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点，更是中华文明的独有优势。历史与未来不可分割，继承与创造是一体之两面，对于中华文明，只有传承好，才能发展好。

一、在“四个讲清楚”基础上开展文化“两创”，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前提

回顾十年来关于文化的重要论述，我们会发现，习近平总书记最重要的几个思想观点，其提出是有严密的内在逻辑顺序的。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四个讲清楚”；3个月后的11月26日，他在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要求“要结合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播，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孔子研究院同专家学者代表座谈时的讲话要点》（2013年11月26日），载《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重申了“四个讲清楚”的要求。也就是说：先把中华文化讲清楚，特别是要讲清楚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讲清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实现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的跨越。“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与“四个讲清楚”理念一脉相承，是关于文化建设系列重要论述的“逻辑起点”。在孔子研究院的讲话中，“两创”方针也正式发端——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树立时代新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文化软实力。从2013年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总体要求。他突出强调，要高度重视“继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要先“讲清楚”的原因。在“讲清楚”中华文明内涵的前提下，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两个结合”；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第二个结合”提到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高度，总结提炼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擘画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蓝图。从时间维度上来讲，“创造性转化”，是“从过去到现在”，强调的是继承；内含的问题是继承什么，如何继承，其核心观点是“不忘本来”。“创新性发展”，则是“从现在到未来”，强调的是创新；在“立足本来”的基础上，兼及“吸收外来”；其核心观点是“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需要解决的是时代性和社会融入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文明的“面向未来”。只有文化自知，才能文化自信，否则要么会走向自负，要么会走向自卑。因此，必须先把中华文化“讲清楚”，有了文化立足点，在自知、自信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两创”方针指导下，才能更好地实现“两个结合”，弄清楚结合什么，如何结合；做到了“两个结合”，才能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总目标。这几个重要观点，是层层递进的，顺序绝不能颠倒。正是在这个逻辑顺序中，我们可以深刻认识“两创”和“两个结合”的中华文化立场——其终极形态，就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二、“既有源，又有流”，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特征

我们经常自豪地说，从“三皇五帝”开始，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主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这个大视野中，山东足以自豪。因为在整个中国版图上，从泰山到大海的“海岱地区”，是学术界公认的近七千年文明链条没有中断的地区之一；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早于甲骨文，被称为“我国现行文字的远祖”；先秦时期与中华文明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伏羲、黄帝、帝尧、帝舜、大禹、周公等，都跟这个区域有莫大的关系。为什么孔子会诞生在以曲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炎黄遗风，东夷余韵，殷商传统，周鲁礼乐，这是孔子之前两千五百多年间这片土地上四种主要的文化，这些文化汇集于此，为孔子的诞生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前人早已指出：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随着中华文明历史的演进，人们发现，孔子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此前是周孔并称，此后是孔孟并称。以黄帝、周公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是孔子思想的源头。从一定意义上说，黄帝、周公是源，孔子是流，而孔子又成为他之后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的源。这就是所谓的“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

岐山周公庙周公像据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报道：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得出一个广为人知的结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遇到民族危亡和社会问题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回到“六经”、回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而针对当时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思想家们提出应对之策，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由此，形成了以孔子为源、以历代思想家为流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世界其他主要文明，要么有源而无流，已经消失或中断；要么有流但失去了源，已经改变了模样，成为另外的形态。而“既有源，又有流”，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本质。这一特征，在山东这块土地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应该成为山东的文化自信，也激励着新时代山东有更大的文化担当。

三、“传承”和“不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观念

几千年来的发展演变早已表明，中华文化是最善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体系。“创造性转化”是基础、是前提，而“创新性发展”是指向、是目标。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思考，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为什么特别重视祭祀。一方面，这是出于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效法天地至诚不息的“高明”和“博厚”来“致中和”。古人在敬畏天地的基础上，强调万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类，把“我”放在“我们”之中来认识、来理解。这种深入骨髓里的理念，是在中华文化孕育形成时期所铸就、由最深层的精神基因所决定的文化特质。中国人的理念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人的道德是：责任先于自由，义务优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而不同，努力向善。所以，只有中国才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也只有从中国文化特质出发的这一倡议，才能为世人所理解、所认可，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古人对先代明王的推崇，着眼点并不是“偶像”崇拜，而是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道”，注重的是“道统”延续。儒家对祭祀礼仪的重视，紧要处不在于隆重的形式，而是以内心的爱诚忠信，向先人创造和传承的价值观致敬，以引导后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如果说，很多宗教是重“来世”、重“救赎”，着眼点在于个人；那么，中华文化则是重“传承”、重“不朽”，着眼点在于种群，在于文化。这正是中华文明能够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过去的中国，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未来世界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