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普遍遇到，并非中国所独有。例如，人口问题如今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均低于2.1这个世代更替水平，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甚至只有0.78，大大低于中国的1.09。对于债务问题，美国在2008年后、欧洲在2010年后，先后经历了“超级债务周期”，新兴经济体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更是不胜枚举，这一轮美国激进加息后，加息的“后遗症”仍有可能触发债务危机。对于房地产问题，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与房地产问题有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泡沫危机也主要发生在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上。

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些结构性矛盾，党中央一直在深入研究，注意从我国国情出发，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例如，早在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2021年5月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近年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多次提出，要逐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于债务问题，2013年党中央就指出，要高度重视地方债务规模扩张问题，并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专门强调要着力防控债务风险。2017年党中央强调，要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抓紧研究如何开前门、堵后门，坚持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通过改革消除地方违规举债的根源。对于房地产风险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重视解决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强调，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在我国发生，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一方面，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种结构性问题都有可能表现出来。从房地产问题看，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就开始加快暴露出产能过剩和产量过剩问题，商品房销售面积已从2021年近18亿平方米的峰值下降到2023年的11.2亿平方米，大致相当于2012年的水平，其对经济的下拉作用不可避免。据测算，全口径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从新冠疫情前的每年1个至2.5个百分点的正增长降为2020年后的负增长，2022年为负0.91个百分点。从宏观杠杆率上升和政府债务问题看，三年新冠疫情，导致我国宏观杠杆率在一度平稳之后再度攀升。一般来说，宏观杠杆率在上升初期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但当偿债高峰到来时又会成为经济的减速器。最近两年，随着偿债高峰到来，高杠杆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仅债务的利息负担，一些地方政府就难以承受。同时应看到，我国政府债务主要是内债，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只要我们严控增量，逐渐减少存量，是能够有力有序有效去杠杆的。

另一方面，我国在应对结构性问题的过程中，面临新冠疫情的冲击，特别是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日益恶化的挑战，明显提高了解决问题的难度。近年来，美国把我当成战略竞争对手，采取各种手段对我遏制打压。在2020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着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在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从2023年的实际情况看，在外需明显减弱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实现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深刻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除了要直面外部严峻复杂形势造成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之外，自身发展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为此，党中央提出“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和“九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相信只要我们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作善为地抓落实，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增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在解决困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这些结构性问题方面取得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