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我多次遇到有人告诉我：自己少年时是天文爱好者，向往着观测星空、探索宇宙，可惜天文系太难考，自己没敢去考或是没考上，最终学了别的专业。每当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会暗生惭愧。我不是天文爱好者，却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误打误撞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从此成为我的“出身”。

我当年报考天文系，只是出于一个非常幼稚浪漫的想法——想学一个纯理科专业，看着天体物理十分顺眼（完全不知道这专业是干啥的），就贸贸然填上第一志愿。等考上了，发现自己竟是天文系77级19个学生中唯一没有上过高中的（我初中毕业就进工厂当工人了），虽然高考超常发挥，其实基础很差。第一年我学得有点辛苦，甚至要从图书馆借回高中教材补课，搞得人也瘦了不少。暑假回家，我妈问我：这学你还能不能上啊？我信心满满，对她说当然能上。

事实上从第二年起我就能跟上了。此后我的成绩一直维持在全年级第九、第十名的位置上，当时和我一样维持在第九、第十名的同学是同寝室的严俊，他后来身兼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和中国国家天文台台长。

学习跟上之后，我不务正业的毛病就开始犯了。我花费许多时间读文史方面的闲书；又重拾我在工厂时形成的爱好，经常下棋，大学四年我都是校学生象棋队的成员；而作为书法爱好者，我大学期间至少临过七遍唐代孙过庭的草书长篇作品《书谱》。

读到大四，同学们纷纷考研，而我压根就没打算在天体物理专业深造，有天中午一位同学对我说：“我看到一个奇怪的专业，考三门课：天文学导论、中国通史、古代汉语，这三门对你来说不是都不用复习吗？”我一查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席泽宗先生招生。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席先生，我去征询天文系副系主任卢央教授的意见，卢教授说“你想考席先生算是考对了”。据他说，席先生这是第四年招研究生了，前三年他一个学生也没招到。我便去报了名，考试也十分顺利，到大四第二学期开学时，我已经拿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我当时并不知道考上席先生的研究生是何意义，我还根本不懂什么是科学史，也根本不了解科学史这个学科和圈子——原来席先生是中国科学史界的泰斗人物，我将又一次获得学术上的“豪门出身”。

虽然我的考研有点“改行”色彩，但因为席先生具体的专业是“天文学史”，所以我和天文学的尘缘仍在继续。

读研期间我依旧浑浑噩噩，席先生问我对学位论文题目有何想法，我老老实实回答说没想法，席先生也不怪我，说那我就给你一个题目吧。他给的题目是《第谷天文工作在中国之传播及影响》，我老老实实做完了。那时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学制是三年，但席先生让我提前答辩。

那时一个硕士答辩就要整个下午，持续数小时之久。我的答辩委员会是清一色的天文学史界大佬，都是我以前只在书上见过名字的人物，答辩委员会主任薄树人教授竟是这些人中最年轻的。

答辩前一天，我对席先生说自己有点紧张，想到明天要面对一众大佬，挺害怕的。席先生云淡风轻地说：不用害怕，你做这题目有一年了吧？他们还能有你熟悉这个题目？听席先生这样说，当真是如沐春风，我就不害怕了。答辩非常顺利，我甚至还指出了薄树人教授以前文章中的“白璧微瑕”，薄教授则丝毫不以为忤。

我研究生快毕业时，席先生问我愿不愿意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我那时一派天真，回答说：老师要是觉得我学术上有潜力，我就考。席先生正色说道：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是有潜力的。于是我就报考了他的博士，也顺利考上了。此后十几年间，我一直是席先生唯一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不久席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稍后成为中科院院士，他有一个学姐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叶叔华院士，我读博期间，叶台长向席先生要人到上海天文台搞天文学史，席先生就将我推荐给叶台长。于是我1984年底赴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报到入职，成为天文台的正式职工，然后在1985年再回北京，去中国科学院报到入学，以在职身份攻读博士学位。

1988年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作为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中国科学报》还在头版对我的答辩作了专题报道（1988.6.17.）。同年我加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成为会员，并受IAU资助去美国参加了年会，做了报告。

在国内，我此前已经加入了中国天文学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这两个学会都下设有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我也分别在这两个专业委员会做过一些工作，后来还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担任过两届副理事长。

从1987年起，我在《天文学报》《自然科学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刊物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大部分都与天文学及天文学史有关，但也旁及一些别的领域。作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科研人员，我1985年成为助理研究员，1990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终身享受），1994年破格晋升为正研究员，成为当时上海天文台最年轻的正研究员。

我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了15年，2012年，在我已经离开天文台13年后，相当意外地被中国天文学会授予了“突出贡献奖”。作为一个最终离开了天文队伍的老兵，我做过的工作，对于天文学这个学科而言都微不足道，唯一有可能接近“贡献”的，或许当数我1992年在《天文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古籍中天狼星颜色之记载》一文。

此文针对困扰天体物理中恒星演化模型的“天狼星颜色问题”，运用中国古籍中的可靠文献，证明天狼星数千年来一直呈现毫无争议的明亮白色，从而消解了现代恒星演化模型中的这一反例。此文发表的次年就出现了英译全文，得到国际国内权威人士的首肯和高度评价。这也可以算我向天体物理这个我念了四年的专业所奉献的小小礼物。

我于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在那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从那以后我的学术活动范围扩展了许多，但天文学史作为我的“学术根据地”，仍然在我的学术研究和大众写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从本书中收入的许多与天文学有关的文章，写作年代一直持续到当下，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当年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天体物理专业时，我就隐隐知道，自己早晚会告别这个专业。这些年来，我可以说用了一种友好的、委婉的、温馨的、甚至是含情脉脉的方式告别了它。但是这个专业给我的学术训练，依然长期帮助着我。它给了我在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知识自信，给了我对数据之间关系的敏感性，给了我在当年无数习题中已经习惯成自然的对问题的推理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和天文学的尘缘，肯定是地久天长了。

2023年12月2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