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发展能力”，这是自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发表著名的《制造业问题报告》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工业化社会，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开始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形成国际分工体系。
在亚当·斯密看来，所谓分工，就是指劳动过程被分为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一个人或一组人在不同阶段完成不同的任务。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分工首先是家庭、作坊和工厂内的分工。与此同时，也存在社会和产业层面的分工，如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纺织业的狂飙突进导致一系列新产业的诞生。英国最终建立了一个包括农业（比重下降）、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完整工业体系。对外贸易主要是进口粮食、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
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是按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建立超越国界的产业体系，还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的争论。
1791年汉密尔顿在《制造业问题报告》中提出：“一些国家在其经营多年且日臻完善的产业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那些试图把这一产业引进本国的国家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同一产业，在一国是新生产业，在另一国是成熟产业，希望二者在质量和价格相同条件下进行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主张对本国新兴产业采取有选择的适当保护措施。为什么即便眼下没有竞争优势，也一定要发展某个产业呢？李斯特认为，英国和美国执行的是“踢掉梯子”的政策，不让后来者登顶。因而，应该通过关税等措施保护那些将来有机会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它们自己最终也能成功登顶。更重要的是，李斯特认为，伴随分工的应该是民族团结感（a sense of national unity）、独立和共同目标以及生产性力量（productive forces）之间的合作。
可见，对于所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按比较利益（包括动态比较利益）参与国际分工并不是无条件的。参与国际分工应与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努力相协调。
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第一，发展能力。即便贸易伙伴“踢掉梯子”，依然能够登顶。例如，如果没有钢铁、机器制造和某些高科技产业，一个大国就可能会永远失去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机会。第二，国家安全，这里的安全应该包括粮食、能源和国防。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一，大体依照“雁行”模式，实现纺织、钢铁和重化工业的产业升级和转移。这种分工是不同国家产业间的分工。而在升级的产业中，则实行垂直分工。例如，在纺织行业中，从棉花生产到最终用于消费的纺织品，每个生产环节的产品都可以在国内生产。其二，加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
全球供应链是产品生产过程被分割成分布在全球不同地点的众多小阶段所形成的。由于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等原因，发达国家的产品生产过程出现被分割成越来越多小阶段的趋势。
例如，当一定的技术条件（如产品的轻型化、小型化、高价值化、标准化、稳定性和独立性等）和制度条件（低关税或零关税等）得到满足之后，把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电子产品阶段分散到不同国家，可以显著降低生产的总成本。
当然，这种分散化和碎片化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全球供应链的主导者和组织者——巨型跨国公司——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这种形式的分工是亚当·斯密当初所说的产品生产的工厂内分工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展。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混合体：
一种类型是传统的基于资源禀赋的按产业划分的国际分工，如澳大利亚和巴西生产铁矿石，韩国和中国生产纺织和服装、钢铁制品；
另一种分工类型是同一个最终产品按生产的不同阶段进行分工。后一类分工构成了全球供应链（或产业链、价值链）。全球供应链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形式，如链型（半导体产业链）、放射型（飞机制造和汽车制造产业链）和混合型（光伏产业链）。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必然会对原有的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冲击。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以为，完整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完整性意味着安全性。
中国产业体系建设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安全的对立统一并非新问题。但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全球供应链问题的出现给效率和安全对立统一问题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全球供应链是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的极致。一方面，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则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速度的提高，而这种提高必然以安全性的下降为代价；另一方面，片面追求安全性的结果可能是更不安全。闭关自守的完整性会导致什么结果已有前车之鉴，毋庸赘言。
我们担心安全问题，担心被“卡脖子”，美国也担心所谓的“国家安全受到中国威胁”。美国政府的全球供应链战略一直处于调整过程中。特朗普时期高呼的是“脱钩”（delink），拜登政府则提出“小院高墙”（small yard and high fence）和“不脱钩”但“去风险”（de-risk）战略。
中美之间开启了一场“供应链攻防战”。美国是进攻方，中国是防守方。针对美国的战略，中国则以“缠抱和备胎”（body-lock and spare wheel）战略加以反制。
仅有战略是不够的。战略必须体现为政策和可操作的政策措施。例如，2020年12月，美国国会研究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美国如何重塑全球价值链的设想。
第一，退出中国市场。例如，把某些低价值增值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第二，分散化和留余量。例如，依赖中国提供中间产品的企业可以执行“中国+1”战略。分散化和增加供应商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益，留余量会造成浪费。但是许多企业经理仍然计划执行分散化战略而不是仅仅依赖一个供应商。
第三，区域供应链。建立区域供应链可以减少全球性冲击的影响，降低运输成本，缩短交货期，利用区域内的各种优惠安排。但区域供应链使企业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挑选更好的合作伙伴，而且更容易受到区域内冲击的影响。
第四，囤货，使企业可以采取无库存生产（或准时制，JIT），如果不愿意调整现存产业链，企业就只能沿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增加存货，以便为意想不到的冲击做准备。囤货当然会增加成本、造成浪费。
第五，纵向生产（vertical production）。增加国内生产，减少外包。这种战略要求增加在各个环节（制造专业部件、最终组装、包装等）的投资。一个公司把所有环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种战略成本高昂，会导致企业丧失通过专业化提高效率，通过分散化规避风险的能力。
第六，回迁产业链。这种做法将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丧失分散风险的能力。2020年4月，日本政府拨款22亿美元，鼓励企业把高价值产业链环节迁出中国，回迁日本或迁移到东南亚国家。美国也在谈论这个问题。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就颁布过相关政策，鼓励美国企业回迁美国。
第七，留在原地。许多企业是服务于本地市场的，它们不愿意因迁出而失去当地市场。东道国的本地化政策迫使这些企业在去留之间做出选择，这种旋转是困难的。
第八，不变。企业可能选择直面全球价值链风险，而留在国外（不一定是原来的东道国）。这种选择对于某类企业（如成衣企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事实证明，“脱钩”对美国经济的损害比特朗普所预料的严重得多，脱钩也比特朗普所预料的困难得多。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反脱钩措施，实则也加大了美国单方面脱钩的难度。出于商业利益，美国政府会给美国企业足够的时间，以便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合乎美国利益的重塑，并把重塑成本降到最低。
中美脱钩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种情况也使我们得到喘息和调整，但没人知道美国政府在推行脱钩政策的道路上会走多远。尽管同中国脱钩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但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客是否会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宁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也要抑制中国的发展。
基于底线思维，我们不得不假设，中国迟早要面临被美国踢出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价值链）的局面。令人高兴的是，华为的Mate 60 Pro、比亚迪的电动车和商飞的C919都说明，“小院高墙”无法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前进步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团队曾提出，从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角度看，我们似乎需要处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技术行业的产品而言，中国政府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尽可能提高在供应链内的自主可控度，尽可能留在链内，以便为“备胎”的成熟争取时间。
高科技产业企业必须彻底丢掉幻想，从最基础、最底层做起，打造立足于国内的完整产业链。
第二，有些产品即便不属于高技术产业，为实现经济增长、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需要适当缩短这些产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把更多生产环节留在国内，特别是向西部和北部转移。
第三，中国必须发展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打破地方樊篱，在全国（而不是一省、一地）范围内，实现重要产品生产的最优分工。
由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网络并存，一些中国企业宁愿加入全球价值链而不愿意或没有机会加入由中国龙头企业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对于这种状况，政府似乎有必要提供激励机制或者进行干预。
第四，通过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社保体系、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的改革培育和扩大国内市场，降低中国产品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
总之，由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对中国产业体系的现状进行国家评估，确认薄弱环节，从产业和产品多个层面进行调整，实现在经济效率和产业安全之间的最佳平衡。
就全球供应链问题而言，对于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安全的对立统一，在战略层面上，中国学界目前已经没有重大分歧。对学界而言，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提出更多、更明确、更具体的政策建议。而这种建议必须也只能建立在对全球供应链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
《供应链攻防战》一书为填补上述空白做出了非常有益的贡献。作者告诉我们，他每年到数十家工厂去实地了解不同的制造形态，逐渐摆脱埋头查文献的做法，形成了庞大的社交信息网络。这些网络的背后都是多个行业的专家见解。这种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阅读本书也会因此受益匪浅。
确实，《供应链攻防战》为企业家和政策决策者提供了一种“理解供应链复杂性的视角”，为决策者制定具体的攻防政策和措施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供应链攻防战》提出的许多观点值得决策者重视。
面对美国的两种封堵方式：一种是“脱钩断链”，在小范围内直接切断产品和技术上的联系；另一种是“调虎离山”，逼迫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大陆。“中国制造需要应对一个新命题，即如何留住那些‘长腿溜走’的跨国企业供应链。”
作者指出：“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东南亚或者印度对中国制造的替代性，这些地方的种种劣势被反复提及。然而，跨国企业正在考虑那里，以便躲避危险的地缘政治危机。越南和印度，是中国制造面临的两个极为典型的竞争对手。”
国人对印度劳动力的质量从来不敢恭维，但作者告诉我们：“印度钦奈的女工完成手机安装的接线速度，并不比中国深圳、东莞、昆山的工人慢。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很多中国员工在操作切换中会放下镊子，整理之后再拾起镊子。而印度女工则会将镊子夹在无名指和小指中间，无须切换，节省两个动作。这里年轻女孩的表现跟30多岁的熟练工人相比并不差，动作甚至更快。”
作者还指出：“中国制造业所发生的迁移与流失，并不直接对应美国‘再工业化’的雄心。中国供应链所要面对的，是‘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的争抢。”“越南是亚洲替代体中的重要一员……如今越南的脚步越来越近，从纺织开始，沿着家居、电子逐步向机电领域爬升。值得注意的是，被转移的订单仍是中国制造的延伸……在培育越南产业链方面，中国厂家其实也是急先锋。它们在中国积累的经验，也会逐渐复制到越南和印度。”
作者指出：“‘低端产业’是一种充满偏见的分类。这是人们不假思索对于‘低技术产业’的描述，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法，则在对比的意味中加重了人们对于传统制造的偏见。事实上，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几乎所有的产品都经受过技术的持续打磨。市场则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洗礼，能够生存下来的产业和企业，都必然有其独特性。中国制造的打火机，竞争力是无人能及的。而作为中国三大家电生产基地之一的浙江慈溪市，也是打火机的生产基地。虽然出口总额只有数十亿元人民币，但是小生意背后是高级的组织管理。它不仅需要高精尖的机床，也需要发达的供应链组织……低端制造被低估之处就是它拥有巨大的连接力。它的供应链体系并不简单，背后也有高级的组织形态在支撑……深耕细作的供应链已经是决定一个产业能否落地生根的关键。”
对于供应链向越南和印度的转移，中国政府应该出台什么政策呢？
作者有关供应链和城市化的关系的观点富有启发性。作者指出：“供应链的壮大，会让一个城市不断地发展。它会不断催生、裂变出新的就业，从而让本地制造枝繁叶茂。当台积电前往亚利桑那州兴建3纳米先进制程工厂的时候，与它同去的就有特种气体、机械装备公司。它们带去了多种知识结构，并在城市里培养多元用工人群。”
“技能多样性的人群，是一个城市繁荣与创新活力的基础。供应链是财富效益的倍增器。如果只注重经济收益和财政税收，就会陷入‘唯税收论’。一叶障目，会遮住通往财富大门的视野。企业通过供应链所获得的倍增效益，才是一个城市值得珍惜的宝藏。”
作者认为：“中国制造的优势，经历过政策优惠和人口红利的阶段，如今呈现了‘供应链红利’的一面，体现在产业的关联性、互补性和易获得性。供应链相互交叉，就会产生新的变化。老树根连着老树根，产生了乘法效应，甚至幂数效应，由此带来很多新物种。这是由供应链网络相互重叠造成的。”
作者也通过实例说明了产业链的脆弱性。供应链每个节点无论价值高低，其重要性都不容忽视。例如，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就发生爆炸，源于橡胶垫圈低温老化而导致高压气体泄露。2022年，比亚迪汽车的销售实现了巨大突破，秘诀在于它自己生产动力电池和半导体零部件。采用垂直一体化而非供应链方式，关键零部件不再通过供应商，而是在企业内部实现，对于组织高速生产会更有优势。
作者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产品，更重要的是制造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改变制造流程，也可以让有效的供应链指向不同的生产方向。强大的制造能力保证了产业体系的适宜性和灵活性，是平衡产业体系完整性和效率之间矛盾的关键所在。
《供应链攻防战》无疑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关于供应链的专著，阅读此书会使读者大大增加对供应链的复杂性的了解。但是我也希望指出，在如何驾驭丰富的调研材料、将其纳入一个逻辑结构更为清晰的理论框架之内并得出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方面，作者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
本文为中信出版社图书《供应链攻防战：从企业到国家的实力之争》推荐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