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修《四库全书》，为之专门设立了四库馆。四库修书的第五年，即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五月二十六日乾隆下旨告诫四库馆臣，不要借四库修书行终南捷径之事，要实心办事，恪尽职守，不得敷衍塞责。以帝王之尊，亲自下旨严禁，说明这个终南捷径已是四库修书中的常态。不过，这个终南捷径，其实还是乾隆一手缔造的。但到他下旨严禁时，面对既成事实，即使贵为君王，也只能徒自感慨，颇有心事不知向谁说的无奈。当然，终南捷径也并非就绝对是坏事。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以退为进，以隐求仕，欲擒故纵。此外，四库馆也并不全是这等现象。四库修书的主流是正能量的，终南捷径仅是四库修书的支流。
借四库修书行终南捷径的话出自乾隆，但终南捷径一词并非乾隆首创，而是唐朝道士司马承祯为卢藏用创造的。据《新唐书》记载，司马承祯与卢藏用一道被征召，但司马承祯无意仕途，最终选择回终南山。启程时，卢藏用去送行，指着终南山说，这是个风景好的地方，适合养生隐居。司马承祯毫不客气嘲讽回应道“当官的捷径”，于是以隐入仕，便被谑称为“终南捷径”。
四库修书，对于士人而言，是崇高神圣的，对于普通大众，更是高山仰止，因此当时自上而下都对四库修书寄予厚望。加以乾隆的恩宠，自然而然就与终南捷径扯上关系了。当然，终南捷径只不过是四库修书的支流，四库修书的主流仍是勤勉工作，尽力修书。如总纂官纪昀一生未有大的著述，全部精力尽耗其中。有分纂稿提要传世的纂修官翁方纲，下班后还去琉璃厂等地寻访修书需要的书，对修书尽心尽力。以破格参与修书的戴震则是四库修书的殉职者。四库馆中有关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书的校订及提要撰写工作基本上都出自他手。繁重的工作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年仅五十五岁就以身殉职。
然而，在倾力修书之声中，也有不和谐之音，那就是四库修书偏偏和终南捷径扯上了关系。当馆内外学者论辩四库修书、讨论学术异同是非时，希望借四库修书之事，获得官位或升迁者不计其数。之所以如此，溯其根本，始作俑者还是乾隆，他急于看到四库修成，所以抛出利禄推动之。但是，乾隆具有两面性。他对自己的母亲克尽孝道，对自己的发妻及其叔伯，他也能以儒道待之，而面对可能的隐患，他往往采取雷霆手段，处置决绝。乾隆初年，对大臣中的结朋者如鄂尔泰、张廷玉，他就曾毫不留情地加以黜置。四库修书期间，曾任总校官、总纂官、副总裁的陆费墀之所以有逝于非命的结局，也完全系于乾隆欲防朋党于未然。
四库馆终南捷径盛行离不开乾隆的恩宠。四库修书，寄予了乾隆成就帝王大治的期许。号称“十全武功”的他，如再有文治，就可望比肩圣君。加以乾隆认为自己年纪大了，成就夙愿的心情很是迫切，生怕自己去世前看不到《四库全书》成书。对于四库修书，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既保证质量又高速完成。因此，他对四库诸馆臣寄予了厚望，始终关注他们的修书事宜。馆中诸事，无论大小，都亲自过问。为此，他恩威并施，直接肇始了终南捷径。
从修书的前期准备来讲，从全国各地征集大量书籍是四库修书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为使天下百姓踊跃献书，乾隆亲自向天下许诺，献书者无需担心书籍有否违碍。即使有违碍，也是罪书不罪人。除此之外，还制定了奖励政策。如奖书，对进献书籍五百种以上者，赏一部《古今图书集成》;进献书籍一百种以上者，赏一部《佩文韵府》。又如御制诗文题咏，进献书籍超过百部，质量精良者，乾隆亲自题诗。最后，《四库全书总目》标注版本时并非著录刻书者和刊刻时间、地点，而是以采进地方政府或献书者的名字代替，如纪昀家藏本，浙江巡抚采进本。这也激发了民间藏书家的献书热情。
到了修书时，四库馆不仅以军机大臣担任总裁，而且破格重用人才。破格者，如纪昀，破例从流放之地召回任总纂官，连进士都不是的举人戴震、杨昌霖等也被召入馆。而平民身份的丁杰经过朱筠、戴震、翁方纲三人共同延请，得以凭借私人资格助理校勘。总之，当时借助四库开馆而显耀者，不乏其人。而为全面保障修书工程迅速高效展开，乾隆更是精心安排了馆中人事。他派三个皇子入馆，并让其中的永瑢担纲总领全馆事务，还安排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阿桂、英廉、福隆安、和珅等一大堆显贵入館。他们的入馆保证了修书无任何后顾之忧，也历练了他想提拔大用的人。这一切，都是乾隆统治术的具体实践。
永瑢在诗、书、画等方面造诣颇深，又晓习天文知识，功底深厚，且为人质朴。他早已出继，实为皇子名为宗室。这样的身份，能很好扮演起乾隆和四库馆臣之间的缓冲角色。既然在宗室中脱颖而出，担当重任，必定是乾隆青睐有加，在四库馆行事就如同乾隆亲临，也就免了乾隆亲临的压力与钳制嫌疑。永瑢在四库馆中，也的确不负乾隆重托，很好地完成了乾隆的安排。他总领馆事，负责馆中人员奖惩、行事章程、人事安排等。馆中各类细务都被永瑢妥善处理，在他的精心调控与维系下，四库馆中各项工作得以有序开展。不过，四库馆对书籍处理的过失，永瑢也脱不了干系。
舒赫德是乾隆派给永瑢压阵的。自开馆之初的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入四库馆任总裁，直到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去世，为助永瑢以成四库大事，保证修书质量，费心耗力不少。纂修《四库全书》这样一个大工程，肯定也少不了乾隆亲信和珅的身影。他在乾隆四十二年入四库馆任职。这年，是馆内禁毁书籍最严厉的时候，也是舒赫德去世之年。和珅在这年入馆，乾隆历练和珅，加强对四库馆的控制意图是明显的。四库馆同时还是一些有罪臣子的起复之地。如王太岳因修书而复起，对乾隆感激涕零，而乾隆对臣子有利国事的期望也在王太岳身上得以圆满实现。
同时，为保证抄书人手，以及抄书质量，四库馆采取了在落第举子中选字画工整者抄缮的办法。乾隆关于办理《四库全书》并《荟要》所用誊录于京闱乡试落卷中择取的旨意，解决了这些落第举子的困顿，给予了他们机遇，也使四库馆成了他们的寄食之地。这些落第士子中不乏等待时机，蓄势而发的“卧龙”。他们如勤勉工作，成绩卓著，就有在顺天府应试的机会，而且议叙优秀者，还有升迁的希望。这就是他们的终南捷径。所以即使抄缮需要自备斧资，他们也愿意参加。如洪亮吉就是因为在四库馆抄缮，得以在顺天府参加乡试得中，进而参加会试，走上仕途的。这足可表明四库修书并非简单的文献整理活动，而是综合性的文化活动，会引起连锁反应。
由此可见，四库馆的各色人等，程度不一地获得了自己的期许，四库馆无疑是他们进身的好阶梯。连对总纂官纪昀来讲，也因此得益。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纪昀因涉两淮盐引案，而谪戍乌鲁木齐，但因四库修书，纪昀在乌鲁木齐仅待了十几个月，理想、斗志、情趣并没有似其他谪戍之人，因年年岁岁的无望守候而泯灭。他眼中的乌鲁木齐，是“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乌鲁木齐杂诗》）。所作诗作，是盛世之下，志士能人开疆拓土，报效朝廷的由衷抒发，大有盛唐之风。与为同一件事而被流放的卢见曾的《塞外接家书》中“料来狼狈原应尔，便说平安那当真”（转自《随园诗话》）的情境相比，立意甚异。所遇不同，自然流放观感迥异，当然立意也绝别。
而因四库修书，纪昀得到了乾隆非常大的关照，不仅多次得以陪同乾隆南巡，而且修书期间，虽被多次记过罚款，但并没有妨碍他不断升迁。纪昀在乾隆这里实现了士人的理想，为报知遇之恩，一生尽心竭力为四库修书。
然而，想走四库修书终南捷径者，并非都能如愿。首先，不是任何臣工都能入四库馆。即使入四库馆，馆中也有严格的奖惩制度。不过，在奖惩之外，还有更大的暗流涌动带来的四库修书诸人的宠辱不定，那就是如何防止因四库修书而结党。用全国之力修书，全国上下一片沸腾，京城人员流动频繁，臣工内部及臣民之间来往密切，向学氛围高涨，文化空前繁荣。面对这种局面，在开馆前，刘统勋所担心的结党等问题，势必引发乾隆的关注，激起乾隆的心事。
四庫修书在自己既定要求下有序展开，不久的未来可望实现，乾隆是非常高兴的。然而，从中滋生出的如终南捷径等弊端又令乾隆增添了不少心事。归而言之，乾隆心事有四：一是解决困扰自己的某些人敷衍塞责，而以修书为终南捷径等官修书籍积弊;二是如何保质保量修成旷古杰作，完成学术文化总结，获得圆满的文治，成就帝王大业;三是如何确立思想文化导向，解决本朝思想文化问题;四是防止因修书而结党。为此，乾隆亲自出马，全程督导，自觉担当起不是总裁的真正总裁之责。从书名、征书、编修体例、奖惩措施到人员安排、馆中事务等具体事宜，乾隆全都一一量身定制，全力以赴。他自始至终倾力于四库修书，确立了各项标准，安排了人事，尽力解决修书弊端，纠偏查偏。
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馆内众人多次出现如漏写、丢书、拈轻怕重、徇私舞弊等渎职现象，加以馆内人员水平不一，又有乾隆对修书速度的要求，四库修书存在一定质量问题。官修书籍的这些积弊早已有之，非四库修书独有。乾隆本人也非常清楚，这样的积弊很难根治，只能通过警谕惩赏等减缓而已。为此，四库馆实行了奖惩制度。每三月以记过清单的形式，记录馆臣修书的过失。同时丰富奖励形式，对修书有功者进行多种形式奖赏。并且奖惩之间可以互抵，馆臣可用有功记录抵偿过失。通过设立明确的奖惩制度，任何人不得搞特权，“嗣后阿哥等校书错误亦应一体查核处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此把控馆臣人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书籍质量。同时，也鼓励馆臣间互相监督，这引起馆内告讦之风盛行。进书者之间、馆臣之间都有大义灭亲者。
至于结党，在四库修书全程中，乾隆一句都没有提到。因为早在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他解决张廷玉、鄂尔泰二人结党问题之后，就发出了已经解决困扰父祖多年的朋党问题，本朝再无朋党的自豪声音。“我朝圣圣相承，乾纲独揽，政柄从无旁落。如康熙年间之明珠、索额图、徐乾学、高士奇;雍正年间之李卫、田文镜等，其人皆非敢骫法干纪，如往代之比。不过私心未化，彼此各持门户之见。即联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人，亦未免故智未忘，今则并此而无之矣。”（《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
不过，在四库修书时，与结党有关系者的著作多被抽出、销毁。连名臣张廷玉的作品《尤癯稿》也在禁毁之列，可见乾隆对结党问题的重视。凡稍有结党的迹象，都会令乾隆严阵以待。既然金口已向天下发出本朝没有结党问题的声音，那么他的朝代就不能再有结党问题存在。因此，他不顾刘统勋朋党再起危险的告诫而修书，自然会对这一问题严密防范，密切关注。于是陆费墀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眼帘。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0），陆费墀因遗失书籍底本，且拖延掩饰而被弹劾。乾隆大为生气，他虽认为“办理《四库全书》一事，卷帙浩繁，人员冗杂，瞻顾私情，自所难免。然以国家办此大事，岂能彻底澄清，毫无瞻徇”（《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但是陆费墀的徇私舞弊却出格了。陆费墀私附于敏中，这在清代前期中期都是大事。一手操纵四库馆的乾隆明了在心。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存在臣子结党问题，即位初的乾隆就有根治臣子结党的决心，并实行之。严处陆费墀可以说是乾隆对群臣的敲打，警醒有结党心思者。当然，修书接近尾声之时，惩办一二大臣也是乾隆统治术的具体体现。
修《四库全书》一事，与清代众多学者、臣民命运纠缠，不仅是修书，也是当时士人行止的一段书写。借修书而行终南捷径，只是四库修书伟业中的小小插曲，但从中也可见清代士人的情感、品性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