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伊朗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创办的琐罗亚斯德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该教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时，经过中亚文明的改造传入中国，并被赋予“祆教”之名。祆教与景教、摩尼教合称“三夷教”，先后流行于中原汉地。后来在唐武宗灭佛、安史之乱等影响下，祆教逐渐消亡。目前中国祆教遗存的表现形式有石刻、金银器、壁画、木版（板）画、素画（白画）、织锦、骨瓮、唐三彩、印章和建筑等，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中国文化艺术及其对外交流的重要资料。但是，这一研究盛况直到现代才得以形成，而从南北朝以来的1500余年间，历代学人未予重视。其间缘由，值得分析，由此也引发我们对当前祆教研究的思考。
笔者认为，祆教未得到古代学人的关注，在于其文化遗存不被认识。究其原因，除祆祠主要存在于胡人聚落、祆教仪式因崇尚洁净而拒绝外人参观等因素外，还在于祆教遗存主要以墓葬中的物质形态存在。墓葬艺术的初衷并非为活着的自然人所观赏，墓葬一旦闭合，希冀永久不被打开。故而此类艺术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观众，使人们知之甚少。另外，由于祆教墓葬主人几乎都是善于经商的粟特胡人，古代中国自春秋以来形成的“士农工商”四民观念逐渐演变为身份的排序，作为经商民族的粟特人，也许较难在时人心目中被青眼相看，遑论其所造就的艺术。
祆教遗存中最富科研和艺术价值的是以石床、石堂为代表的石刻。按常理，这些石刻似不应只在近现代被发现。那么缘何在古代，尤其是宋、清两代金石学大兴时期也未有学者涉猎于此？窃以为，宋、清两代金石学的复兴，仅促进了文字艺术的昌达。以图像雕刻为主的祆教石刻，即使在宋、清有所发现，也会随即隐匿于历史的洪流之中。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开篇即言：“盖历来社会一般观念，均以雕刻作为‘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直到民国时期，以雕刻为主的中国传统工艺才开始与其他艺术或学科平起平坐，祆教遗存便也在种种历史机缘下，开始引起各方关注。
自清末中国被卷入世界化浪潮以后，一大批出土文物旋即流散海外，其中不乏祆教遗存。相关资料多由学者撰文、媒体报道或举办展览而公开。如早在1925年，瑞典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en）对流散于国外的安阳石床进行研究；2004年，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为配合一个临时性展览而出版的小型图录《石屏：野蛮睡眠》中，将中国出土的一件具有祆教特征的石床公之于世；2018年，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海外回流翟育石床借由办展而广为人知；2023年，两件流散于美国的著名祆教石床底座回流中国，并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引发当前文博领域热烈探讨。
此外，科学的考古挖掘亦推动了祆教研究浪潮。以石刻为例，有关此类遗存的期刊类考古报告约二十项，其中最早的是1955年在西安发现的晚唐祆教徒汉文、婆罗钵文合璧墓志——唐苏谅妻马氏墓志。其后最主要的发现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先后有天水隋唐石床墓、西安北周安伽墓、太原隋虞弘墓、青州北齐傅家墓、太原北齐徐显秀墓、西安北周史君墓、西安北周康业墓、汾阳唐曹怡墓、安阳隋麹庆墓等。
学界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日渐清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逐渐形成，而在当今共建“一带一路”视野下，充分认识祆教遗存的价值不无裨益。那么，作为一个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消亡的宗教，如今有关它的研究却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这项研究的今意何在？
其一，为宗教中国化提供路径。以石刻为代表的中国祆教遗存，呈现出胡汉交融的特征，譬如我们可以看到祆教徒受到中华葬俗、服饰等各种礼制的影响这一现象。据笔者观察，中国自汉代就已发展成熟并广为流行的寓意吉祥的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四灵图像，在祆教遗存中已有渗透（图1、2、3）。
其二，为民族融合发展提供启示。由于入华祆教徒的主要构成是中亚粟特人（裔），因此中国祆教不仅具有宗教属性，而且具有民族属性。在祆教石葬具图像上，展现出祆教徒乐于和各民族交流的史实（图4、5）。如荣新江曾指出六件祆教石刻所见的粟特与突厥关系图像，其交往主题有“社盟与继承仪式”“粟特首领访问突厥部落”“共同宴饮”“共同狩猎”“共组商队，出外经营”“突厥参加粟特葬礼”和“单独描绘突厥人”。而从礼制角度看，中国祆教石刻是融合域外文化和北朝鲜卑文化、中原葬俗文化而成，是多民族文化融合后再选择的结果。
其三，为对外文化交流提供内容。广义上的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四个以文化区域为界限的版本：波斯版（原版）、印度版、中亚版和中国版。有学者考证，狭义上的祆教最初以中亚版祆教为主，后又涵盖中国版祆教。中亚版祆教入华后，变迁成为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中国版祆教。以中国祆教石刻为例，其域外渊源便涉及欧洲大理石文化、西亚石刻文化（王族石质陵墓、平民纳骨壁龛、达克玛）、南亚石刻文化（帕尔西祆教徒葬俗中的石板、寂静塔）、中亚石刻文化（骨瓮、富人“累石为葬”）等四路文化。因而祆教的中国化历程正是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文化交流的重要构成。
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今天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当前基于祆教遗存的探索，不仅有利于为未来宗教良性发展提供借鉴，而且可为我们讲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国故事提供例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敦煌壁画外来图像文明属性研究”（20VJXT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