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除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和气候变化外，人权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挑战。
如果我们能阐明人权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地位，并充分展示人权治理的“国际方法多样化”，那么我们将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作出重大贡献。在此方面，我期待能尽微薄之力。
我讨论的重点是人权与中国所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关联。在西方人看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既没有多党制，也没有普选，根本就谈不上民主。
然而，习近平主席在阐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时，用了六个鼓舞人心的形容词，其中第三个便是“民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主席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想要解决的问题的”。
中国共产党号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因此，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促进人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下的民主包括通过反馈机制吸纳民意，如通过民意调查来了解群众想法，对新政策的看法。这个过程被党称为“集中民智”。再比如，当官员被提名到新的职位上之前，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来自同事、下属以及上级党组织的坦诚反馈。因此，即使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选举，也有与不同选民的大量接触。
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工作中，习主席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正确有效行使人大监督权。中国每五年举行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都会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分别产生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了有关官员、专家和选民的大量意见和建议。报告文件会在起草期的6至8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内多次传阅。同时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重要作用。尽管政协没有正式权力，但它在专业知识、影响力和公众话语权等方面拥有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
我来中国已经30多年了。我和我的长期合作伙伴朱亚当(Adam Zhu)一起走遍了中国，走访了100多个城市进行研究和采访，写书和随笔，制作电视片和纪录片。尽管我自以为很了解中国，但直到我前往贫困地区，特别是到偏远山村，与贫困村民交谈之后，我才明白摆脱贫困所需要的一切是什么。
2013年，习主席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精准”是指为每个贫困家庭定制标准化的脱贫流程和个性化的脱贫方案。省、市、县、乡、村五级地方的书记共抓扶贫。定期、随机开展第三方评估，以确保扶贫的准确性和诚实性。
我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每个贫困家庭都有自己的档案——数百万贫困家庭，每个都有自己的定制脱贫计划，每月检查一次，并形成电子档以供集中汇编和分析。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地方官员被派往贫困村管理扶贫工作，有时会长达两年。
当然，2020年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因此，习主席又设立了一个更广泛、更长远的十年目标，即实现共同富裕。
我在中国的朋友问，为什么世界会误解中国共产党？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语义学的问题。因为在民主政治制度中，“党”这个英文单词的含义是“一个在自由开放的多党选举中竞争的政党”。因此，当执政党不参加自由开放的多党选举时，这个政治制度就被认为是不民主的。
这种描述并未准确反映中国制度的特色，因为中国制度建立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原则之上。中国共产党是执政组织，而不是竞争型的政党。它由来自社会各阶层、富有奉献精神的精英组成，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约为7%，但肩负着代表全体人民的使命。
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组织，并不等同于西方制度中的执政政党。在西方制度中，政党只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受选举周期的时间限制。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提高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个人福祉方面负有更高、更广泛的义务，包括改革、法治、政府透明、公众参与治理、增加民主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当然还有人权。这些都是切实的挑战。
实际上，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有取舍。虽然实现国家目标确实是中国党领导制度的一个优势，但它并不是评估制度好坏的唯一标准。正因如此，中国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完善制度。
放眼未来，既然民主和人权都是中国实现本世纪中叶目标不可或缺的内容，那么中国究竟需要对制度进行哪些改进？改进的边界是什么？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发展与言论自由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在哪？这种平衡又将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我想提到的最后一点，就是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将扶贫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外国人或许会对此很吃惊。习近平主席曾说：“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而据我所知，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从未有过类似发言。
在中国，扶贫就是人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权和民主的同步发展，既是一项使命，也是一个挑战。
（罗伯特·库恩，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