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

习近平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在理论认识上，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要创新在于：一是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从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统一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点。二是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突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三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总体战略步骤和目标，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尤其是深入剖析了到2035年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步要达成的总体目标，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教育、科技、人才、文化、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等国家文化软实力事业发展目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双碳”及生态环境转变和美丽中国目标，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目标，进而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四是确认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明确了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任务。五是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准备经受重大考验，面临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的历史客观必然性，指出应对风险挑战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正如习近平总结的那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

在战略举措上，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突破在于：一是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科学把握发展尤其是以新发展理念引导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深刻阐释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二是明确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实践的主要战略措施，包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从而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三者高水平有机统一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支撑。三是明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包括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战略上不断完善，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战略支撑。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进入立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此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深刻总结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时，又特别强调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方位。基于这一判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现在起，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根据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更是新时代的中心任务，是百余年来我们党奋斗的基本纲领和根本目的，更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期盼。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使得这一伟大进程的不可逆转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据和强大的发展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早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就已提出，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无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是这一目标的忠实继承者和真正践行者。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宣言就明确提出，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或称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纲领）是“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民族独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宣言实际上表达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向往和追求。我们党百余年来的历史“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的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具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进入新时代，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我们党很早就明确要以现代化的方式，即通过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的精神和物质进入中国，是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而对中国来说，在认识上，“现代化”最初被称作“西化”或“洋化”，在实践上，推动“洋务运动”等，但都以失败告终。真正把“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的探索。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明确指出，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不仅是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且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国家。20世纪50—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会议上多次反复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强调了“四个现代化”的内涵和重要意义，并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间表和战略目标。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首先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范畴，并概括了其本质要求和基本特征，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步骤，使之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深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实践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把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历史阶段，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与中国国情决定的特殊性的统一上，论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和创造，使我们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认识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和实现步骤，明确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重大战略，部署了未来五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略和主要任务，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有了清晰方向和科学指引。

习近平深刻指出，在我们党发展历程中，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过长期实践，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进入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使我国经济发展达到新的水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生产力发展条件，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创造了更为坚实的物质竞争力。

就经济规模及相应的经济影响力而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的10年间，排除各种干扰和叠加性冲击，达到6.7%；新冠疫情发生3年来，在全球经济全面衰退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仍保持在4.7%，体现出我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到2022年末，我国的GDP总量已超过121万亿元人民币（18万亿美元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我国自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与日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距离则不断缩小，从改革开放初期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6.3%上升到2011年的50%以上，再上升到2016年的60%以上，到2021年则已达到美国的70%以上。尽管个别年份由于汇率变化、两国物价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增长率年度变化等原因存在波动，但从长期发展上看，中美经济总量差距不断缩小成为趋势。这就从物质发展水平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我国GDP总量折算为美元占全球比重仅为1.8%，到2022年则上升至18.5%。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达成，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赢得了更充分的力量和更大的机遇。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

就经济结构及相应的质态演进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结构升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结构升级是效率的函数，因而结构变化能够从根本上反映经济质态发生的变化：一是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传统农业获得了深刻的现代化改造，尽管与发达国家仍有显著差距（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农业劳动力的6.4%），但与自身相比，取得了历史阶段性突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高达70%以上（当代世界贫困国家平均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为72%左右），到现阶段已降至23%左右（低于当代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虽然与发达国家平均5%左右的占比相比仍差距显著，但变化幅度是巨大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7.9%的人口。二是经过长期努力，到2020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即把基本实现工业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时，基本实现工业化。根据相关预测评估，经过改革开放工业化高速发展期，2011年之后，中国工业化水平达到工业化后期水平，2015年之后，推进到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到2020年中国整体工业化水平指数已达93（100为全面实现工业化），基本实现了工业化，非农产业就业占比76%左右，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增加值比例达到58%左右，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位，服务业在三次产业总产值中占比超过55%，与之相适应，城镇化率达到64.7%（2022年达到65%以上），进入城市化加速期的后期。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工业化水平存在不均衡，但综合起来看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关键核心技术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重大进展，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已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就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相应的发展阶段而言，取得了跨越式成长，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改革开放初期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到300美元，在当时世界银行统计排序列出的19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89位，属于温饱尚未解决的低收入发展阶段（贫困状态）；到1998年，达到世界银行划分的下中等收入水平线（温饱阶段）；到2010年，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线（小康阶段）；到2022年达到12700多美元（人均8.6万元人民币），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均12400多美元），实现了经济发展上的阶段性飞跃，特别是成功跨越“贫困陷阱”。与之相联系，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GDP增速总体保持同步，居民消费支出能力持续提升。新时代以来，消费支出占比已连续多年超过5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以恩格尔系数变化为例，尽管与当代发达国家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普遍低于20%相比，我国仍有较大差距，但与自身相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从改革开放前平均为60%以上（贫困型消费结构）不断下降，实现了跨越贫困进入温饱再跨越温饱进入小康阶段的持续发展，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降到30%以下，进入富足阶段，不仅摆脱了绝对贫困，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精准扶贫，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根本追求，使再生产循环畅通更具制度保证。

四、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进而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根据辩证唯物史观，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中实现的，物质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制度演进的支持，尤其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的条件下，变革生产关系、推进制度创新和完善便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这一基本观点，不仅被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普遍证明，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和改革所证实。

我们党和国家经过对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长期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探索，逐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形成了系统科学的认识；在对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等根本问题展开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们所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包含了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全过程，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要求，明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制度、基本方略等一系列重大命题，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打破了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与非公经济根本对立的传统，克服了片面追求所有制“一大二公”的教条，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同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使所有制结构更加适应多层次生产力发展需要，也为统一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竞争机制创造了制度基础。与之相适应，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发生深刻变化，逐渐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进一步明确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历史客观必然性，把按劳分配同按要素效率和贡献分配统一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中，极大地提升了公平与效率的历史统一性。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打破了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起来的传统教条，在理论与实践上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市场经济文明的新的制度形态，不仅根本区别于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根本区别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资本主义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长期改革发展实践和理论探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三个基本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在这一制度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伴随改革开放更加深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适应性不断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五、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具有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相应地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科学地回答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理论基础，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这一基本理论科学分析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深入阐释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主要矛盾和现代化目标的系统性变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深刻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突出特征，深入剖析经济社会运行新规律；以此为基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明确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根据新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提出并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此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机制和途径；2020年春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必须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的；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同时必须“形成新发展格局，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部署了一系列战略举措，特别是突出强调了未来五年作为实现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键时期需要努力完成的重要战略任务和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从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上，使我们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六、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面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挑战

越是接近目标的达成，矛盾斗争越复杂、越尖锐。习近平特别强调，一个大国的现代化、一个深刻的革命过程绝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可以达成目标的。在现今这一阶段，我们将强未强，一方面拥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

第一，从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经济发展的持续力、竞争力、发展力乃至生存力，都面临新挑战。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达到了新的发展水平，在新水平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此同时，我们的目标函数也发生了新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站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基础上，要立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目标函数变化，约束函数、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也发生了深刻的、系统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国内国际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深刻的要求，如果继续沿袭以往的发展方式，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将严重匮乏。因此，传统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进行深刻的动能变革、结构变革、质量变革。

第二，从国际发展的经验来看，进入并且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然后进入所谓的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不到20个，绝大多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包括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长时间无法跨越这一阶段。有学者曾做过测算，如果以30年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作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那么5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长期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十四五”规划提出，要经过“十四五”期间的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为到2035年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第一个阶段的目标打下基础。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到2035年要实现第一个阶段目标，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就要求经济增长在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上，一定要有量的合理增长。从现今情况来看，如果不改变发展方式，不仅很难保证，并且差距明显。

第三，从国际社会发展现状来看，现在面临的条件和过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潮流泛起，因此，过去那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循环模式已走到尽头。与此同时，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我国GDP在全球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上升到2022年的18.5%。这些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汇集一起，使得国际方面的经济衰退、经济风险会系统性全面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

应对国际国内发展方面出现的新挑战和新变化，首先要求我们正确认识这些挑战。习近平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他特别强调：一是机遇和挑战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机遇更具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复杂性、全局性，也就是机遇具有不确定性，挑战风险具有系统性。二是机遇和挑战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机遇大于挑战，而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应对得当，机遇也前所未有，挑战更具前置性。三是战略机遇期不确定。过去我们强调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后20年持续高速增长，完成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我们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没有类似表述，而是说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种变化表明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历史性的，是前所未有的。

七、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很早就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这一要求，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文献中都有类似表述。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更为系统的阐述和战略安排，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含义、要点，同时对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施路径、需要采取的战略措施作出全面系统布置。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其中对于高质量发展有五点要求：一是在宏观上，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是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趋向于均衡的发展；二是在微观上，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动能上的经济发展；三是在结构上，高质量发展是城乡、区域、产业协调的发展；四是在风险防范上，高质量发展是安全的、有韧性的发展；五是在对外开放上，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的内外联动的发展。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指出，首先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系统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党的二十大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有了更加迫切的历史性重要意义。理念不变，发展方式就不可能发生改变。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使它落实于实践，而非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习近平指出，必须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在2018年1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系统阐释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七个方面内容。这七个方面内容体现了在新时代、新历史条件下改革、发展、开放新的有机统一的历史要求。如何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这就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原则，包括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主线、以创新驱动为战略支撑、以高水平开放为战略前提、以稳中求进为战略方针即工作总基调，等等。

2023年1月，习近平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加深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的认识，并特别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从提出至今已经两年多了，在两年多的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发现了一些突出问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将之概括为五个方面问题，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它们涉及了如何统筹五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如何统筹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要将深化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统一起来，而非割裂开来。实现统筹必须通过市场竞争，只有通过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才能真正协调供需。二是如何统筹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这就涉及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结构，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关系，新型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等问题。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四化”同时推进，与历史上“串联式”的传统现代化不同，如何处理这一关系亟待解决。三是如何统筹解决“卡脖子”问题和“上水平”问题。卡脖子是补短板，上水平是提强项，二者之间如何统筹至关重要。四是如何统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包括乡村振兴与县城发展、与城市群等的相互关系。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处理的重大课题。五是如何统筹国内国际内外联动问题。关键是既不能封闭，而是实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又要立足于自强自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统筹这五方面的关系在构建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都存在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矛盾，需要在实践中认真探讨，深入研究，找到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切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通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通过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为实现新发展理念创造机制，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发展实践中；通过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和贯彻，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从而把握历史性机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确保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的目标能够如期达成。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