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00年，《亚东时报》发表《海上权力要素论》，标志中文报刊正式接触和译介马汉海权论。随后，各类报刊援用海权论，讨论海军建设，呼吁海洋主权，报道渔业、海界和海岛纠纷，有力推进海权观念的传播，形成“中国在20世纪对海权论的第一次大发现”。海权论的引进，有助于建构近代海洋知识，促使国人海权意识日益觉醒，拓展对海军、海洋与海岛的认知，说明报刊是知识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因。
关 键 词：马汉 海权论 报刊 知识转型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是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地缘政治理论学家与海军战略理论家，海权论的创始人。他在1890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海权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首次正式提出“海权”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先后被译为俄语、德语、日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多国文字。20世纪初期，海权论传入中国，并引发时人讨论与关注，用以唤醒国人海洋意识，这就是“中国在20世纪对海权论的第一次大发现”。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因素影响，海权重要性遭遇忽视，以至于“对海权论的发现这一事实本身都已被遗忘”。①
进入21世纪，海洋问题无论是在国家战略层面，还是学术研究层面，均引起较高重视。清末海权问题重新受到关注，研究成果相继问世。②不过，仅有少数研究者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海权论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予以重视。③但就实际而言，以《亚东时报》《申报》《新闻报》《时报》《清议报》《游学译编》《北洋官报》《新民丛报》等为代表的新式报刊，译介和援用海权论，讨论海军建设，维护海洋主权，报道南海海岛纠纷，有力推动海权观念在晚清社会的传播，并带来深刻影响，成为媒介推动近代中国海洋知识转型的典型案例。基于此，深入考察清季报刊对马汉海权论的引介、传播、接受和使用，不仅可以理解近代报刊如何传递新知，亦可探究近代报刊传递了何种新知，进而以知识和报刊作为凭借，观测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
一、译介海权论
近代中国人首次接触“海权”概念，是驻德公使李凤苞在中法战争时期翻译《海战新义》，曾提及“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但该书没有界定“海权”的内涵和外延，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④严格意义上的海权理论，来源于马汉，核心内容是“争夺海上主导权”(即“制海权”)，将海权视为国家乃至世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问世后不久，严复即明确提及“往读美人马翰(即马汉)所著海权论诸书”，但其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有限，远远不如大众传播媒介。⑤为此，多数研究者将中国人第一次接触马汉的海权理论，追溯到《亚东时报》。⑥
1898年6月25日创刊的《亚东时报》，最初是乙未会的“机关杂志”，后转为东亚同文会的言论机关。在第6号改版之后，该报有相当数量文章涉及海外时讯和当时流行的教育学、理财学、军事学、国际法等著述译介，这些内容借异域之眼反照中国，又包含编者自身独特的关照，呈现出鲜明的“西/东学”的“新闻化”面向，是理解近代西/东学如何汇入中国的第一手资料。⑦1900年3月，《亚东时报》的创刊者山根立庵，以“剑潭钓徒”为化名，在该刊第20号“军事”栏目发表《海上权力要素论》一文，这是中文报刊第一次译介海权论。《海上权力要素论》集中反映了马汉海权论的基本观点，肯定通商海路对于商务贸易、国家实力的重要作用，“往昔欧洲列国普遍民贫国弱，唯独荷兰以雄长闻”，缘由则是荷兰利用滨海优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享受海洋利益，以致国家富强。其次，该文明确主张发展海军，以保护商船，“海军之设为商船，故国无商船，无所事军舰”，军舰数量应和商船成正比例，最大限度维护商船，免受盗贼与外国的侵害。再次，文章提出“推广海军，称雄地球上”的方针，建议在海外增设“商船寄泊之口”或租借口岸，平时用作商务根据地，战时作为军事基地，可谓一举两得。最后，《海上权力要素论》最主要的观念是，海上权力不仅“随海军强弱而消长”，还与商务航海“大有干系”。不过，古今历史证明，海上权力主要缘于六大要素：地理、地形、广袤、人口、民性、政府。⑧这就是海权理论的中心思想，与中国传统海防观念存在极大区别。不过，《亚东时报》是据日文版转译，因此对原文漏译、误译、错译的情况较多，并且译文的文言色彩浓重，较为晦涩难懂。尽管如此，《海上权力要素论》毕竟使中国读者第一次了解到海权论这一全新思想，因而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⑨
随即，《亚东时报》试图逐一引介马汉对各种要素的分析。1900年4月，该报第21号在“军事”栏目连载《海上权力论：论地理有干系于海权》，以英、法、荷、美、西等国“海上成例”，论证“地理有干系于海权之消长”。相对于大陆国家，以英国为代表的岛国可以集中精力，“总揽海权”，发展海军，这是英国海权强于荷兰、法国的关键所在。文章以英国为例，阐释“锐意推广海军”不仅可以防备外来侵略，而且能够捍卫殖民地，使海上权力位于列国之上。但“英国为海军之国”，不独“其为四面环海”，亦由“其地位占形势之区”，拥有显著地理优势，“地理利于英而不利于法者”不一而足。西班牙则是反面典型，一度依赖地中海和大西洋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坐拥制海之权”，成为海权强国，后因失去直布罗陀海峡，导致“海军孤立一方”，其势“自是不振”。而意大利海上权力之不振，同样是因为“其地势不利于制海”。⑩作为一种册报形式的政论性杂志，《亚东时报》致力于疏通中日“国民之心志”，敢言一般中文报刊所不敢言，并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11)由于该报时常对中国时局大加评论，刊载政治、军事、法律、教育等方面的论著和译述，鼓吹维新变法，有多篇日本人撰写的军事论著，汇译有关日俄、欧洲列强的政治近况和军事动态，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显然在情理之中。
在纳入东亚同文会之后，山根立庵因人事和立场冲突，回到日本，导致《亚东时报》在1900年4月停刊。(12)尽管该报最早汉译海权论，但仅仅概述了马汉海权论的基本思想和地理因素，没有详细介绍其他要素。即便如此，这一理论还是引起中国报界的普遍重视。《清议报》《经济丛编》《游学译编》《新民丛报》《申报》等新式报刊，相继发表相关文章，宣扬海权理论，关注海权发展情形。1900年10月，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发表文章，探讨英、俄、法等三国海权竞争情况，比较英国舰队和俄法联合舰队，进而指出英国与俄国抗衡，“舍海军必无他道可取”。(13)1902年，华北译书局发行的《经济丛编》曾刊发消息《竞争海权》，简要介绍日本政府拟发行国债，在欧洲各国订购多艘军舰，扩张海军，竞争海权。(14)同年，《申报》在相关报道中，多次出现“海权”一词：《浙学观风》提及“中国积弱极矣，或谓非仿民兵则不强，非复海权则不固”；(15)《论各国图扩海军》则宣称：“日本系海东小岛，虽自明治维新而后国力蒸蒸日上，几欲擅海权于亚东，然兵力究不及泰西各大国之强。”(16)1903年，“以译述为主”“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17)的《游学译编》，在“历史”栏目连载长篇报道《海权消长始末记》，深入分析欧洲各国海权之发展与变迁，提出“航路既通，海军因之以逐渐扩张，此必然之势也”“贸易日进发达之域，海军亦随之以进步矣”等观念，论证航路、海军、海洋贸易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联，尤其是详细描述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海权消长情形，“西班牙海权零落之时代，即和兰与英海权膨胀之时代也”。(18)《游学译编》特意指出英国之所以能够掌握海权，原因在于其航海条例明确保护本国海洋权益，“一凡搭载英国轮人品之船舶，其国籍必系英国或系该物品产出国；二凡英国船内之海员不得任用他国人，英人复不能乘用他国船舶；三凡各国船舰，对英国国旗，必须施行敬礼”。而法国海军之所以蒸蒸日上，得益于“裁撤内地税关”“注重殖民攻略”“整顿海军兵籍”“设兵学校以养成海陆将校”，以及设置军港“以固国防”等改革措施。(19)这类新闻报道说明，中文报刊已经初步接受海权论，以此为凭借，观测世势变化。
在早期翻译和传播海权论的文章中，1903年《新民丛报》第26号发表的梁启勋《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最值得注意。作者征引日本《独立评论》第2号《太平洋海权问题》的部分资料，参照中国历史和具体国情，探索中国海权问题，颇有见地。文章指出，人类文明由“河流文明时代”“内海文明时代”向“大洋文明时代”过渡，文明中心逐渐由地中海向大西洋、太平洋转移，“至今二十世纪，遂大洋文明时代之第二期，即所谓太平洋时代者是也”，于是太平洋海权问题为“世界上最大之问题”。伴随世界形势的变化，太平洋海权竞争日益激烈，“今日之世界，生计竞争之世界也。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此自昔所已然，而今日其尤亟者也”。太平洋海权竞争涉及商业航路之竞争、通讯机关之整备、海军力量之竞争，直接影响中国国力盛衰和东亚国际持续，“太平洋海权问题，实为二十世纪第一大问题，今后百年间惊天动地之剧战，今始开幕始交绥。其优胜劣败之结局，未知若何，观其起点，亦发人深省之一要端也”。(20)二战前后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很好印证上述观念具有较强的预见性。
如果回归历史现场，拓展考察范围，即可发现，在1900年《亚东时报》翻译《海上权力要素论》之前，就有中文报刊使用过“海权”一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申报》1895年8月16日《纪筑路定议事系之以论》(21)、1899年3月23日《日人论俄租旅顺事》(22)、1899年11月5日《日本防俄》(23)等三篇新闻报道，以及1899年《知新报》第95期《比较英国海权》。不过，这些在中文报刊里较早出现的“海权”，并非“海洋上的政治强制力”，(24)也谈不上是现代意义的海权理论，而主要指代海航事业，“海上载运之务，乃天下间利路之宏者。自一八四十年以来，海权以英国为雄。沿至今日，天下海权，英国占其过半，试将去年各国商船之数，列而为表，即可见矣”。(25)
但在《亚东时报》等引入海权论以后，“海权”概念的内涵亦发生显著变化，频繁见诸报端的“海权”一词，主要指向“海上主导权”“海上权力”和“制海权”。《东方杂志》多次运用“海权”概念，评判日俄战争，俄军“一战而海权已失，于是有守而无攻”，(26)“俄已失其制海之权”，双方“死生之机、主客之形已明判矣”。(27)《申报》亦研判说，俄国对于旅顺港，“蓄谋数十年而始得，竟一旦举而委之他人，从此既失东方海权”，(28)“俄以第一第二波罗的海舰队为孤注之一掷，经半年有余，横渡大西洋……印度洋而入太平洋，冀突入海参威与日本海军决一死战，以恢复东亚之海权者，今则主力之舰几近歼灭，日本之损失虽未详知，然其操全胜之势已可预决”。(29)与此同时，《申报》与《东方杂志》一致认为，“俄非但尽失其海军，且永不能复振海权”，是其战败的主要原因。(30)《广益丛报》则直接将海权视为“海上特权”，其报道称：“英国之海上特权，当现世纪之前半，可卜其日形衰退，而其于太平洋之海权应归同盟国之日本所掌握，美国可望得大西洋之监视权，而曾为地中海主人翁之意国，当再复兴其旧地位，德国可握波罗的海之主权。”(31)诸如此类的相关新闻报道，表明海权论成为中国报界反思日俄战争、“开眼看世界”的重要知识凭借。中国知识精英清晰认识到，掌握海权，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有助于提升国家实力，保护主权。
除改良派刊物和商业报刊之外，部分官报也开始接纳“海权”概念。比如，1903年《北洋官报》以《争竞海权》为题，报道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以及各国立场态度。(32)稍后，《北洋官报》以《世界海权》为题，分析1902年世界海运发展态势。(33)1904年《北洋官报》第346期的“各省新闻”栏目里，出现《纪张殿撰筹款购船保守海权事》之类的新闻标题，报道张謇成立渔业公司，“抵制外人侵越海权之渐”。(34)同年，《四川官报》以《海权发达》为题，简要介绍各国航海轮船总数。(35)类似情形证明，中国官场中人开始接受海权观念，但其理解比较含混，时而指代海运，时而指向制海权，有时又转向海洋经济。1904年《济南报》第102期《海权已失》一文(36)，《山东官报》第51期《议以渔业保持海权》(37)等新闻报道和评论，亦是确证。
整体来看，清末报刊对海权论的译介，是比较零碎、不成系统的，一直没有完整翻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1909年6月，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创办《海军》季刊，以“讨论振兴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曾刊载齐熙翻译的《海上权力之要素》，但也只译到第一章第二节“地形的构成”前半部分，比《亚东时报》所载内容多出有限。(38)尽管如此，《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一章是海权论的核心要义，相关译文依然为20世纪初期中国报界和知识精英讨论海防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国人利用马汉海权论，分析和观察现实问题，(39)为晚清中国海洋知识成长奠定良好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二、探讨海军建设
海权论引入中国后，各类报刊予以接受和援引，或基于海权观念评析时事，或反省国防和外交问题，展现丰富多样的传播图景。其中，利用海权论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制海权”和“海上权力”概念，观察和分析中国海军建设，提出新鲜见解，重振国力，是报界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贡献，这使清末海军建设理论获得较大进步。
日俄战争迫使清政府直面海防危机，越来越多的朝廷官员开始强调海权、关心海军，直隶补用道陈恩焘即向徐世昌进呈海军建设方案。(40)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民间报刊高度重视海军复兴大业，频频发出自己的声音。1905年，由《华北译著编》改组而成、特别关注重大时事的《华北杂志》，(41)在第9卷刊载《论海权》一文，作者完全接受马汉的海权理论，认为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西国之拓商场于东方，凡一人之来、一业之兴，无不有海军以随其后”。这是“西人商力之所以日盛”，海权得以发达的重要原因。(42)这意味着，重兴海军，以振海权，成为中国舆论界的主流观念。同年8月17日至9月1日，与康梁关系密切、思想前卫趋新的《时报》，连载8期《重兴海军议》，是中文报刊并重海军与海权的确凿证据。
《重兴海军议》比《论海权》更进一步，将海权和海军视作近代国家强弱的基本前提与决定性因素。文章以英国近代史为例，论证英国之所以能建立“日不落帝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拥有强大海军，“英国欧西之区区三岛耳，其人口不及四千万。然属国遍于五洲，日所出入之区，无不有英国之旗飞扬照耀于其间。数十年来海上之霸权常掌握于盎格鲁撒逊民族之手”。同时，作者以为中国和西班牙国势衰落，根源在于海战失败，“海军者国家存亡盛衰之所倚，不可一日无此者也。故欲固国圉，先争海权，欲争海权，先张海军”。(43)最后，文章指出中国重兴海军，应该在沿海各省建设军港，并在中央重立海军部，以便统一事权，统领军舰、海军学校、造船厂等，“指挥如意，自不至权分而掣肘，亦不至兵分而力单”。(44)《重兴海军议》将海权和海军并置讨论，反映出晚清中国舆论界的基本认知，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1905年《东方杂志》第2卷第10期转载这一鸿文，同样呼吁“不兴海军，必不能立足于海权竞争之世界”，将海军看作国权和国防的关键，“海军者，国权之所系，国防之倚重”，并重申《论海权》的观念：侨民、殖民地、海外贸易、商业往来等“皆恃海军以托命”。(45)这种转载是《时报》拥有强大“议程设置”能力、引领上海报界革新的一个旁证。
报界对海军重要性及海权的讨论，对知识精英产生较大吸引力，不少读者撰写充满学理性的专业文章，纷纷投稿，掀起一股热议海军建设的浪潮。《大公报》就曾收到读者杨毓辉的长篇投稿《中国重兴海军当以何处为根据地》，详细分析南洋和北洋的地理形势，主张以浙江舟山为根据地，重建海军，(46)这一提议相当具体，契合中国海洋格局，颇有见地。1906年6月，一位署名“江南病武士”的读报者，投稿《时报》，细致分析“重兴海军问题”。该文称得上鸿篇巨制，在6月20日、21日和23日连载三期，分为“过去之中国”“将来之中国”“海军新机运之曙光”“海军成立并各国海军力一斑”“我辈之决心”等部分，从中外古今、现在与将来等方面，阐释发展海军之必要和紧迫，将海军视作海权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海军不立，万不能扶中国”。(47)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在6月19日、21日、28日和7月2日、9日，连载这篇投稿。上海两家大报呈现相同的媒体议程，说明报界对重建海军、拯救海权相当期待。
《申报》在连载《重兴海军问题》的同时，于6月19日刊发长篇评论文章《重兴海军与普及教育之比较》，在前引文章并重海军和海权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发展海军与普及教育视为中国两个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均关系国家存亡和盛衰。(48)此外，其他重要报刊如1906年《广益丛报》第114和115期、《大公报》7月2日至5日、《醒狮》第5期等，也相继连载“江南病武士”《重兴海军问题》一文，使之成为近代海军史上的重要文献。中国报界形成相对一致的观念，初步明确“海军兴废真关系全国存亡”和“我中国欲重兴海军者为自卫”等基本立场。
在系列讨论中，海权论俨然是反省近代国防和外交失败的理论资源，报界借此形成共识：海军落后，海权缺乏，是屡战屡败、丧权辱国的重要根源。正如《重兴海军问题》一文所称：“甲午一役，虽有海军，然训练未精，设备未全，致一交炮火，立成粉齑。其他数役，则均任敌长驱直入，其来也无从而迎之，其去也无从而尾之。借令无别种原因支离其间，则吾神州大陆已不知几易主人。”(49)与此同时，新闻界清晰认识到，通过“增设学校于内地，广派学生于欧美”方式，才能保障海军教育质量，培养有用人才，并倡导设立民间造船厂，“一面制商轮以争外海航权，一面制军舰以供政府调用”。(50)报界中人将海军和教育问题联系起来，视野相当宏阔，这一思路影响较为深远，其后各大报刊往往重视海军教育，以此作为振兴海军的关键。
正如塔尔德所言，报纸是“公共的书信”和“公共的交谈”，甚至是“公共的头脑”。(51)由于各类报刊反复论述，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重建海军应以制海权为基本目标，这一思想逐渐被清政府决策者所接受。有研究者明确指出：“通过重振中国海军确立和维护中国海权的思想主张，深刻影响了中国海洋观念和海洋意识的转型，而且对清末的海防实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52)虽然难以寻找确凿的证据，说明新闻报道直接影响到政策制定，但作为新名词的“海权”已然进入官方文件，确是历史实情。例如，1906年8月30日清政府一份奏章《政务处奏请详勘象山港折》明白宣告：“查现在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而创建海军所最急者，尤在勘度完全足恃之军港。”(53)1907年，姚锡光拟定的《筹海军刍议》，较好吸收了海权思想，“方今天下，一海权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第海军与陆军相表里，我国海疆袤延七省，苟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坐失，将陆军亦运掉不灵”。(54)1909年，清政府海军处三等参谋兼军制司驾驶科科长吴振南，完整翻译马汉另一著作《海军政艺通论》，也贯穿着海权论的基本思想。(55)相关表述和译介活动不仅意味着晚清社会共同意识到海军建设的极端重要，也说明传统守土防御的海防思想正在发生改变，主动进取的外海防御和海军制胜开始成为主流，实现了制海权观念和海洋知识的创新。
此后数年，中国报界发表相当数量的文章，援用海权理论，探索海军重建方法，有助于海军教育和学术思想发展。以《申报》《时报》为例，即可证明此言不虚。1909年，清政府筹办海军事务处之际，《申报》刊发评论文章《论重兴海军之方法》，重申“有国者自不可不办海军”，希望克服经费和人才限制，努力发展海军，以实现“海军成、航利兴、人才出、财政裕”的美好愿景。其具体办法如下：一是学习英国，打破军舰和商船的界限，“军舰无事时，本以之为商船供载客运货之用，一旦有事，则悬旗置炮，俨然军舰也”；二是集资筹款，委托欧美强国建造巡洋舰；三是设立商船会社，发展远洋贸易，然后利用其利润修建军舰；四是设立海军学堂，栽培人才，同时派遣留学生学习海军技术。(56)《时报》则主张以“渐进”方式重建海军，尤其强调海军教育，主张先倡设海军大学，派遣留学生，造就海军人才，“先有人才，后有战舰，则战舰为我用。否则徒为欧洲各厂添一宗贸易”。(57)这类建议充分考虑到中国人才匮乏和经费困难的实际国情，优先考虑海军教育和人才培育，不失稳健。
需要注意的是，留日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对海军建设的讨论尤为深入，远远超过国内舆论界。尽管《海军》杂志仅存4期，但依然能彰显其对海权理论和海军建设的认知，较有代表性文章的主要有：沈鸿烈《海军发刊意见书》、南州生《中国海军再兴论》、范腾霄《筹备海军经费问题》、齐熙译述《海上权力之要素》、任重《海战法规》、肖举规《海军论》、笛帆《论海战性质》《海上主管权之争夺》、海涛《海军军人进阶及教育通系》等重要篇目。这些文章对海权内涵、中外海权观念、海军建设、海军经费、海战技术、海权与国家等问题，作了非常细致的阐释。如肖举规在《海军》第2期上撰写《海军论》一文，明确指出：“所谓海上权力云者，约分五端……一曰商业地位之保全；二曰交通线之保全；三曰航业之保全；四曰侨民之保全；五曰海产物之保全。”这基本沿袭了马汉的说法，符合其原意。沈鸿烈《海军发刊意见书》一文，也借用海权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认为农业经济阻碍了中国海权思想：“我国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死梦生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取进、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58)在相当程度上讲，清末最热衷于传播和引入海权论的是《海军》杂志，颇能代表当时知识界对海军建设理论的理解水平。
报刊对海权和海军建设理论的广泛宣扬，产生良好社会反响，一定程度上启蒙了国人的海权意识，朝野形成海军建设热潮。以萨镇冰为代表的海军将领，积极谋划重兴海军，高度重视制造军舰、修筑港口、开办海军学校等。(59)清政府参照姚锡光所拟制的海军发展规划，筹谋“画一海军教育，统编现有舰艇，开办军港，整顿厂坞台垒办法”，同时整编南北洋舰队，成立巡洋舰队，试图发展中国海权。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清政府日益意识到海洋和海军建设的重要性，“近数年来，朝廷之激刺于外侮者深，海牙和会以无海军而被抑，南洋及北美诸侨民，以无海军而受侮”。(60)恰如研究者所称：“清政府对海军的态度之所以从消极转向积极，与海权知识的传播及现实的海防危机有关。”(61)报界的讨论和军政界的举措，表明清末海军重建以争夺海权为目标，具有较为浓厚的海权意识。
三、关注海洋主权
在马汉看来，制海权和海军建设是海权的核心，但广义的海权还涉及海洋贸易、海上交通、侨民保护、海洋资源等方面，均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海权论传入中国后，报界从内忧外患的实际情形出发，不仅以此为思想武器讨论海军建设，同时致力于维护海产与海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权内涵日益丰富，由“海上权力”延展到“海洋主权”“海洋权利”和“领海权”。(62)
晚清时期，德、日等国屡屡侵渔，对中国领海渔权产生极大滋扰。1904年，山东沿海渔民与德国渔业公司，在山东海面的渔利争夺日益剧烈。面对渔业危机，《新闻报》刊发评论，提议“挽渔利以争海权”，将渔业和海权紧密勾连，“东西各国凡沿海者，皆知渔业之利大，故分疆划界，龂龂争海权，亟亟订渔约，虽尺寸之水，不肯让焉，其视之与工商路矿之争权利无以异也。”(63)在该报看来，渔业不仅是经济权利，也是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杂志》则倡言“兴渔业，张海权”“增进利源……保全海权”，指出外国人设置渔业公司不仅“囊括我渔利”，而且“侵占我海权”，进一步将渔权和海权密切勾连起来：“各国之视渔业至为重要，非徒以开商民之利源也，且与海权有最大之关系”。(64)这一观念得到《申报》的认同，该报呼吁重视渔业和海权，警示国人说：“吾中国沿海七省之人，亦知海权渔利之将失乎……夫沿海七省之洋面，吾中国国家固有之主权，吾中国渔人固有之生路也，假使德人实行此事，网大船快电灯佐之，必非中国捕鱼旧法所能抵挡。且十四渔轮纵横洋面，是并吾中国之海权渔利一旦而夺之。”(65)在报界看来，渔权和海权互为表里，唇齿相依，国家重视渔权，不仅仅在商业利益，更在于它是海权的重要体现。
为保护我国渔权，《东方杂志》建议，速设渔业公司，“定渔界以伸海权”，抵制外来入侵，捍卫海洋权益，“渔轮之设，固注重于保守海权”，“渔业公司之设，名为保护渔利，实则爱惜海权”。(66)即是说，发展渔业公司首保海权，次保渔利。《新闻报》则要求政府，保护渔利和海权，不能“任外人侵夺已有之权利”，尤其是要反对日本人夺取中国渔业权利，进而攫取“经营海上权”“财政统治权”。(67)《申报》也督促清政府，将“廉钦琼崖与越南两国海界划分清晰，认立浮标何处为公海何处为领海，通饬粤海兵轮认真保护，振兴渔业”，提醒当局“若不及早挽救，坐失利权，实为可惜”。(68)这类情形说明，清季报刊已然认识到渔利与海权存在重要关联，借此拓展海权论，深化对海权的认识。
报刊言论得到工商界的响应，张謇积极倡导“渔权即海权”“渔界所至，海权所在”，决议创办渔业公司和水产学校，维护海权和渔利。(69)民间舆论形成无形压力，对清政府起到的刺激作用。据《时报》报道，清政府商务部就曾明确表示，渔业与海权互相维系是各国通行做法，赞同“以渔业保持海权”，认为“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当下急务是“讲求渔政渔学，联合沿海七省为一气，以扩海权”。(70)次年，海军负责人萨镇冰一度派遣舰队，巡查外国人在中国领海的捕鱼实况，并邀请江浙渔业公司的陈子常，协同查勘。(71)
在渔界和渔利之外，西方列强纷纷还染指中国海界，对领海权益构成多种侵害，中葡澳门海界争端、“二辰丸案”即为典型事件。以《申报》为代表的中国报界，在积极报道前因后果的同时，往往刊发评论，发表见解，最终形成共识，主张“划定海界以争回海权”。1907年中葡澳门海界争端爆发后，《申报》即以“海界”“海权”等观念，予以报道，严正申明“湾仔海权向归华官管辖”“葡人……侵越海权”等立场，告诫清政府“若不清厘界线，终恐为所侵占”，要求葡萄牙方面“各守界址，不得擅自妄为，以期相安而符条约”。(72)作为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神州日报》特别关注海界与海权，连续发表多篇新闻报道《葡兵侵越湾仔海权一之交涉》(1907年8月17日)、《湾仔海权问题汇记》(1907年10月9日)、《湾仔海权问题》(1907年10月9日)、《前山绅商又有力争海权者》(1907年10月16日)、《高而谦赴粤查案与海权问题之内容》(1907年11月29日)、《粤争海权果误会耶》(1907年12月1日)、《高而谦欲断送湾仔海权耶》(1907年12月14日)等，形成比较典型的系列报道，“海权”则成为核心关键词。这样的媒介实践，很好贯彻《神州日报》的宗旨：“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实，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73)
《神州日报》旗帜鲜明地指出，“湾仔与澳门相连，向来湾仔海权归华官管辖，葡人不得干涉”，责令葡萄牙当局“饬令葡兵，各守界址，不得擅自妄为，以期相安而符条约”。(74)随后，该报反复申述“主权不可失，疆界宜定明”“澳门只有租界并无海界”等主张，建议派遣巡警“将葡人告示揭存一张以作证据，俾葡人知我能持公法，内守主权，先绝其轻视越界之心，然后能守我治安固有之义”。(75)各类大众媒介运用海权理论，密集报道海界纠纷，在相当程度上，促使外交部意识到“葡人屡次侵占粤省海权”，于是致电两广总督张人骏，要求“派员详细测勘，证明主权”。(76)张人骏接到电令后，迅速遴选官员，秘查澳门海界问题，以“早定澳门界址，以杜后患”。(77)
“划定海界以争回海权”的主张，在“二辰丸案”交涉中得到进一步贯彻。1908年2月，装载澳门商人所购军械的日本商船“二辰丸”号被清廷缉获，引发中国、日本、葡萄牙之间的纷争。“二辰丸案”所涉及的海界问题，再次引发报界集中报道。《申报》在相关新闻中，以《万国公法》为依据，向民众普及“领海”“公海”等专业知识，海界意识相当清晰，“以本国领土各尽头处平线外三海里为领海，以外始有公海界线……领土范围内之流域皆属内河，是二辰丸所泊之地确非公海已成铁案”。(78)《时报》亦援引他国成例，主张划定海界：“非独领海不准外国有稽查权，外国船只入领海者，须归主国查检”，建议研订“海上巡缉法”，不容再有“越权之事”。(79)其他报刊亦多次强调，划清海界，以维护海权，“亟应声明界线，以固疆圉”，(80)“清海界而重海权”。(81)
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在渔业危机和海界争端中，扮演“吹哨人”的角色，提出“挽回渔利以争海权”“以渔业保持海权”“讲求渔政渔学以扩海权”“划定海界以争回海权”等观点，以期唤醒国人的海权意识。这种呼吁和宣传，不仅使新式知识分子掌握了较系统的领海理论，而且使清政府有限领海主权意识得以发展。(82)据《四川官报》报道，海军处曾打算会同外务部与民政部，派员重修《海国图志》，并仿照英法等国，订立处治海贼之法，显现“注重海权”取向。(83)1911年2月，农工商部回应北海商会的呈请，指出“以渔业为海产大宗，当此商业竞争时代，若不及早挽救，坐失利权，殊为可惜”，赞成“勘海界”、护渔权。(84)同年5月，海军部针对“海权界限问题”，要求各海关“查明海权界线及所管渔船确数”。(85)
四、关注海岛纠纷
在借用海权理论探索海军建设、渔权和海界的过程中，报界的海权意识日益浓厚，南海海岛纠纷成为重要关切点。《申报》《神州日报》《新闻报》《时报》《东方杂志》《大公报》等各大报刊，多次援用马汉海权论，聚焦海岛议题，不仅向国人披露日本侵占东沙岛的具体情形，而且全面记述东沙岛交涉详情，引导国内外舆论走向。其中，革命色彩浓厚、言论激烈和民族立场坚定的《神州日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该报所载“独详于各报，内地人士可借此知一切实况”，(86)极大丰富了国人对南海及其岛屿的认知。
1909年3月30日、3月31日、4月1日、4月2日、4月5日，《神州日报》在“纪事”栏目连载《日人西泽等私占大东沙岛详情》，主要转载《朝日新闻》有关内容，对日本侵占势力、具体过程等，做了详细报道。系列报道显示，有计划侵占东沙岛的日本人，除西泽吉次外，还有水谷和南洋客罗连群岛日本贸易商恒信社，其中恒信社走在最前面，该社船舶“长风丸”号于1906年发现该“无人岛”。但这纯属一面之词，实际上由于东沙岛“暗礁极多”，中国人“因之畏而不居”，并非弃置不顾。(87)从一开始，该报立场就相当鲜明，宣称东沙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属于非法私自侵占。
随后，《神州日报》细致分析日本人之所以能私自占岛，缘由在于清政府应对不力，反应迟钝。首先是地图有误，“外务部饬查此岛之后，旷日持久，始据江督复言，又误于旧图”，地方官员所依据的地图竟然没有标识东沙岛。这实在是“大误”，反映出清政府海洋意识的严重缺失。《神州日报》哀叹说，“旧图之不适用可知”!更有甚者，东沙岛作为中国属地的证据，“各国皆无从考核”，这就是日本有机可乘的重要原因。由于“日人已树国旗”，清政府在交涉过程中，必须先“考出确切凭据”，否则“无从着手”。对于这种被动局面，该报记者在“按语”中，颇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国家无详细地图，其祸若是；沿海渔民之知见不能上达，其祸若是。”(88)其次，清政府曾派遣官员前往南沙群岛实地勘测，但也出现巨大失误，“所行海道距该处数百里”，没有找到东沙岛位置之“确据”，回复外务部的电文，竟然以为东沙岛“离香港108千米”。《神州日报》记者在文字插入按语“诚然诚然”，提示数据有极大误差，因为“经纬度既不合，与人迹罕到之说亦不符，相当非是。”(89)
在详尽报道日本非法入侵东沙岛的同时，《神州日报》从1909年3月30日起，连载东沙岛交涉具体过程，比如《东沙岛已开交涉》(1909年3月30日)、《东沙岛交涉近纪》(1909年4月4日)、《日本承认东沙岛属于》(1909年4月17日)、《最近之东沙岛交涉》(1909年4月25日)、《东沙岛交涉近情》(1909年4月26日)、《东沙岛交涉最近信》(1909年5月16日)等，这些内容严肃准确，明白展示来龙去脉。长篇累牍的细致报道，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纷纷投书，表达意见。
在众多来稿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镇海人贺绍章从河南开封，向《神州日报》投稿《论日本人私占我东沙岛事》一文。贺氏逐一反驳日本政府的各种谎言，展示中国拥有东沙岛主权的铁证，并大胆预言：“此事极简单、极明了，非有错综之关系，在我只为正当之主张，彼日人必有反省之一日，初无事扰扰为也。”(90)不久后，贺绍章又撰写评论文章《再就东沙岛事件驳日本报纸之谬说并乞我当轴之注意》，批驳日本报纸的流言蜚语，并告诫清政府外交当局，务必维护国权，“丝毫不可让人”，因为“领土攸关，即尺寸皆为至宝”，如果“畏多事而事转多求和平”，那么和平愈不可得，“今后纷至沓来之交涉，又岂但一东沙岛事件，又岂一日本哉”。(91)对于这两篇读者来稿，《神州日报》非常重视，迅速连载长篇社论《依国际法论国家取得领土之原因》，并附论“东沙岛事件”，予以回应，实现报馆和读者之间的良好互动。该文依据国际法，论证日本入侵东沙岛事件，严重违背国际法，“现今欧美各国虽对于野蛮未开国，亦不闻有是种行为，况乎其为有完全主权之领土”。(92)文章的行为风格和主旨，很好契合《神州日报》抵御外辱的一贯立场，“吾国人民……除发愤建立国家，恢复主权以外，别无可以自处”。(93)1909年6月 3日，《闽报》全文转载《依国际法论国家取得领土之原因附论东沙岛事件》，这是清末各大报纸之间“议程设置”和相互影响的显例。
在以《神州日报》为代表的新闻界引导下，惠州绅商学界多次集会，讨论东沙岛问题，且致函广东绅商自治会、各级政府官员和社会团体，要求切实保护海洋主权，“愿我同胞固结团体，设法力争”。(94)随即，惠州民众代表布告中外，广泛征集东沙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各类确凿证据：沿海渔民在东沙岛所建庙宇、日本人驱逐中国渔民实情、英美两国公认东沙岛为中国领土之公电、外国地图等。(95)这种倡议很快得到回应，关佐田发掘出南海廪生胡惟桐的旧年文稿，曾记载过东沙岛内“埋有华人之骨骸甚多，天后庙亦建立已久”，中方主张均有实据可寻。(96)在相当程度上，普通民众不仅提供东沙岛属于中国之铁证，同时增长国人的海洋和海岛知识，说明海权意识经由报刊传播，得到分享和保存，报刊媒介由此成为凝聚晚清社会的重要维度。
东沙岛和南海局势变化之际，报刊舆论成为反映民族意识的重要阵地，这让日本各界感觉到压力。日本《朝日新闻》不免忧心忡忡，“广东地方……盛倡保全己国疆土，当此人心激昂之际，其气焰之炽，殆不可向迩……而又无端忽起此问题，其利用之为杯葛煽动口实者，诚实无虞”。该报通过辨析各类新闻报道，确认东沙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土，“该岛为清国所属，已可确证”，进而主张日本政府尽快解决纠纷，“外务当局，宜勉公平无私，调查事实，以速解决之……若因曲庇一邦人故，而伤日清两国交情，是在南清多数邦人，大受损害，断不可也”。(97)经由报刊新闻呈现出来的强劲民意和颠扑不破之证据，迫使日本政府退让，承认中国对东沙岛的主权。上海《泰晤士报》即宣称：“日本中央政府以中国所示凭证多而且确，已有承认为中国领土之意，不久将可议结，归还中国矣。”(98)
舆论压力也促使广东地方政府加强对东沙岛形势与水陆物产的调查，发现“矿则有金铁磁磷，森林则有紫檀、油杂等木，此外珊瑚、玳瑁、珍珠以及石花、海藻、雀粪等物”，资源相当丰富，“实足挽大利而固海疆”。(99)负责接受东沙岛的王仁棠、张斌元、蔡康等人建议，“招集华商承办岛务，每年酌征报效银两”，官方负责保护维持。(100)时隔不久，广东劝业道善后局以“东沙一岛为中国海权所系”，迅速制定招商章程，运用官商合办、商办等不同方式，从事资源开发，同时特别规定“不得附人洋股”，以确保国家主权。(10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廷中枢日益注意南沙海权问题，外务部和邮传部曾协商定夺，要求粤督，尽快在东沙岛建设无线电。(102)另据《神州日报》报道，外务部和海军处对于南海岛屿也重视起来，海权意识得到彰显，“拟将中国领海权内所有华侨殖居各岛暨无名大小荒岛，由部处派委精于外交之人员，会同七省海关局，实地勘测，绘具图说，标立石志。其一切距离里数，经纬各线，岛中气候土质，及有无外人探测，是否交通海界，均须详明编查。咨送部处核定，以便照会各驻使，以保海权……凡中国勘定各岛，无论何国，均不能以无名荒岛任意侵占……沿海各督抚随时派军舰巡视情形，以免损失海权”。(103)以往遭遇忽视的海岛，逐步纳入国家统治秩序，意味着国家海洋观念和海洋知识的拓展。
不过，晚清政府重视海权最典型的案例是，宣示西沙群岛主权。在与日本交涉东沙岛事件的过程中，报界就开始警惕列强对西沙岛的觊觎，《申报》曾报道说：“现有某国兵轮泊于西沙岛，派兵上岸测勘，所闻如是，未知确否(按西沙岛在东沙岛之侧)。”(104)很快，清政府就将西沙群岛的主权捍卫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据《神州日报》报道，外务部鉴于“大东沙覆辙”，风闻“有外人在西沙岛经营”，特意致电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员前往勘查。接到电令后，张人骏在1909年4月派出王仁棠、吴敬荣等前往勘测。(105)次月，张人骏又派遣王秉恩、李哲濬会同广东水师提督李凖，副将吴敬荣等，再次巡视西沙群岛。(106)清政府在一个月之内，两次派水师巡视西沙群岛，宣示主权，此举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西沙群岛为中国海洋国土，认为“帕拉赛尔群岛(西沙群岛)是分散在海南岛南部中国海上的群岛”，“1909年中国政府把该群岛归于中国所有”。(107)
概言之，伴随海权观的引入和传播，中国报界、社会民众和晚清政府海权意识逐渐萌发，在国势极度衰微的不利条件下，对南海主权和南海诸岛重视起来，极力维护南海海权。这种努力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南海归属中国的无可辩驳的重要历史依据。
五、结语
作为新型媒介的报刊，在主动引进和接纳海权论之后，将其符号化，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工具。报界从中国实情出发，使用海权论，讨论海军建设，阐释渔权和海权，关切海界和海岛纠纷，还不断尝试剖析海航事业。比如，《盛京时报》很早就注意到，世界发达各国都注重发展航运业，修建轮船，以“把握海权”。(108)《申报》亦将海上交通和海权勾连起来，提议“速开内外之航路，收既失之权利，保将来之商业”，特别主张奖励海运，“以广吾民之利赖，以杜外国之觊觎海运之权势”。(109)这种情形无疑表明，各种报刊全面接受马汉海权论，并对之实现创造性转换，以适应中国本土环境，开拓对海权的理解，予以其新的内涵，将领海主权、海疆观念均纳入其中，展示了马汉海权观念的“理论旅行”和“在地化”。
在“援西入中”的过程中，晚清社会有关海洋、海军、海界和海岛的思想资源，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知识样式，转而采纳西方现代意义的海权理论，初步实现近代海洋知识转型。正如研究者所说，晚清时期，通过对马汉海权论的译介与引进，中国思想界在一定程度上树立起了经略海洋的观念，并“提出了通过重振中国海军确立和维护中国海权的思想主张，深刻影响了中国海洋观念和海洋意识的转型，而且对清末的海防实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10)具体而言，各类报刊对海权论的引介、援用和再生产，对于时人接受海权论，无疑起着桥梁作用，构成了时人运用海权论的知识基础和思想氛围。最为显著的例证是，姚锡光在重视海港和海军建设之余，建议成立“海军研究所”，作为“海军中、下等军官讨论学术之地，期扩新知，不封故步”。(111)这不仅具有鲜明的海权色彩，且凸显海军军事学术的重要性，与以往知识体系的重大差异。恰如学者所言，晚清中国海军建设最大不足是，缺乏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机构，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时，成立了许多海军机关，但就是没有军事理论的研究机关。姚锡光能够提出如此重要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汉海权理论的影响。(112)
一般国人的海洋知识和海权意识亦在增长，尤其是对海军在国防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海军则强国之基础，国家之命脉……海军一事，为吾国今日最急之务，与吾人实有生死存亡之关系。”有人在演说中直言，“我无海军，而一切领海权利丧失净尽”，“沿海及内河航路，外人兵轮舰队皆可任意往来，平和之时尚无紧要，一日外交决裂，则各重要都会……皆非我有矣”，只有海军强大，中国才可能“升为第一强国”。(113)在这种思想认识引导下，1909年11月，安徽高等学堂发起海军义捐，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114)甚至有“高等师范两校之夫役工工人等，每人亦愿日捐两文”，以襄义举。(115)
海权论的引介和传播，也促使清政府重视南海岛屿的主权维护。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南海诸岛的地理、天文、气候和矿产等知识得到发展。在勘测西沙群岛时，广东地方官员特意致函军医学堂，请求派遣二名医学毕业生随同前往，以便考察西沙岛水土气候。(116)《粤督奏报西沙物产之富饶》一文，对西沙群岛的构成、位置和物产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就地理而言，“该岛共有十五处，内分西东七岛、东八岛，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就岛产而言，“则有矿砂为多年动物所积成，可作肥料之用，化而验之，内含磷质……若一律开采，实足以浚厥利源”。(117)这类海洋和海岛知识增长，不仅具有思想史意义，也为日后维护南海海岛主权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
综合起来看，媒介成为近代中国的基础设施，“近代中国出现的那些新知识、新名词，虽然大多发轫于精英阶层，但莫不是通过各种媒介，经由各种场域传播到一般民众那里才发挥作用，进而产生效果”。(118)海权论的引入和传播，就是极好的样本。经由各类中文报刊，马汉海权论为当时知识分子阅读、接受和使用，成为重要的思想素材，有力推进近代中国海洋知识体系的转型。由此可知，媒介即知识，清季报刊就是典型的“思想纸”和“知识纸”，是开通见识、启迪民智的重要凭借。通过对新知识的引介和传播，从而促进社会变革，说明报刊是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最佳传播渠道、载体和中介，借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明的新发动机，思想知识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而且报刊自身亦是“具有最强大力量的思想观念”。(119)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清季报刊对马汉海权论的译介比较零碎，不够完整，海权思想和海洋知识体系并不成熟，直到1930年代，《海军建设》与《海事》《四海》等专业期刊重新译介海权论，国人方才比较全面地了解马汉思想的基本面貌。晚清时期，即使与海权论关系最为密切的海军振兴计划，也遭遇重重困难，难以落到实处，马汉海权论并未在实践中得到真正检验。这导致海权论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有限，以至于海权论传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也被遗忘，印证了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艰难曲折。
注释：
①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近代中国海军》，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1120-1121页。
②代表性成果有周益锋：《海权论的传入和晚清海权思想》，《唐都学刊》2005年第4期；周益锋：《“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史春林：《1900年以来马汉海权论在中国的译介述评》，《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3期；聂向明：《近代中国海权观的确立及其扩展》，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熊婵媛：《模因论视角下马汉海权论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重庆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③皮明勇：《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韩剑尘：《日俄战争背景下晚清媒体海权意识之勃兴》，《江汉论坛》2017年第10期；王昌：《清末“海权”概念考释》，《河北学刊》2021年第6期。
④皮明勇：《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⑤王荣国：《严复海权思想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⑥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近代中国海军》，第1122页。
⑦戴海斌：《〈亚东时报〉研究三题》，《史林》2017年第1期。
⑧《海上权力要素论》，《亚东时报》1900年第20期，第6-8页。
⑨史春林：《1900年以来马汉海权论在中国的译介述评》，《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3期。
⑩《海上权力论：论地理有干系于海权》，《亚东时报》1900年第21期，第15-18页。
(11)戴海斌：《山根立庵、乙未会与〈亚东时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2)戴海斌：《〈亚东时报〉研究三题》，《史林》2017年第1期。
(13)《英俄法之海权》，《清议报》1900年第65册，第6-9页。
(14)《竞争海权》，《经济丛编》1902第19期，第2页。
(15)《浙学观风》，《申报》1902年6月17日，第2版。
(16)《论各国图扩海军》，《申报》1902年11月14日，第1版。
(17)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3页。
(18)《海权消长始末记》，《游学译编》1903年第9期，第15-21页。
(19)《海权消长始末记(续)》，《游学译编》1903年第10期，第26-33页。
(20)梁启勋：《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新民丛报》1903第26号，第49-59页。
(21)《纪筑路定议事系之以论》，《申报》1895年8月16日，第1版。
(22)《日人论俄租旅顺事》，《申报》1899年3月23日，第1版。
(23)《日本防俄》，《申报》1899年11月5日，第2版。
(24)王昌：《清末“海权”概念考释》，《河北学刊》2021年第6期。
(25)《比较英国海权》，《知新报》1899年第95期，第19-20页。
(26)《论以哈尔滨比莫斯科之误》，《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6期，第249-251页。
(27)《论马哥罗夫死后俄日战局之变动》，《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3期，第137-140页。
(28)《论旅顺降日事》，《申报》1905年1月6日，第1版。
(29)《论日本战胜之关系》，《申报》1905年6月2日，第1版。
(30)《西报论日俄胜败之原因》，《申报》1905年6月3日，第4版。
(31)《未来世界海权之拟议》，《广益丛报》1906年第99期，第12页。
(32)《争竞海权》，《北洋官报》1903年第64期，第14页。
(33)《世界海权》，《北洋官报》1903年第132期，第17页。
(34)《纪张殿撰筹款购船保守海权事》，《北洋官报》1904年第346期，第6-7页。
(35)《海权发达》，《四川官报》1904年第29期，第57页。
(36)《海权已失》，《济南报》1904年第102期，第8页。
(37)《议以渔业保持海权》，《山东官报》1905年第51期，第4页。
(38)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近代中国海军》，第1123-1127页。
(39)史春林：《1900年以来马汉海权论在中国的译介述评》，《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3期。
(40)《陈恩焘就整顿海军办法节略呈徐世昌文》，林开明等编辑《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第1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69页。
(41)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第158页。
(42)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近代中国海军》，第1126页。
(43)《重兴海军议》，《时报》1905年8月17日，第2页。
(44)《重兴海军议(续)》，《时报》1905年9月1日，第2页。
(45)《重兴海军议》，《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0期，第323-340页。
(46)《中国重兴海军当以何处为根据地》，《大公报》1905年4月13日，第6版。
(47)《重兴海军问题》，《时报》1906年6月23日，第1页。
(48)《重兴海军与普及教育之比较》，《申报》1906年6月19日，第4版。
(49)《重兴海军问题(四续)》，《申报》1906年7月9日，第4期。
(50)《重兴海军问题(二续)》，《申报》1906年6月28日，第4期。
(51)特里·N.克拉克编：《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9-248页。
(52)刘中民：《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53)《政务处奏请详勘象山港折》，载《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294页。
(54)《筹海军刍议·序》，载《清末海军史料》，第797-800页。
(55)皮明勇：《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56)《论重兴海军之方法》，《申报》1909年2月24日，第3版。
(57)《重兴海军之前途如何》，《时报》1909年2月27日，第1页。
(58)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近代中国海军》，第1123-1129页。
(59)《萨军门重兴海军之布置》，《申报》1909年6月18日，第5版。
(60)《重兴海军与普及教育之比较》，《申报》1906年6月19日，第2版。
(61)彭贺超：《清末兴复海军政策的酝酿、出台及其演变》，《近代史学刊》第2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01-216页。
(62)王昌：《清末“海权”概念考释》，《河北学刊》2021年第6期。
(63)《挽渔利以争海权论》，《新闻报》1904年9月2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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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振兴渔业》，《申报》1904年11月5日，第3版。
(66)《商部头等顾问官张咨呈本部筹议沿海各省渔业办法文》，《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2期，第19-29页。
(67)《论海权不可放弃》，《新闻报》1910年11月7日，第2版。
(68)《注意粤边之海权渔业》，《申报》1911年2月19日，第12版。
(69)宁波、韩兴勇：《张謇“渔权即海权”渔业思想的探索与实践》，《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4期。
(70)《议以渔业保持海权》，《时报》1905年10月15日，第6页。
(71)《再志保持海权》，《新闻报》1906年7月20日，第2版。
(72)《葡兵侵越湾仔海权之交涉》，《申报》1907年8月18日，第11版。
(73)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第276页。
(74)《葡兵侵越湾仔海权之交涉》，《神州日报》1907年8月17日，第2页。
(75)《湾仔海权问题》，《神州日报》1907年10月9日，第4页。
(76)《外部注意粤省海权》，《新闻报》1908年4月15日，第3版。
(77)周鑫：《光绪三十三年中葡澳门海界争端与晚清中国的“海权”认识》，《海洋史研究》(第六辑)2014年3月。
(78)《自治会集议二辰丸纪事》，《申报》1908年3月15日，第4版。
(79)《论海权》，《时报》1908年3月23日，第3版。
(80)《葡人占越海权之证据》，《神州日报》1910年3月18日，第2页。
(81)《划清海权之筹备》，《外交报》1910年第10期，第23页。
(82)刘利民：《20世纪初领海主权理论的传播及清政府的认识》，《中州学刊》2011年第3期。
(83)《注重海权》，《四川官报》1910年第12期，第66-67页。
(84)《注意粤边之海权渔业》，《申报》1911年2月19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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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论日本人私占我大东沙岛事》，《神州日报》1909年5月2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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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日人西泽等私占大东沙岛详情(续)》，《神州日报》1909年4月1日，第1页。
(89)《日人西泽等私占大东沙岛详情(续)》，《神州日报》1909年4月2日，第1页。
(90)《论日本人私占我东沙岛事》，《神州日报》1909年5月2日，第1页。
(91)《再就东沙岛事件驳日本报纸之谬说并乞我当轴之注意》，《神州日报》1909年5月13日，第1页。
(92)《依国际法论国家取得领土之原因》，《神州日报》1909年6月2日，第1页。
(93)饶怀民编：《杨毓麟集》，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232页。
(94)《惠州会议争大东沙岛详情》，《时报》1909年4月22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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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广东东沙岛问题纪实》，《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4期，第68-69页。
(98)《广东东沙岛问题纪实续编》，《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5期，第134页。
(99)《东沙岛形势物产调查记》，《神州日报》1909年8月15日，第2页。
(100)《东沙岛善后办法》，《神州日报》1909年12月22日，第2页。
(101)《开办东沙岛经费有着》，《神州日报》1910年12月4日，第3页。
(102)《东沙岛建设无线电》，《神州日报》1909年12月26日，第2页。
(103)《今而知中国有海权矣》，《神州日报》1911年3月2日，第2页。
(104)《西沙测勘之风传》，《申报》1909年3月31日，第3版。
(105)《派员勘办西沙岛详情》，《神州日报》1909年5月8日，第2页。
(106)《再记筹辟西沙岛事》，《神州日报》1909年5月30日，第3页。
(107)郭渊：《晚清政府对西沙群岛资源的开发及其历史意义》，《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9期。
(108)《扩张航业以握海权》，《盛京时报》1907年1月30日，第2版。
(109)《中国亟宜经营海运说》，《申报》1910年4月15日，第1版。
(110)刘中民：《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第67页。
(111)《筹海军刍议·序》，载《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813页。
(112)周益锋：《“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113)《安徽海军义捐演说词》，《申报》1910年1月24日，第2张第2版。
(114)《皖省商学界发起国民海军捐》，《申报》1909年12月22日，第2版。
(115)《仆役亦热心海军捐》，《申报》1909年12月25日，第3版。
(116)《派医学生查西沙岛》，《神州日报》1909年5月20日，第2页。
(117)《粤督奏报西沙物产之富饶》，《申报》1909年8月2日，第4版。
(118)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页。
(119)黄旦：《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