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每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经典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家园和力量源泉。中华最早期的经典就是儒家经典，这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在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对经典进行研究阐释并引以为行动指南、思想引领（常道）的学术就是经学。经学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十分突出，历史上很多大家、名家，无论是修身立业，还是立说垂教，都要从经典和经学入手，促使经学对中国文化方方面面都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就如当代的一些大家名师（如范文澜）强调的那样，“不了解经学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金景芳先生也说，“研究中国古史分期、发展阶段、宗法、井田、哲学，甚至古代官制、礼制、兵制、学制等，都不能不研究经学”；李学勤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当代学人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就更多了。
经学是中华历史文化的源头活水。以孔子为中心，我们认识前面二千五百年的历史文化要通过经学，认识后来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发展也要通过经学。经学的历史意义和永恒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从当代文化建设来看，经学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经学蕴涵着解决人类社会难题的“中国方案”。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在庆祝孔子诞辰2565周年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许多难题，“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信修睦，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等等思想。这15条解决人类难题的“中国方案”，除“道法自然”见于道家经典《老子》外，其他全都出自儒学经典。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了重点传承的“主要内容”，包括：“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振兴中华、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形神兼备、情景交融、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等中华人文精神。这里，除了“道法自然”“俭约自守”“实事求是”“精忠报国”等词系出《老子》、“正史”及后世儒者著作外，其他 30 余条，皆出自先秦儒家经典《周易》《左传》《论语》《孟子》等文献，如果不从儒家经典文献中去寻找力量源泉、吸取精神智慧，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将不得其门而入。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报告总结了中华民族的“四观”（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十事”（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这些主题词也全是出自儒家经典，说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养成，与经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即“6·2”讲话），总结了“中国文明具有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还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和基本事项。从经典的角度看，中华文明这五大突出特性也是儒家经典教化的结果。如，孔子修订“六经”实现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连续不断、传承有序；《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易》“革故鼎新”，启迪了中华民族的创新创造精神；《禹贡》“天下九州”“五服制度”，《周礼》“十二部”，《春秋》“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和“大一统”学说，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维护统一的强烈观念；《左传》《国语》《论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促进了包容精神的形成；《诗经》《孝经》等“天下和平”，《尚书》“协和万邦”，《周易》“保合太和”，《论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理想，等等，皆是也。可见，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也是由儒家经典奠基和倡导形成的。至于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与儒家经典也有很多结合点，如“天下大同”“民为邦本”“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因此，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必须从对儒家经典进行马克思主义阐释入手才能落到实处。
由此看来，解决人类面临难题的中国方案必须借助经典，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依据经典，提炼中华民族的“四观”“十事”离不开经典。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入手处就必然在于经典，而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要从经典进行透视，实现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也必然要从经典入手才能落到实处。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研究历史、整理文献、传承文明，还要振兴文化、再造文明，首当其冲的工作就是读好经典、搞好经学。比如，山东大学搞的 “经典注疏校勘”就非常好，抓住了中华文献和核心经典的基本问题，四川大学编《儒藏》、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编《儒典》，都把经学成果摆在首位进行整理和出版，这对于研究儒学、认识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教育中如何贯彻经典教育？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发言中提到要实施 “山东特色的课程体系”，这个很好！为此我建议，山东可以率先推行中小学经典诵读，增强经学教育的力度，为全国教育探索路径，做出榜样。如果山东省公务员考试和干部培训，都增加经典的内涵，这样对真正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就更加重要而有效了。
我们四川大学有幸加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专项研究生培养计划，目前已经连续招了三届60余人。这三届同学现在分散在文、史、哲不同专业进行培养，但是我们要求他们除了修好专业课程外，同时还要读好经典。一是要上好共同课《儒学概论》《儒家要籍研读》，二是每周坚持经典阅读，这样既加强“儒学”专项的共同性，同时也打牢了经典知识基础，奠定了为学的长远效应。目前山东省，尤其是山东大学，在经典传诵、校勘和研究方面先行了一步，如果将自己在经典教育方面的经验总结出来、传播开来，我们加盟学校就可以派学生来学习取经，从而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以及这方面合格人才的培养和造就。
舒大刚（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兼古籍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孔子研究》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