要性，加以两汉经学发达，留下众多经部书籍，所以虽然经学没落，但经部书籍独占鳌头的地位未被动摇。同时，动荡的社会需要以史为鉴，史学因之兴盛，史部书籍得以大增。在这个过程中，史部不再是经部的附庸，经部变得属地纯净，史部也最终独立成类，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界及其顺序日渐明朗化。

四部分类产生之后，各部并没有自己的专名。因为在四部界属未明朗化之前，各部类的学科归属并没有完全明确并固定下来，无法给予经史子集之名。故而，首先是经史子集顺序得以确立，到学科归属稳定后，经史子集之名才随之出现。《观我生赋》就记载在整理书籍时使用过经史子集之名。到《隋书·经籍志》时，经史子集名称顺序都已固定，就不必再用甲乙丙丁代指经史子集②，经史子集名称顺序得到最终确定。这标志着甲乙丙丁四部分类经过近四百年实践最终体系化，被形式和内容合一的经史子集分类完全继承。从此中国古典学术学科的四库体系告成③。

《隋书·经籍志》能够完成建立四库体系的任务，是大势所趋的结果。经过魏晋南北朝及隋末的动乱，唐朝需要建设起自己的秩序，完成思想体系的重塑，使自己走入每个个体中，真正成为天下的主人。为完成思想体系的重塑，首先要有相应的人才。为此，唐朝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实现人才的流通，打破阶层的固化，使平民有上升的空间，既促进国家稳定，又能培养起忠于自己的人才，为国家繁荣和思想建设提供了人才基础，科举因此成为封建时代的必需品。对于统治阶层，科举的目的就是用考试标准从知识层面教育子民，并加以道德伦理教化，使他们与自己思想一致，共同维系国家的稳定繁荣。

科举的重要性要求有符合科举需要、能系统地为学子指引读书门径的目录书，官方以史志目录的形式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官修史志除给子民提供正常的读书治学门径外，还要通过史志目录进行完整系统的思想教化训练。并且，思想教化如果不成体系，就不能全面深入持续，虽然思想教化有多种途径，但学术学科体系基础上的思想训练是长期持续的，有其他思想训练达不到的功效。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在完整的学术学科体系基础上教化读书人，也就成为目录书必然的使命。第一个代表官方承担这项任务的是《隋书·经籍志》。它以前的四库目录书也在承担这项工作，但缺乏科举给予的契机。有了科举给予发展契机的《隋书·经籍志》，才能有力地确立学术学科体系，进而形成四库体系，以便更圆满地完成对子民的训练。同时，私家目录也与官方步调一致④，同样提供了目录参考和思想教化。

《隋书·经籍志》在四库一语出现之前，开四库体系之端，实在不同寻常。不过，四库之称是否在四库体系开端时就已经出现并不重要，只要体系的形成是既成的事实，有无这一称谓，丝毫不影响它开山之作的地位。就像经史子集早就存在，但一直用甲乙丙丁来代指，到北齐才渐用经史子集之名，而甲乙丙丁代指经史子集，在余嘉锡看来，本就是权宜之计⑤。

总之，经史子集四部名称顺序首见于《隋书·经籍志》，虽然其时尚未有四库之名，但四库之实已存在。这是从郑默《中经》甲乙丙丁之名对应经子史集开始，到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甲乙丙丁对应经史子集以后，约经四百年实践的结果，《隋书·经籍志》凭借官修地位，使它固定下来，肯定了它的存在，此后相沿不替，成为蓝本。从直承其名的《旧唐书·经籍志》，到四库目录的最高峰《四库全书总目》，都未脱离它的轨道，所以《隋书·经籍志》实为四库体系的开山。当然，其间甲乙丙丁也曾再次出现，但这不再是仅代指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而是对经史子集名称顺序及其统系内容的巩固，也使四库的形式与内容合一，完成从四个书库到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代称的转型。当这个甲乙丙丁完成这些任务后，到《宋史·艺文志》之时，就把一切全部交给经史子集，再次退出历史舞台⑥。

二、集前此目录学之成而为四库体系的表率

《隋书·经籍志》不仅是四库体系的开山，也是对以往目录学全面系统的继承，并成为日后四库体系的表率。

《隋书·经籍志》集以往目录学的大成。它著录了隋朝及六朝藏书，以书目附注的形式，把作者身份、藏书流传，尤其是书籍真伪存亡情况清楚展示出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效果⑦。如：

《周易》二卷。魏文侯师卜子夏传，残缺，梁六卷。

《周易论》十卷。齐中书郎周颙撰，梁有三十卷，亡。

《周易系辞义疏》二卷。萧子政撰。梁有《周易乾坤三象》《周易新图》各一卷。又《周易普玄图》八卷，薛景和撰。《周易大演通统》一卷，颜氏撰。

《孝经义疏》十八卷。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讲《孝经义》三卷，天监八年皇太子讲《孝经义》一卷，梁简文《孝经义疏》五卷，萧子显《孝经义疏》一卷，亡。

从它的各部类序也能看到承续特点。不妨以《汉书·艺文志》《七录》为例讨论。

《隋书·经籍志》在各序中都谈到对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继承，如经部序道“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⑧；史部序指出，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⑨；子部序称“《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⑩；集部序说“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11)。

在各部具体类目上，《隋书·经籍志》相比《汉书·艺文志》，有所增益删改。经部《论语》类中加入了五经总义(12)，以及《尔雅》诸书。此外，还增添了纬书类。谶纬之说兴起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刘秀是谶纬的受益者，所以提倡谶纬。纬书类小序详述了前因后果，讲道：“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13)面对当时谶纬盛行的局面，因为刘歆的缘故，站错了队的古文经学家们，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论说谶纬的不是，也改变不了古文经不得立于官学的现状。到了隋朝，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二人，一则都认为他们自己天纵英武，一则都得位不正，不但不信谶纬，还担心谶纬惑乱人心。尤其是隋炀帝，在父亲严禁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全力焚毁纬书。经他打击，纬书几乎绝灭，“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14)不过，纬书曾经的辉煌还是需要目录书来如实反映的，所以《隋书·经籍志》也就根据实情著录了它们。

史部方面，《汉书·艺文志》时期，史书还没有独立，附录在《春秋》类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一词的出现，标志着史书蔚然兴起，所以史部脱离《春秋》，独立成类。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兴旺，所以史书中的谱牒簿录等也非常兴盛。《隋书·经籍志》反映了史书的这些变化，史部不但单独成类，而且还著录了富有魏晋南北朝特色的簿录和谱系两大类的书籍。

子部把兵书、数术、方技和诸子学说统归一大类，并且把天文、历谱、五行从《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略中分离出来。集部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汉赋和歌诗。六朝时期骈文兴盛，加上两汉时期的积累，骈文数量可观，个人文集、诗文总集也不少，于是《隋书·经籍志》根据实情，分别设置了楚辞、别集和总集三类，其中别集强调“志尚不同，风流殊别”(15)，总集则是由于“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因此“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16)。可以说总集的性质类似现在的文集资料汇编。这些增益改删都是根据书籍发展实情做出的合理变更。《汉书·艺文志》是根据《七略》而成，所以对《汉书·艺文志》的承续，其实也是对刘向、刘歆父子的继承发展。

此外，凡阮孝绪《七录》小序所写，在《隋书·经籍志》序中都能找到呼应之处。这足以证明《隋书·经籍志》序参考了《七录》(17)。张宗友曾对比《七录》的《尚书》类小序与《隋书·经籍志》的《尚书》类小序，认为可以明显见到《隋书·经籍志》对《七录》的续承。又，《隋书·经籍志》在四部之外附录道、佛二类，而阮孝绪《七录》、王俭《七志》也附录道、佛二类。因此，有学者指出，“《隋书·经籍志》名为四分法，实际上是总括六分、四分、七分诸家的成就，演变发展、推衍而成的新四分法”(18)。

不仅如此，《隋书·经籍志》还以总序、各部大序、各类小序，简要讲述学术源流变迁，以各书著录书名、卷数、附注，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继承了自《七略》以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的功能(19)。

综上所述，《隋书·经籍志》集《七略》以来目录书之大成而确立了四库体系。

自《隋书·经籍志》开创四库体系之后，历代官私目录书基本都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距它时代最近的《旧唐书·经籍志》，就与《隋书·经籍志》同名。不过，经史子集本是作为分类法出现的，其体系性特征是甲乙丙丁几百年来赋予给它的，只有在约定俗成的经史子集顺序下，在书目著录中，才具备体系性特征。所以当甲乙丙丁不再代指经史子集，经史子集被甲乙丙丁所赋予的体系性特征反而弱化了，并且蕴含不稳定因素。

《隋书·经籍志》时经史子集刚脱离甲乙丙丁，不存在这个问题。到唐玄宗时，甲乙丙丁的再次出现，也使之得到了解决。此时甲乙丙丁是贮藏经史子集的四个书库(20)，它对应的内容才是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当本指甲乙丙丁四个书库的四库与经史子集四部联系上之后，就以储藏书籍的仓库容纳了书籍内容，同时固定下四部书籍各部顺序，把形式与内容统一了起来。从此，四库不再仅仅是四个书库，而是条理有序、规范系统地容纳内容，被四库所容纳的内容就是中国古典时期的知识和思想世界。四库因切合学术学科体系代称的需要，逐渐成为代指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的专有名词。

四库称谓自出现后，就兼指四部顺序与内容。由此，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为名的古典学术学科体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加强，摒除了最初仅以四部面目出现的不稳定隐患。日后，四部分类发展到顶峰的集成之作，被命名为《四库全书》而非《四部全书》，即是乾隆深谙个中道理，既追溯其本源，又彰显其内蕴流变的缘故。

如前所述，甲乙丙丁最终还是再次退出目录学史，但这次退出已不能与《隋书·经籍志》中的退出同日而语。四库体系已牢不可破，有无甲乙丙丁并无影响。《隋书·经籍志》之后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甲乙丙丁一直与经史子集并存。这并非如从前只是虚拟的并存，即甲乙丙丁代指经史子集，但经史子集本身并不出现(21)，而是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甲部经录、乙部史录、丙部子录、丁部集录”(22)。经此历程，经史子集四部的体系特质被固定并强化，四库由四个书库变为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的代称。直到《宋史·艺文志》，甲乙丙丁才彻底退出，让位于经史子集。此时，因为又经过了甲乙丙丁对经史子集的数百年框定，经史子集四部已可以等同四库了(23)。

的确，经史子集四部根本上还是分类法。因此，到了近代，当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被人为中断，离开历史舞台，经史子集四部与四库可以等同的特质就又被世人彻底忘却，经史子集四部就又只剩下分类法这一内涵了，四库也自然只被视作分类法，一直到今天也几乎如此。

三、《隋书·经籍志》开四库体系以三统一化为绳尺、经为根本史为肱股子为旁参集为辅佐的机杼

四库体系与三统一化紧密相连。四库体系的形式与内容合一，四部类序是形式，所著录书籍的内容及其相关知识、所蕴涵的思想是内容，二者合一，加以纵横两方面的发展，即成就了体系。四库体系是知识、思想以及表现形式的合一。

三统一化即正统、道统、治统、教化，是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基石。三统一化能否畅行是衡量王朝治乱的重要标准，关系王朝成败。中国古典学术学科的四库体系，自然要承担起反映治国理政基石三统一化的重任。

故而，四库体系有明暗两条线索。形式上的经史子集四部及其类序是明线，内容上的思想方面的三统一化是其中一条暗线。三统一化观念贯穿四库体系始终，而《隋书·经籍志》开其机杼。

首先，凭借书籍著录来确立三统一化观念。《隋书·经籍志》，无论是远效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近法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表示自己承绪有加，还是“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24)，都意在尊三统一化。此外，《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之外，尚有佛、道二家书籍附录，但仅记总部数、卷数而无具体书目。这样的安排既如实著录书籍，又表示对佛、道二类书籍别有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各阶层都希望通过佛道来获得精神上的寄托，被称为“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25)，并且数量不少，足以成类，所以书目中列佛、道二类，的确是在反映书籍实际状况。有目无书却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隋书·经籍志》之前阮孝绪、王俭的书目都曾附录佛、道二类，但同时著录了它们各自的书籍。这一创新究竟意在何为？“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托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26)既要不违背实际，又要做到“正本清源”，所以将佛、道书籍单独附录，却不著录书籍，以表示折中。

《隋书·经籍志》不唯在类目安排上，区别对待道、佛二类书籍，以表示遵循三统一化，而且在著录标准上，不管以前目录书是否著录，符合“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标准才能入著(27)。“文意浅俗，无益教理者”，必然不符合正统，不能用来教化天下，于是被删汰。“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必然符合三统，能够起到教化功效，于是入著。维护三统、教化天下的用意，显露无疑。

其次，它的总序、大序、小序，也直接表达出要凭借书籍著录来彰显三统一化的思想。总序指出，子部与集部书籍之所以得以著录入《隋书·经籍志》，是因为“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28)，有利于治统，所以著录它们，以便辅助经史。其中的子部方技数术类书籍，意在治身，即“方技数术，所以治身”；子部儒家经典，即诸子，它们中的“儒、道、小说”，本属圣人之教，但略有所偏，而子部的兵家及医方，则是圣人施政的对象，但后世剑走偏锋，失去了正道。所以，诸子只能是经部的“鼓吹”，即宣扬、铺陈经部，为经部张本。故而，经部著录的是儒家核心经典。其余儒家典籍，则著录在子部，“为经籍之鼓吹”。而文章所在的集部，则是政治教化的辅佐，是美化政治教化的，所以文章被形象地称为“政化之黼黻”。像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的文章，当然能很好地美饰政治，彰显教化。当然，倘若把诸子总领起来，采择他们的精华，折之中道，也可以“兴化致治”(29)，而集部“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30)，因此也都称得上是治理天下必备的器具，也就都要著录。由此，确定了经史优先、子集为后的原则。乾隆也说，书籍，大则有益于治国，小则有益于游艺养身。这与《隋书·经籍志》所揭示的书籍内蕴与功用毫无二致。经史子集各部的著录宗旨，千年未变。经部要体现为治国服务的“仁义礼智”，所以位列第一的经书，可以：“正纪纲，弘道德……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31)“正纪纲”“弘道德”就是为了确立正统道统。“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既是从事教化工作，又是教化的成果，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长治久安，是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隋书·经籍志》在直接指出经书的这些功用后，继而引用《礼记·经解》来阐释与三统一化思想观念对应的《诗》《书》《乐》《易》《礼》《春秋》等六部经书所肩负的弘扬三统一化的重任。

由上可见，经部所担负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的确，自孔子之后。“微言绝”；而孔门七十二贤去世后，“大义乖”。学者们纷纷背离正道，各自为说。战国秦汉时，典籍文册被遗弃，儒家们著书论说，不从根本寻找宗旨，多从小处着手。讲述一经达到几百万字，导致学者们自己都难以读懂，并且穷尽一生读经，也不知道能获得什么教益，背离先王设教，防人欲，本于人事，折之中道。罕道上天之命，不论方外之理的初衷。到后汉好图谶，魏晋重玄言，穿凿妄作，日益滋生，于是有“先王正典，杂之以妖妄；大雅之论，汨之以放诞。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雠对，遂有芟角、反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驰骋烦言，以紊彝叙，饶饶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等乱象(32)，经部因此要担负重任，改变以上状况，恢复微言大义，确立根本，帮助识别正轨，去除弊病，走上大道。其余三部担负的责任虽然不如经部重大，也还各有其责。如史部要改变修史不求真求实、史职任用显贵、目录修撰不得其人的现状。子部、集部也要各就其任，服务于三统一化。

经部书籍要担当起其他三部不能比的重任，在《隋书》命名上就已表现出来。《隋书》以“经籍”一词命名目录志，这无疑继承了《七略》的尊经传统。故而，以“经籍志”为名，既是对以往书籍状况的实际反映，也是对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尊的认可。

《隋书·经籍志》对经书的重视，其根本就是要加强三统一化。新建的唐朝在魏晋南北朝经学式微、礼仪道德隳颓、人心不古之后，励精求治，加强教化，希冀重树礼仪道德，收拾人心，稳定思想，恢复正道，重建治道，《隋书·经籍志》正好顺应了唐王朝的需要，从学术学科方面担起了这个重任。它担起重任的表现之一就是重视经书著录，巩固加强经部书籍位列第一的核心地位，因为经部著录的书籍是经书中最重要的书籍。它要建设以经部为核心的四库体系，以收拾恢复魏晋南北朝被淆乱了的礼仪道德人心，以学术学科及其体系身份完成三统一化的教育重任。同时如前所述，它也在各序中反复倡导三统一化的教育主旨。

具有正纪纲、弘道设教使命的《隋书·经籍志》，其中经史子集四部，在经为根本、史为肱股、子为旁参、集为辅佐理念下，与三统一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率先系统阐释四库体系。

在《隋书·经籍志》开创的这种四库体系观念下，秩序井然的四部，为三统一化提供展示场所，进而教化天下，实现柳宗元所说“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33)。天下的常理，在于治理得好，政局安定，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由《隋书·经籍志》开创的四库三统一化思想体系，符合王朝统治需要，有利于思想稳定、政局安定，自然就是柳宗元所说的“理安”。《隋书·经籍志》之后的历代史志都以此为准，使《隋书·经籍志》成就了四库体系的三统一化机杼，自然就是柳宗元所说的“得人”。故而，称《隋书·经籍志》“虽为前代志经籍，亦即为当代立法程”(34)，实为不刊之论。

注释：

①东汉末年“四部”一语已经出现，但与郑默《中经》甲乙丙丁所指代的经子史集四部是不同概念。

②甲乙丙丁是中国特有的天干，代表秩序；其间经史子集之名出现在《观我生赋》中，但没有确定顺序。没有顺序，就不能确定经史子集各自的地位，还是不能与内容完全相符，也就不能代替甲乙丙丁。

③这只是从内容角度的告成，形式上的名称——四库，还没有出现。这是哲学上形式落后于内容的表现，必然要求符合内容的新形式，四库之名即新形式也就应运而生。

④另文再述，兹略。

⑤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目录学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页89。

⑥下文有述，兹略。

⑦[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校雠通义内篇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95。

⑧《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页947-948。

⑨《隋书·经籍志》，页992-993。

⑩《隋书·经籍志》，页1050-1051。

(11)《隋书·经籍志》，页1090-1091。

(12)如《五经大义》《五经通义》《五经义》《五经要义》《五经析疑》《五经宗略》《五经杂义》等。

(13)(14)《隋书·经籍志》，页941。

(15)《隋书·经籍志》，页1081。

(16)《隋书·经籍志》，页1089。

(17)张宗友《〈七录〉小序考》，《历史文献研究》第46辑，广陵书社，2021年。

(18)周少川《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46。

(19)《汉书·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4年，页1972-1973。

(20)“四库”之名源于唐玄宗开元时期。唐开元时，皇家藏书以甲乙丙丁为序，依次将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凡四部库书，长安、洛阳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中华书局，1975年，页2082)。即甲库经部、乙库史部、丙库子部、丁库集部，并且甲乙丙丁有了一统自己的代称——四库。

(21)即如荀勖《中经新簿》“甲部：纪六艺、小学等书；乙部：纪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数术；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甲部：五经；乙部：史；丙部：诸子；丁部：诗赋”等。

(22)见《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经、史、子、集是书籍分类名称，经史子集的顺序可以不固定，也可以单独使用。但四库，以甲乙丙丁序次经史子集四部，既规定了四部秩序又容含了四部内容。并且，四库所有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可以藏到十二个书库中。这表明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增多，超出了甲乙丙丁四个书库的容量，但四库仍然代称以甲乙丙丁序次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籍，说明四库已完全褪去了藏书之所的外衣，完成了华丽转身，彻底成为了中国古典学术学科体系的代称。

(23)而四部只有在约定俗成的经史子集顺序下，在书目著录时，才与四库等同。

(24)《隋书·经籍志》，页908。

(25)《隋书·经籍志》，页1099。

(26)《隋书·经籍志》，页1099。

(27)(28)《隋书·经籍志》，页909。

(29)《隋书·经籍志》，页1051。

(30)《隋书·经籍志》，页1091。

(31)《隋书·经籍志》，页903。

(32)《隋书·经籍志》，页948。

(33)[唐]柳宗元《封建论》，《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页69。

(34)[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55年，页5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