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一级学科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非常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非常有创意的见解，这对巴尔干研究有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巴尔干缺乏作为一个区域的内在凝聚力，各民族、各国家都有很强的外倾性。也正因如此，巴尔干研究应当避免落入单一民族的历史叙事、单一民族的语言文献和单一国家自书的社会发展的“误区”。即使是巴尔干的国别研究也必须注意巴尔干的整体性，需要关注巴尔干整体知识的复杂性。中国学者尤其要置身于特定时空之外，而非自筑围墙。拘泥于特定的时空不利于描绘出巴尔干具有沉重历史的发展全貌，更难以构建出正确的巴尔干知识体系。
“误区”之一：单一民族的历史叙事
巴尔干的民族众多，信仰各异，起源比较复杂，从语言划分角度可归为非斯拉夫民族和南部斯拉夫民族两大类。在非斯拉夫民族中，希腊人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属于公元前2000年前从北方迁入的印欧语族。阿尔巴尼亚人也属于一支古老的印欧语族，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定居在古希腊北部。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不断地受到外来的冲击，虽然基本保持了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但生息地大大地缩小了，而新的居民则是斯拉夫人。另外一个非斯拉夫民族是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罗马尼亚人，其祖先是色雷斯人北部分支与罗马帝国居民融合而成的达契亚人，形成于公元1—2世纪。南部斯拉夫民族有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波斯尼亚克人和保加利亚人等。其中，保加利亚人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其他的则在巴尔干半岛西北部。斯拉夫人主要分布在西起喀尔巴阡山，东到顿河，北达波罗的海，南抵黑海的广袤的东欧大地上，是操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各部族集团。公元1—2世纪，由于条顿人南下，斯拉夫人发生第一次分化，形成了以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为主的西斯拉夫人，以乌克兰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为主的东斯拉夫人。从公元5世纪起，受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一部分西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开始南下巴尔干，不断向西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居住地扩展，并与当地不同的土著居民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不同种类的南斯拉夫人。
巴尔干的这些民族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有多重的纠结与冲突。比如，某些南部斯拉夫人与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领地之争，这是科索沃问题和“大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最早起因。保加利亚人在第一王国（681—1018年）和第二王国（1187—1396年）时期，曾全部或部分地征服并统治了达契亚人、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马其顿人。塞尔维亚人在建立塞尔维亚王国（1217—1459年）过程中，打败了保加利亚人，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得并统治了马其顿北部和阿尔巴尼亚北部。再如，有的民族信奉天主教，有的民族信奉东正教，有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有的民族信奉两种甚至三种宗教。对巴尔干各民族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它们对不同文化和不同大国的倚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巴尔干半岛上各个民族是文明冲突和大国矛盾的承载者。
所以，在巴尔干半岛，各个民族，特别是那些比邻而居或混合而居的民族的历史记忆是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每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从其自身角度看都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把这些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集合在一起，一些事实就是混乱的，相应的认识也是矛盾的。
“误区”之二：单一民族的语言文献
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上，许多专家呼吁研究者应当掌握一门对象国的语言。因此，学习、掌握某种研究所涉及国家的语言，对深入认识、研究这个国家及其所在区域的重要性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语言是交流思想与感情的工具和人类思维物质载体，与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语言多样性也是巴尔干的重要标识之一，基本上是什么民族讲什么语言。它们讲的语言分属多个语系、语族和语支，从一个重要方面映射了民族分布的多样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与上面讲的第一个“误区”相适应，巴尔干各民族对历史、文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等几乎很少有认同。因此，各民族用自己语言写就的文献对历史认知和现实诉求都有自己的视角，排他性非常强。
“误区”之三：单一国家自书的社会发展
在这里的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和形成之后，巴尔干知识体系的构建就更难了。与往日伸缩性大的帝国或王国不同，近代民族国家则有明确的主权、人口和边界。然而，正是民族国家的这三要素撕扯着巴尔干。在巴尔干半岛，希腊是一个例外，1832年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之后建立起王国。其他国家都是在战争之后由大国共同催生的。为了平衡对巴尔干的控制，近代以来，大国在巴尔干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人为地制造民族跨界、主权矛盾和领土争端，在巴尔干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植入许多不兼容甚至冲突的因素。这些加剧了各国在历史认知和文化归属等方面上的分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了保住已经得到的或者为夺回失去的，巴尔干国家分别依靠不同的大国，成为相互对立的大国集团在巴尔干冲突的马前卒，在战争中相互拼杀。在各个国际体系中，巴尔干国家都是国微言轻，在国际舞台上根本没有独立发声的权利和机会，更无力改变和突破大国构建的国际体系，只能被动地接受现实。与此同时，巴尔干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分歧、矛盾和冲突少有得到解决的，而都留存下来并且固化在各自书写的社会发展当中。
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来说，它们从自身角度书写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后社会发展都有自身的充分根据，也一定要这样写。问题在于，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所书写的民族国家构建及其后的社会发展有一些甚至许多重合的地方，而对这些地方的认知和描述却不尽相同甚至充满矛盾。不仅如此，甚至同居一国的不同民族在国家构建和发展上也没有认同。
提出以上三个“误区”，不是要否定巴尔干各民族的历史叙事、民族语言文献和自书的社会发展。对巴尔干的各民族来说，这些不仅都是有其道理的，似乎它们也必定要如此叙事、如此书写。但是，这些表达、文献和书写相互矛盾和冲突，无法整合进统一的巴尔干知识体系中。所谓“误区”，指的是研究者陷入单一的民族叙事，单一语言文献和一国自书的社会发展，而忽视其他的民族文献和表达。因此，对中国学者而言，特别是学习、掌握精通巴尔干某种语言的研究者来说，要防止步入上述“误区”，而且应当在前述三个框架之内客观、全面地进行巴尔干的区域国别研究。
学者陈志强曾强调，近代以前的巴尔干半岛就是一个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民族多样性极为突出的地区，是一个多样性因素没有经过历史合理协调融合并逐渐形成整体利益的地区，因此是一个内部差异性超过了地区共同性的地区。其实，到了近代，尤其在民族国家构建和发展过程中，巴尔干半岛的这些多样性和差异性更是显露无遗，相互之间的冲突性也更强了。所以，巴尔干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要在独特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多重的民族主义三个框架之内，其内容必定是错综复杂的。这种错综复杂或许就是巴尔干知识体系独有的魅力。与此相适应，无论是巴尔干国别研究还是巴尔干区域研究，都应置身于上述框架之内，以多样性、差异性和冲突性为基本色调，不能把研究对象置于孤立的时空当中。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