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党的建设基本规律，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成效卓著。党的二十大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党建、政治学等多学科的众多研究者也对全面从严治党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效能便是其中被关注的前沿问题之一。在“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指导下，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有利于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理论的发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进一步提升，更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目标。本文立足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读秀数据库、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中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文本分析，试图勾勒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研究的状况，并提出未来研究的一些方向，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形成更多富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成果。
一、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研究成果现状
效能问题，是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军事学、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长期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关心和思考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更加注重效能问题，在国家治理、军队治理、社会治理、党的治理等方面都始终追求效能，形成了治理效能、工作效能、发展效能、改革效能、作战效能、指挥效能、协商效能、执法效能、监督效能、储备效能、运行效能、传播效能等贯穿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效能体系，尤其是突出强调国家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能、资本治理效能等各种治理效能。党的治理效能或更具体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是全面从严治党领域和党建学科的一个相对新的问题，学术界对其的关注和讨论相对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有关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研究成果主要为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少量论文，且研究主体以机构内合作和独立撰稿的少数高校年轻学者为主。中国知网收录的国内首篇专门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论文《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提升的路径研究》发表于2016年。该文发表以来，专门讨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文献只有10多篇期刊文章，而无一篇博硕论文、会议论文和一本学术专著。当然，随着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等重大命题后，提到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或不同程度讨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文献数量逐渐增多。
与国内研究成果相比，国外专门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更为稀少，但在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的海外中共学或西方中共学，乃至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国外中国学的丰富研究成果中，全面从严治党相关问题日渐引发海外学者的强烈学术关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政党体制、基层维稳等议题以外的新的研究领域。
二、研究内容聚焦于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意义、表现、评价、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和提升路径
现有研究成果显示，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角度，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在一般层面讨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意义、表现、评价、影响因素、作用机理、提升路径等相关问题。
1.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意义。
学者们主要从国家治理、改革开放、中国梦、政党性质及其使命等角度展开了讨论，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提升具有诸多逻辑关联，党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先决条件、重要基础和根本保障，党的治理效能或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国家治理效能。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和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提升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直接关涉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国梦的实现。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而担当新时代使命的必由之路。
2.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表现与评价。
目前还没有研究者专门系统地讨论这个问题，但少数研究者已开始关注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表现、评价主体和评价标准等问题。在表现方面，主要认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危机下，在疫情防控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体现。在评价主体方面，主要认为人民群众是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评价主体，全面从严治党效能要由人民来检验，因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在评价标准方面，主要认为评价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基本标准包括党的性质的保持、能力的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状况等。只有能够有效地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升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和谐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是评价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基本标准，这些标准可细化为若干具体指标。
3.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
学者们认为，影响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因素很多。在治理主体方面，治理主体的精神、品格、思想、能力、关系等因素会影响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治理主体的思想方法的科学性会很大程度影响工作方法的有效性，进而影响全面从严治党效能。同时，治理主体的精神状态也影响治理效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扬斗争精神，才使得管党治党效能显著提升。法治思维有利于提升治理效能，且用法治思维提升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转化率”的切入点是党内法规审查机制。相反，治理主体的特权思想、人治思想、封建腐朽观念等会损耗治理效能。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没有尽可能调动党以外的力量来参与从严治党，群众的作用、一般党员的作用发挥不够，影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提升的驱动力强化；同时各级党委主要领导自身治党思维和能力参差不齐，影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提升。在治理依据方面，制度运行成本的高低、治党绩效的评价督导机制的健全状况等，影响治理效能的高低。充分发挥党章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核心引擎作用，是更好地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效能的前提条件。在治理方式方面，习惯于运动式治党而法治化治党开展不充分，以及对于民主化治党和科学化治党重视不够，孤立地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都会影响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提升。在治理环境方面，党内政治生态“亚健康”状态会增加治理效能转换的成本。
4.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提升路径。
研究者主要在宏观层面从治理主体、治理依据等方面提出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不同路径。在治理主体方面，指出应通过提升治理主体的法治思维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效能。在治理依据方面，要通过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效能，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时，要注重将成文制度和不成文制度的各自优势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应通过建构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提升的长效机制、全面树立党的领导权威、发挥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引领作用、完善和强化党的组织架构、全方位推进协商民主、健全和完善党内制度体系等来提升中国共产党治理效能。也有学者认为，在政党治理视角下，应通过推进治理主体现代化、治理机制科学化和治理价值人本化来不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有学者研究认为，在善治视角下，应通过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党员政治意识；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落实党内民主制度，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提高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化水平；优化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保持高压反腐态势，净化政治生态等几个方面来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效能。
上述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现有研究在研究主体合作、研究成果整合、理论工具运用等方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足，尤其是在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基础理论等方面研究不够。
首先，对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所涉及的基本概念，深入细致考察不足。例如，对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建、管党、整党、整风、党的自我革命等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对全面从严治党效能与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效果、成就、成绩、实效等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不够深入。正是由于这样，现有研究没有专门和系统讨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内涵，没有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概念作出科学界定，没有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基本结构，没有讨论全面从严治党各个子效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子效能与整体效能之间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效能与某方面从严治党效能，以及与领导效能、监督效能、学习教育效能、激励效能等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措施效能之间的关系，进而也未能将这些数量较大的具有参考价值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研究联系起来，并建立科学的知识体系。
其次，现有研究在理论工具的运用上要么缺乏理论指导，尤其是未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要么虽注重理论工具但热衷于看起来带有普遍适用性而实际上植根于西方政治实践的治理理论、政党治理理论、现代化理论等，忽视理论的实践基础、制度基础、阶级属性等。例如，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观点展开分析，即很少将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党史上的整党、整风，以及世界共产党发展史上的清党和资产阶级的政党治理联系起来研究，进而运用比较方法，将全面从严治党效能与整党效能、整风效能、清党效能、政党治理效能等联系起来研究，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内涵，进而深入讨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又如，现有研究成果注意到了“治国必先治党”等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百余年经验而得出的科学结论，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但并未有学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求，进一步追问在描述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表现和讨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评价标准时，是否可以用某些具体的国家治理效能来衡量和描述全面从严治党效能。例如，政府、司法、医院、高校、军队等各个不同系统的全面从严治党效能，分别与行政效能、司法效能、医疗服务效能、教学效能、作战效能等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不足总体上导致很多知识并不能相互联系起来，使得断裂孤立式研究多，继承性创造性研究少；一般宏观性研究多，具体微观性研究少；经验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提升的一般性对策多，而针对性对策少。
再次，未专门讨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一般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上述研究成果涉及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但是并没有系统和具体讨论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单位的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因而，使得现有研究只是停留在宏观的一般层面，而未能进入中观和微观的更加具体的研究，即使有几位研究者在中观层面提出了高校、高职院校、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或特殊领域和特殊时期的全面从严治党效能，但并没有深入展开有价值的讨论。
最后，对多学科的效能研究成果、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某方面从严治党效能、全面从严治党措施效能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借鉴不够。多年来，国内外管理学、军事学、医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众多学者已对效能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成果颇丰。仅从全面从严治党角度来看，相当多学者早已讨论过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成果、成绩、成就、实效、效果等的表现、影响因素、作用机理、提升路径，治理腐败问题效能、作风问题效能、思想问题效能等方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提升路径，巡视监督效能、巡察监督效能、派驻监督效能、民主监督效能、审计监督效能等各种监督效能，激励（主要是问责）效能、批评和自我批评效能、学习教育效能等各种全面从严治党方法措施效能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表现、提升路径等。此外，还有相当多学者讨论国家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能等各种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表现、提升路径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研究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重要参考价值。然而，上述研究者在对全面从严治党效能进行研究时，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学习借鉴明显不足，使得知识之间的联系未能建立起来，进而影响了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
三、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研究的重点是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础理论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效能，同样是一个需要长期持续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来看，根据上述现有研究的不足可知，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研究时，应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将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结合起来，加强跨机构、跨学科的深度合作，在长期深耕和积极借鉴多学科的效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基础理论的研究。
1. 着重厘清全面从严治党、效能和全面从严治党效能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及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的思想上的反映，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产物。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研究，首先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全面从严治党、效能、全面从严治党效能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展开深入研究，并给出这些概念清晰科学的定义。尤其是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弄清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包括全面从严治党与从严治党、治党、整党、整风、清党、党的建设、党的自我革命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治理与领导、监督、激励、惩治、学习教育等之间的关系，效能与效率、效果、绩效、成效、成绩、成果、成就之间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效能与从严治党效能、全面从严治党方法措施效能等之间的关系。
2. 加强对基础问题的深入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效能，涉及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表现、评价、影响、提升、保持等基本问题。要进入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层面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必须清楚回答更为基础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对象、客体、依据、措施、目标、阶段等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诸多具体问题。例如，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评价方面：评价指标包括哪些？如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方面：一般影响因素包括哪些？每种影响因素究竟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全面从严治党依据方面：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基本结构是什么？包括哪些具体制度？各个具体制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总的优势和各个具体制度的具体优势分别有哪些？这些优势是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这些制度目前还存在哪些不足？若要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那么，未来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哪些具体制度的哪些具体内容？
3. 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效能研究，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运用，尤其应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矛盾理论、国家理论、政党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内矛盾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等理论的研究。只有加强对这些基础理论的研究，才可能克服上述现有研究在理论工具上的不足，才可能在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本质的基础上取得较多有价值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王寒松，大连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建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广飞，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课题“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研究”（2020MYB029）阶段性成果）
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