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民粹政治不断发酵，推动了民粹主义的全面复兴。普遍的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滋生民粹情绪，与此同时，印度出现了具有较为典型民粹特征的政治领导人，以及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本文聚焦莫迪时期印度民粹主义复兴的社会基础，思考导致大众的民粹情绪与政党的民粹政治二者之间相互强化的根源。本文认为，“经济上升通道”阻滞与“政治上升通道”开放的制度困境，导致民粹情绪大量积聚并演化为政党政治动员的工具，民粹政治不但无法回应人民的诉求，反而可能导致社会运动不断扩大与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局面。
关键词：印度 莫迪 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 政党政治
全球民粹主义泛起、中国周边国家民粹思潮涌动，民粹主义的政党和政客一面积极回应底层民众的民粹主义诉求，一面提出反全球化等保守主义主张，不仅助推各国身份政治的强化，而且与民族主义相互裹挟，扰动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动。印度是我国西南战略方向的重要邻国，印度民粹主义复兴，并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相互缠绕，对印度的政治和外交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一方面，民粹主义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政治现象，目前学界围绕民粹的概念、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产出了一批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对南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发展亦有关注，特别是对拉丁美洲民粹主义周而复始的政治景观的研究，但对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民粹政治重视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印度综合实力的上升及其在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学界对印度研究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中印关系不断遇冷，印度国内叫嚣“自力更生”“对华脱钩”的背景下，学界对印度人民党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进行了较为密集的研究。印度人民党（下文简称印人党）是有着浓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与此同时，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D.Modi）是具有较为明显的民粹特征的领导人，2014年以来，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选举动员和内政外交中重视使用民粹主义的策略，目前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印度民粹主义的发展，但鲜有对印度民粹主义复兴根源的深入分析。
在19世纪的俄国和美国、20世纪的阿根廷都出现了典型的民粹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厄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e Taguieff）、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等学者关于民粹主义的论著。纵观学界对民粹主义特点的总结，主要从两种视角来界定民粹主义。第一种视角强调民粹主义是特定社会阶层的诉求表达，民粹主义的话语构建了“人民”的概念，“纯粹人民”与“腐败精英”相对，人民具有普通民众、受压迫者的意义，往往带有某种“恐惧”“愤怒”“憎恨”的情绪。民粹主义认为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意志，而非宪法和宪政体制。第二种视角强调民粹主义在政党政治动员过程中的工具作用，民粹主义的政党与政客通过煽动极化对立，将自己树立为“人民”的代言人，进而获取道德制高点和民众支持，以“人民”的名义挑战建制精英。在现实中，底层民众的民粹情绪与政党、政客的政治借用之间往往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底层的民粹情绪常常通过政党和政客进入主流政治并扩大影响，而政党政客以“民粹主义”为工具的政治动员建立在社会的“不满”情绪之上，底层的“不满”情绪奠定了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而政党的政治借用推动民粹主义发展、兴盛并形成政策影响。
一、 莫迪时期印度民粹主义的复兴
从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民粹主义抬头和复兴，突出表现为底层民粹情绪积聚与民粹主义动员策略的广泛运用。
（一）
民粹主义情绪的积聚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圣雄甘地（Mohandas K. Gandhi）对西方工业文明、政治制度与统治精英进行了系统批判，提出在村社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组织形式，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推翻殖民统治后，印度选择了西方工业文明与议会民主制度，民粹主义思潮逐渐消退，但在传统社会结构下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存续仍是滋养民粹思潮的土壤。英迪拉·甘地（Indira P. Gandhi）时期出台了“消除贫困”、银行国有化等民粹主义的改革措施，试图迎合广大人民对政治腐败的不满，打击党内元老派精英的力量，与此同时，农村地区新兴富农阶层也煽动底层农民的“不满”情绪，挑战传统的土地和高种姓精英，但民粹主义的措施并未扭转社会不平等的问题，随着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暴露，印度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民粹主义暂时候旗息鼓。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历届政府尽管政见不一，但在经济政策上几乎都选择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力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与私有化的改革。与此同时，印度政府更迭频繁，多党联合执政成为常态，在选票至上的政党政治下，政党忙于通过短期的、福利性的措施来争取选票，没能从本质上关怀印度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造成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以及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国家经济增长提速，但社会问题难于根治，大量的政治腐败和丑闻也加剧了政府的治理危机，而政府“社会危机管控”的办法是“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将社会不满情绪边缘化”，由此导致社会底层民众“不满”情绪不断积聚。
2019年布朗大学在印度进行了“选举之间的政治与社会调研”，发现10%的受访者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有28%的民众具有中等程度的民粹主义情绪，只有20%的民众是非民粹主义倾向的，不仅如此，在新德里、北方邦等印度北部地区，有大量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民众。2018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约64%的印度受访者认为绝大多数政客是腐败的，近5成民众认为2013-2018年政治腐败程度显著加剧。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民选官员不在乎（29.2%）或不怎么在乎（25.2%）人民的想法。印度民众普遍感到商人腐败、政商勾结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因为贫富差距、缺少工作机会、缺少足够的福利待遇而深感不满，有59.1%的受访者认为腐败的商人是国家的重大隐患，近4成受访者（36.5%）对国家的发展状况不满，有超过7成的受访者非常担忧（50.2%）或有些担忧（24.2%）贫富差距的扩大。落后的经济处境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是民粹情绪滋生的重要土壤，印度的政治精英往往会通过激进的福利口号和温和的惠民措施来吸引选票支持，但2019年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贫民很少能够从政府的惠民计划中受益，仅有不到两成的受访者表示从政府住房计划（20.7%）、免费医疗服务（16.9%）和农民收入支持计划（13.4%）中受益。由此可见，莫迪执政以来，由于社会不平等、政治腐败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底层民粹主义情绪不断积聚。
（二）
民粹主义动员策略的广泛运用
2014年和2019年印人党在选举中重磅打造莫迪“人民偶像”的政治形象，推出以莫迪为中心的选举策略。哈佛大学全球民粹主义数据库通过对全球241位总统或总理的演讲进行编码，测量他们的民粹主义特征，印度总理莫迪具有一定程度的民粹特征。莫迪强调平民出身，渲染儿时卖茶的经历以及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强调与政治对手拉胡尔·甘地（Rahul R. Gandhi）“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精英背景不同，他本人是人民的一员。莫迪言辞激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强势批判建制精英的政治腐败和治理无效，打出“古吉拉特模式”，凸显强硬做派，彰显改革决心，营造“强人”与“英雄”形象。莫迪擅于煽动极化、大搞身份政治，他在推特上写道：“你知道我对他们的罪行是什么吗?正是一个穷苦家庭出身的人对苏丹统治的挑战。”“他们”是指以国大党为代表的说英语的上层精英，“苏丹统治”则是借印度次大陆遭受了数百年穆斯林的统治，来比喻一切外族的统治。总的来说，莫迪既展示了带领印度强大的非凡才能，也体现了对印度普通民众的关怀。莫迪自诩是“新印度”的创立者，强调进步、发展、反腐败和市场导向，与此同时，他将自己描述为拥有“谦卑血统”的“普通人”，他对讲英语的印度精英表示不满，以此重申对印度教的自豪感，表达对西方和上流社会的反感。
在具体的动员策略上，印人党的动员策略强调“身份差异”，不仅通过“印度教特性”构建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差异，还通过民粹主义的话语构建了“人民”与“精英”的差异，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采取了不同的动员策略。在城市地区，印人党批判国大党的腐败，描绘了“增长”的神话和就业机会提升的前景蓝图。在农村地区，面对普遍的贫困、基础设施匮乏、教育和卫生问题，印人党反复强调福利措施，针对小农和贫民的救济措施，甚至通过小恩小惠直截了当地拉拢选民支持。
印人党还特别擅长通过互联网和多媒体建立与民众的直接联系与对话。莫迪通过总理办公室推特（Twitter，X）账号和个人推特账号直接发布关于内政外交的重要政策与信息，还通过“脸书（Facebook）”和“油管（Youtube）”账号与网民直接互动。印人党专门设立信息技术办公室，负责进行社交媒体和网络政治广告，制造舆论话题和极端情绪。网络舆论表达具有匿名性和高效性，使其更容易成为社会“失意”和“不满”群体情绪宣泄的平台，容易酝酿和传播极端情绪，“不满”情绪在网络平台得到宣泄、传播与共振，成为民粹主义积聚和释放的重要通道。印人党将莫迪塑造为“人民偶像”、强调莫迪的底层出身、建立莫迪与人民的直接联系，并批判国大党与其他政党的治理腐败，通过民粹主义的话语进行社会动员，由此，印人党将底层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引导到主流政治之中，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全面复兴。
二、 印度民粹主义复兴的社会基础
莫迪时期印度民粹主义的复兴，有着独特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以及宗教的多元和对立关系，这使得印度的民粹主义呈现出与欧美民粹主义不同的特点。
（一）
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
印度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极端收入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少数富人掌握了国家的主要财富，绝大多数民众在贫困线之下苦苦挣扎。一方面，印度是全球亿万富翁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家族财团掌控了国家主要的财富。据统计，印度排名前50位的财团的市值，占孟买证券交易所市值总额的比例从1997年的32%上升到2001年的40%，其中，前四大财团的市值份额从1997年的17%上升到2001年的23.7%。2008年经济危机对财团产生较大影响，但他们很快恢复蓬勃发展的活力。2021年，印度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有全国财富总额的40.5%。2022年“福布斯印度”显示，印度最富有的100位富豪的财富总值超过了8千亿美元，其中，前10位的富豪财富总值超过了3850亿美元。另一方面，印度有着庞大的贫困人口，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9年，印度日均收入低于2.15美元的贫困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在2022年全球饥饿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21个参评国家与地区中，位列107位，被归为“严重”级别。
在城市地区，高失业率和就业不充分的问题成为重要隐患。印度失业率长期在5%-6%之间，2020年之后上升到7%以上。根据国际劳工署的统计数据，印度至少有1870万人缺少就业机会，还有将近4亿人从事非常低质的工作，随时面临失业。工作机会与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城市贫困问题极为普遍。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印度城市总人口约为5亿，有25%为城市贫民，其中69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全印度城市住房的四分之一是贫民窟，在孟买，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且贫民窟位于城市中心地区。在农村地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新旧精英矛盾加剧、农民负债累累等问题严重，20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后，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民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且被迫卷入自由市场的竞争之中，成为“印度大放光芒”背后的“阴暗面”。
贫富悬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成为孕育民粹主义情绪的沃土。处于金字塔顶的少数富人坐享印度高速增长的红利，而广大贫民对自身处境不满、对国家政策失望、对政治精英绝望。规模庞大的底层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唯有在追求选票数量的政党政治中才能体现重要性。
他们成为政党竞相争取的“选票库”，这是印度政党广泛采用民粹主义动员策略的原因之一。政党不仅在选举中高喊民粹的口号，执政后也会出台五花八门的福利措施，莫迪政府出台了“普惠金融计划”“总理农村住房保障计划”“总理燃气计划政策”、针对妇女的补贴政策等，以迎合民意、争取民心。这些举措与英迪拉·甘地时期激进的改革措施不同，这些福利计划大多非常温和，在不触及主要政商精英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贫民施与怜悯，而且大多数的福利措施无法真正落到实处。这就导致民粹主义在印度主要是迎合底层民众“不满”情绪的政治口号与有限度的福利措施，并没有激进的社会改革的政策趋势。
与此同时，印度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广大的底层民众，而非城市中产阶级，这一点与欧美右翼民粹主义有明显区别。印度的中产阶级规模不大，如果按照日均消费金额在2美元以下的属于贫困人口，2-10美元之间的是低收入人群，10-20美元的是中产阶级的标准，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仅占总人口的2%左右。而且，印度的中产阶级是全球化和印度高速发展的受益者，在2019年选举民调中，自认为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为主的受访者中，对自身经济处境比较满意（46.4%），甚至非常满意（20.4%）。因此，与欧美右翼民粹主义不同，印度民粹主义并没有强烈的反全球化和反外来移民的主张。在关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民调中，有超过七成的印度民众认为国际贸易是好的，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国际贸易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支持国际贸易。至于移民问题，尽管有29%的民众认为应该减少外来移民，但坚决要求禁止移民的很少（16%）。事实上，迁徙到印度的外来移民并不多，相反，印度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对外移民国家，2015年全世界每20个移民中就有一个是印度裔，他们每年寄往国内的外汇对印度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约为3%之多。
（二）
宗教的多元与对立关系
印度堪称宗教的博物馆，不仅是佛教的发源地，还有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耆那教等不同的宗教。在印度，几乎人人都有宗教信仰，宗教仪式与宗教节日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还是印度民众社会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不同的宗教和教派构成印度社会结构的重要形态。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并存和对立是印度最具张力的社会关系。在印度，80%的民众是印度教徒，与此同时，印度拥有2亿穆斯林，是世界上穆斯林人数第二多的国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宗教教义和文化习俗方面有众多差异性，二者之间的恩怨纠缠从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时期开始延续了数世纪，在印度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印穆并未融合，而是基于宗教教义产生了“宗教民族主义”，促进了教派主义的活跃。伊斯兰民族主义催生了巴基斯坦，而印度教改革运动相继提出了“印度教国家论（Hindu Rashtra）”“国家虔信论（Rashtrabhakti）”“整体人本主义（Integral Humanism）”等学说，并提出“印度教特性”的概念以整合印度教信仰的社会身份认同。印度社会对于穆斯林以及国大党政府“世俗主义”政策下对穆斯林的优惠政策深感“危机”与“不满”，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国际伊斯兰复兴浪潮的影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伊斯兰政治势力的鼓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印度教徒明显感到穆斯林对国家安全以及个人切身利益的威胁。印度教教派主义反对穆斯林、反对国大党精英的主张极大地契合了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印度教徒的不安情绪，而这也促进了印人党的发展壮大。
印人党自20世纪80年代崛起，很大程度是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来争取广大印度教徒的支持。2014年莫迪带领印人党获得了人民院的绝对多数席位，并在2019年再次以压倒性的胜利奠定了“印人党独大”的政治地位，莫迪在政治动员中不仅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巩固在印度北部和西部地区的传统优势地位，而且增加了“反精英主义”“反腐败”的民粹主义主张，迎合民众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在南部地区拓展政治影响力。
在民粹主义的话语建构中，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巧妙地将印度教、印度民族（国族）、底层“人民”划等号。例如，围绕阿约迪亚（Ayodhya）巴布里清真寺（the Babri Masjid）和罗摩庙（Ram Janmabhumi）的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有着强烈的争议和长期的斗争，2019年印度高等法院宣布“寺院之争”的最终判决，把争议地区的2.27英亩土地交给政府用于建设印度教的罗摩庙，莫迪称：“建设罗摩庙是为了团结整个印度民族……在全印度人民的支持下，我们修建罗摩庙，正如当年松鼠、猴子、渔民、住在森林里的部落民在罗摩（the god Rama）的胜利中做了贡献一样；犹如穷人和落后种姓的人民在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如达利特（Dalit）、受压迫的民众、部落民协助圣雄甘地争取民族独立一般。印度的奉献、印度人民的团结，印度人民团结所产生的伟大力量，值得世界借鉴。”
受印度宗教多元与对立关系的影响，印度的民粹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协同共振，形成了具有教派色彩的民粹主义，有学者甚至称其为“印度教特性的民粹主义”，这是与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截然不同的特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动员方式和策略方面具有差异性，但二者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融合机制。在宗教对立关系和教派主义的影响下，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获得了融合的契机。在国内层面，印度教民族主义强调印、穆的差异性，却面临印度教徒内部高种姓与低种姓、精英与人民之间的认同危机，民粹主义对底层人民的强调，有助于将底层的印度教徒融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身份建构之中，共同反对穆斯林以及“偏袒”穆斯林、挤占印度教徒发展机会的国大党精英。在国际层面，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批评跨国精英、恐怖主义对本国民众的安全威胁，当民粹主义的基本价值遭遇外敌威胁时，很容易转化为民族主义，即强调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共同抵制和排斥外国力量的入侵，重点批判外部敌人，以及“吃里扒外”的汉奸。相比社会经济意义上的精英，文化意义上的“外来者”正在深刻威胁着印度教徒的身份认同。印度民粹主义对外国精英的仇视，与其本土对穆斯林及“偏袒”穆斯林的精英的仇视一脉相连，相比全球化与外国移民，印度民粹主义更关注巴基斯坦以及“支持”巴基斯坦、“威胁”印度安全的中国。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76%的受访者认为巴基斯坦在某种程度上正严重威胁着印度的安全，这在不同党派的支持者、农村与城市的受访者中差异性并不显著。他们认为，巴基斯坦、中国成为威胁印度人民安全和利益的“外部”力量，成为印度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的“他者”想象。
三、 印度民粹主义复兴的根源分析
基于对印度政治和社会的观察，印度存在“经济上升通道”阻滞和“政治上升通道”开放的独特现象，导致其经济发展进程受阻，政党政治却不断“白热化”的局面。结合印度民粹主义强势复兴，底层的民粹情绪和政党的身份政治之间相互加强，这背后的根源可以用“经济上升通道”阻滞和“政治上升通道”开放的制度困局来解释。
（一）
“经济上升通道”的阻滞
无论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不满、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城市贫民的无奈，还是传统社会身份固化下“被剥夺者”的怨恨，都可归结为民众对自身经济处境、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的不满。通常而言，如果一个社会有着较为通畅的“经济上升通道”，民众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和积累改变自身处境，或至少可以看到提升经济状况的希望，那么社会负面情绪容易得到纾解。由于“经济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底层民众和社会边缘群体的负面情绪难以释放、不断积聚。一般来说，当社会的中上阶层趋于饱和，“经济上升通道”会逐渐收窄。但印度社会呈金字塔结构，在过去的数一年间缺少结构性的改变，印度绝大多数民众是贫民或低收入群体，社会资源和经济机会掌握在极少数的富裕阶层和中上阶层的手中，中产阶级规模较小，这就导致底层民众数量巨大、不满情绪长期积压。
无论是殖民统治者还是印度的本土政治精英，都未曾从根本上变革和消除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使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固化，并在政党政治中不断获得更多的“世俗”与“政治”的意涵。在印度独立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导致底层民众缺乏“经济上升的通道”，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农业在GDP中的占比较大，从1990年的27%下降到2010年的17%，此后相对平稳，到2020年仍为18%的水平；第二产业（工业与建筑业）在GDP中的占比变化不大，1990年为27%，2010年为31%，到2020年下降到23%。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部门是服务业，且主要是服务外包型的行业，但服务业在提供就业机会、改善对外贸易的收支平衡等方面具有较大局限性。在20世纪50年代，全印度总人口约为3.61亿，中产阶级约为500万，90年代印度总人口约为8.7亿，中产阶级的数量约为3000万，不到人口总数的1%。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印度约有2%的人口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规模很小、且自印度独立后增长缓慢，就印证了印度底层民众缺乏改善自身处境和社会地位的经济机会。
除此之外，政商勾结导致了少数精英主导的金字塔结构进一步稳固。印度经济主要由家族企业和财团支配，包括老牌财团塔塔集团（Tata Group）、比尔拉集团（Birla Group）、信实集团（Relianc ADA Group）、印孚瑟斯集团（Infosys Limited）、威普罗集团（Wipro Limited）等，他们几乎掌控了印度经济的方方面面。印度独立后初期采取混合经济模式，在国家许可证制度下，政商精英的勾结不仅造成了政治寻租、发展效率滞后的问题，更造成了少数政商精英对国家发展资源的垄断。90年代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并未改变政商精英主导的金字塔结构，反而由于选举政治中的“政治献金”与“政策回报”不断加强。
（二）
“政治上升通道”的开放
在民众的经济处境和社会地位相对固化的情况下，印度保持了“政治上升通道”的开放。从“政治机会结构”的视角来看，政体的开放为特定社会阶层政治表达提供了路径，政治机会为某个被排除在国家常规政治过程之外的群体发动一场社会运动提供了可能，组织为该群体将政治机会转化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工具。当进一步考虑国家施政能力时，学者发现，在一个开放性的政体下，政体为抗争者开放参与渠道，如果叠加较强的施政能力，社会运动通常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即政策的变更改革，但如果是开放政体下的弱政府，抗争的结果通常是政治僵局，也即很难推出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而产生一种不断扩大的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压力”。
印度的宪政体制为社会上的“不满”群体提供了政治表达的渠道，包括示威、游行等较为温和的方式，也包括运动式的集体抗争。不仅如此，在一个“分散多阶级”的社会结构中，“印度的政党与政党联盟是不同社会集团的汇聚，而政治精英内部的分裂和竞争，为社会运动提供了“联盟”的机会，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支持和政治共谋。但印度国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的动力和能力不足，尽管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但终究难以推动社会的变革，民众的负面情绪持续酝酿，并且在与政治精英的“联盟”中，逐渐演变为政治精英争权夺利的“砝码”，成为政党政治的“选票库”，成为民粹主义、身份政治中的“极化对立”。
在印度，很少看到底层民众通过个人打拼获得经济成功的案例，但是社会底层通过政党政治成为总统、总理、首席部长、地方领导的案例比比皆是，甚至很多政党竞相推选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担任候选人，当今印度总理莫迪也总是将自己的平民出身挂在嘴边。一方面，来自底层的候选人可以有效地迎合民意和争取底层的选票；另一方面，印度的保留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选举中为“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les”“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妇女设置了保留席位，相当于打开了“绿色通道”，而且这些候选人通常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抱负和能力，他们当选后，通常更加易于控制和操控。
此外，各个政党争先恐后地抨击对手为“腐败的政治精英”，提出亲民惠民的福利政策，渲染少数精英对多数民众的不公正，但事实上这些惠民政策很少落到实处，对于改善民众的社会处境“杯水车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民众的诸多不满，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动和利用民众的不满，并将其引导到对国大党政治腐败、偏袒穆斯林的政策批判，但当其执政后，进步通过威权的措施来重新树立新白由主义政策的合法性。
总的来说，经济和社会身份的固化以及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导致民粹情绪大量积压，并通过政党政治引导到政治领域。政治精英的内部竞争及其对社会分化的煽动，赋予社会分化更多“政治意义”，强化了身份政治。不断从政治层面强化不同社群的社会身份，但无意对社会结构层面进行整体性的变革，没有实质性举措促进底层与边缘群体的经济处境和社会地位的改善，将最终导致民粹情绪进一步积压、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僵局。
四、 结语
印度民粹主义复兴有着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不满，城市化进程中贫民的无奈，宗教多元与对立关系之下基于教派主义的愤怒，很容易受到政治煽动和鼓噪，通过“非理性”“情绪化”和“从众心理”转变为民粹主义的集体行动。但印度民粹主义的复兴并不是底层民众民粹情绪的直接表达，而是通过政党的政治动员策略进入主流政治。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固化和“经济上升通道”的阻滞，另一方面是政党政治的权力争夺与身份政治的愈演愈烈，由此不断释放和放大社会的“不满”，但未能根除人民“不满”的原因，导致民粹情绪的进一步积压。相比欧美民粹主义，印度的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动员口号和社会福利措施，并没有强烈的反全球化和反移民的激进主张，其次，由于受到教派主义的影响，印度的民粹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共振，具有鲜明的教派色彩。在印度民粹主义的话语建构中，底层人民、印度民族和印度教徒三者经常混同使用，民粹主义有助于弥合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内部分歧。
尽管印度的民粹主义尚未作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但其已然对印度的内政外交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第一，民粹主义的政治家批判腐败的传统精英和低效的政治制度，试图超越建制、直接联系“人民”，结果形成了内政和外交决策机制的集中化和个性化的现象。第二，印度民粹主义与教派主义、民族主义的协同共振，导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对立关系进一步加剧。第三，民粹主义强调本土人民的安全和利益，在对外事务上，印度民粹主义虽然没有极端排外的主张，但是对本土穆斯林的仇视，延伸到对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的敌视，民粹主义的负面舆论对印巴关系、中印关系、南亚区域合作带来不利影响。
作者简介：冯立冰，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世界民族》2023年第5期文章，原标题为《莫迪时期印度民粹主义复兴的根源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