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神宗时文彦博所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今学界一般认为其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也有认为此语当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者。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商议政务，涉及“庆州军乱”“行交子”与“淤田”“差役”“保甲”诸事，当时“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听。陛下即位以来，励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上曰：‘三代圣王之法，固亦有弊，国家承平百年，安得不小有更张？’王安石曰：‘朝廷但求民害者去之，有何不可？万事颓堕如西晋之风，兹益乱也。’”又论及免役法，神宗曰：“兼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文彦博又曰：“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一大保，则其劳扰可知。”神宗曰：“百姓岂能知事之曲折，知计身事而已。但有实害及之则怨，有实利及之则喜。虽五百人为大保，于百姓有何实害而以为劳扰乎？”文彦博曰：“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5369-5370
由于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已被今日学界普遍视为宋朝君臣形成新政治形态的标志性话语，是理解宋代政治结构的关键所在。但应如何准确解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当今学界却存在分歧：其一是认为“这就是宋代关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场著名对话”，明确皇帝与士大夫“利益一致，目的一致”，故在士大夫与百姓两者上，“士大夫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皇帝应首先考虑士大夫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同时此语也蕴含这样一个观念，即“治天下”并非仅是皇帝一人之事，其“责任也同时落在士大夫的身上”【1】。然何谓士大夫？《毛诗注疏·女曰鸡鸣》疏曰：“士大夫，君子之总辞，未必爵为大夫、士也。”[2]又《资治通鉴》记五代汉时“艰于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汉兴至亡不沾一命者”。胡三省注曰：“此所谓士大夫，指言内外在官之人。”【2】即所谓士大夫，乃指朝廷百官，而《毛诗注疏》所言还包括社会贤达士人，即“君子之总辞”，此大体可视作包括文彦博在内的宋人对“士大夫”一词的一般解释。其二则是认为“与”字或可解释作“为”“给”之意，即文彦博的本意“可能不是强调‘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是指‘为’士大夫治理天下；亦即朝廷政策设施的根本目的，应该首先是为士大夫（而非百姓）利益着想的”。这种理解，恰与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对文彦博此语的“批评相合”【3】。其后有学者进而辨析此语中的“与”字，应释作“替”“为”之义，且“治”字并无“共同治理”之义，故此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当解释曰“（天子）是替（为）士大夫治理天下”【4】。
文彦博此语，究竟该作何解释？在此不妨先来探究一下宋人乃至后人的相关论议。
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探源
通检宋、元文献，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以及源出《长编》的诸史籍如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五《韩绛宣抚陕西》【5】、《宋史全文》卷十一【6】、宋末类书《群书会元截江网》卷四《法祖》【7】引《长编》曾有载录以外，南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十三《实录·文忠烈公彦博传》及王称《东都事略》卷六七《文彦博传》、《宋史》卷三一三《文彦博传》皆未载录此语，也未见宋人曾有直接议论者。
如《实录·文忠烈公彦博传》记载此次神宗召对辅臣议国事，乃云：“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听。陛下即位以来，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尔。’王安石曰：‘朝廷求去民害，何不可？若万事隳颓如西晋风，兹益乱也。’安石知为己发，故力排之。”[3]全未述及文彦博尝有“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东都事略》、《宋史》之《文彦博传》所云，大抵沿袭《实录·文忠烈公彦博传》文字，即在此强调文彦博与王安石间的观点冲突，而着意淡化文彦博与神宗间的意见分歧。
元初马端临对文彦博此语的批评载于《文献通考·职役考一》，云：“潞公此论失之。盖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于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坊场、酒税之入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于百姓何所不便’之说。而潞公此语，与东坡所谓‘凋敝太甚，厨传萧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为流俗干誉，不足恤者，是岂足以绳其偏而救其弊乎？”[4]此后直至清代，方见乾隆皇帝评议此语，于《御制日知荟说》中批评道：“王安石免役之令，不为无补，既无追呼刑责之苦，且鲜挽输力作之劳，而按户科配，所费实鲜，当时士大夫顾以口角争之，且争之而不能穷其词，如文彦博云‘惟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是岂足以折安石之喙乎？彦博之说，似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之意，不知此正所以与百姓治天下也。即当时免役，岂能无弊，弊在务多敛而取赢也。又在今虽免役，而异日助役如故，仍复受役也。彦博不知议及此，但云‘祖宗法制，不可更张以失人心’，至以为与士大夫共治，非与百姓共治，尤理不足以伸其词。是皆安石逆料必有是论，而适合其意者也，岂足以移安石之志哉。”[5]《御制日知荟说》此段文字中称文彦博“惟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实“似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之意”，此颇可引起今人关注。
所谓“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见《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注曰：“巨室，大家也，谓贤卿大夫之家，人所则效者。言不难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则善也。”又曰：“慕，思也。贤卿大夫，一国思随其所善恶。一国思其善政，则天下思以为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满溢于四海之内也。”[6]检宋张九成《孟子传》释曰：“一国之心，归于一国之贤者。人君能即民心所归之人而用之，则一国之人欢欣鼓舞，令之则听，禁之则止，号之则来，驱之则去。上不疑于下，下亦不疑于上，则以其间有贤者为之依倚也。”[7]由此见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确实本之于“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之意，而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诸语，正如《御制日知荟说》所指出的，也确实含有“正所以与百姓治天下也”之意，恰与文彦博所欲表达之意相违异。
二、汉唐君臣说“共治天下”
两汉以来，君臣于论议治理天下时，多有袭用孟子此意者。如《汉书·循吏传》载汉宣帝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8]3624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8]3624而与天子“共治天下”者为“良二千石”，即州郡太守。此州郡太守，即“古之诸侯”。三国魏曹冏《六代论》有云：“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吕延济注曰：“三代，夏、殷、周也。与天下共民者，谓建立诸侯，与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难，则诸侯同忧。”[9]此即天子与良二千石“共治天下”之基础。
因此，后世君臣多有直接引用汉宣帝此语或其意者，其中有君主诏示天下臣民者，如《晋书·范宁传》载晋帝诏书有曰：“汉宣云：‘可与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10]1988《魏书·高祖纪》载魏孝文帝诏书曰：“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11]143《肃宗纪》载魏孝明帝诏书曰：“攘灾招应，修政为本，民乃神主，实宜率先。刺史守令，与朕共治天下，宜哀矜勿喜，视民如伤。”[11]230又如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二月敕曰：“凡刺史、县令，与朕共理百姓，寄任尤切。”[12]231
也有臣僚用于谏说天子者，如《晋书·刘波传》载刘波上疏云：“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10]1840《慕容传》云尚书左丞申绍上疏曰：“臣闻汉宣有言：‘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10]2855又唐初礼部侍郎李百药上《封建论》言：“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无人。”[13]刘长卿《仲秋奉饯萧郎中使君赴润州序》云：“皇帝临轩旰食，忧济在人，择良二千石，与之共理。民有疾苦，得以安之；吏有侵渔，得以去之。为风化之本，系黎元之命。”[14]第1340册，43而《新唐书·选举志》也载“唐玄宗即位，厉精为治”，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有言：“县令、刺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15]
与指称地方“良二千石”者稍异，也有人称与天子“共治天下”者乃朝廷之“贵臣”。如《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对天子有“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16]。《隋书·韦世康传》载隋吏部尚书韦世康“乞骸骨，退避贤能。上曰：‘朕夙夜庶几，求贤若渴，冀与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17]1266-1267又如唐太宗时，“上与贵臣宴于丹霄殿，谓群官曰：‘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朕与公辈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静肃，并由公等咸尽忠诚、共康庶绩之所致耳。’”[18]第433册，662而白居易《授武元衡门下侍郎平章事制》则云：“朕嗣守丕业，行将十年，实赖一二辅臣，与之共理。”[14]第1337册，212
故而有人将上述“良二千石”与“贵臣”合称为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如陈子昂上《论牧宰疏》曰：“臣伏惟陛下当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岂非宰相与诸州刺史、县令耶？陛下若重此而理天下乎？臣见天下理也。若陛下轻此而理天下乎？臣见天下不得理也。何者？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18]第436册，625
与上述所指“良二千石”“贵臣”二者稍异，史上颇为著名的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所颁下的求贤令中乃云：“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19]明确将与天子“共治天下”者的范围扩展至“贤人君子”。此后也多有声称百官、贤能之士为天子“共治天下”者。如晋人傅玄云：“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20]《北齐书·循吏传》云：“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奸，礼教以防其欲。故分职命官，共理天下。”[21]637《薛琡传》载薛琡进谏天子“共治天下，本属百官。是以汉朝常令三公大臣举贤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为长吏，监抚黎元”[21]370，云云。上述史料中泛指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百官、贤能之士，其含义大抵同于文彦博所称之“士大夫”。
三、北宋前期君臣说“共治天下”
对于汉、唐君臣而言，“共治天下”乃其时常提撕之话题。与前代比较，宋人言论中涉及“共治天下”者就更为普遍，但其所言之天子所与“共治天下”者，仍不出上文所述及的“良二千石”“贵臣”与泛指百官贤士三类。下文即引述文彦博之前的北宋前期君臣关涉“共治天下”之语来探讨其语义。
如北宋名臣范仲淹于《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云：“臣闻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县令，即古之诸侯。”[22]480又《论转运得人许自择知州》云：“臣窃见古者内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观察使、采访使，统领诸侯、守宰以分理之。内外皆得人，未有不大治者也。今转运、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观察、采访使之职也，知州、知县，古之诸侯、守宰之任也。内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22]664《奏上时务书》云：“臣又闻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故百僚师帅，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无冒进。此设官之大端也。”[22]174-175此外，蔡襄《梁适母追封安国太夫人阎氏可追封□国太夫人制》云：“进登宰路者，所以共治天下。”[23]462右正言王觌也上言云：“人主所与共理天下者执政大臣，而治乱安危之所系也。”[24]其中，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所云即指“良二千石”；蔡襄、王觌所指乃“贵臣”；而范仲淹《论转运得人许自择知州》《奏上时务书》所云皆指百官，只是强调“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
虽然宋人仍多称“良二千石”为“共治”者，如杨亿《代三司刘密学谢表》云“尝出司于漕挽，亦共治于方州”；夏竦《议选调》云“国家膺天成命，司牧元元，分命庶官，共治天下”；宋祁《上两地谢赴阙启》云“恩被典州，责深共治”等[25]417。但与前代相比，宋人言论中以百官贤士为“共治”者明显增多。宋太祖即宣称：“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26]宋太宗也对众宰执道：“中书、枢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乱根本系焉。且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1]600蔡襄所撰诏敕《戒励臣僚奏荐敕》云：“朕制临天下，思与贤材而共治之。”[23]418此当与宋代士大夫政治之发展颇有关系。
胡瑗于《周易口义·屯》中尝就“共治天下”说论证道：“夫天地气交而生万物，万物始生，必至艰而多难，由艰难而后生成，盈天地之间。亦犹君臣之道，始交将以共定天下，亦必先艰难而后至于昌盛。如汤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吕望，其始交时，皆有四方之多虞，然后卒能共治天下。是皆先艰而后通也。”[27]202又在《未济》中解说云：“君子之光也者，以柔顺文明之道，所行得中，且下应九二刚明之臣与之同心戮力，一志毕虑，与天下兴利除害，致天下于既济。是君子光显之德也。有孚吉者，言六五以柔顺之质，委任九二刚明之臣，与之共治天下，当绝疑忌之心，以信相待，则兴治之功毕而终获其吉也。”[27]448即指出“君臣之道，始交将以共定天下，亦必先艰难而后至于昌盛”，故天子当与刚明之臣“同心戮力，一志毕虑”而“卒能共治天下”。
由上述引证历代多条史料可证，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乃是远绍孟子之语义，而与汉、魏以来诸君臣、学士所称扬之“共治”之辞一脉相承，只是以“士大夫”替代“良二千石”“百官”“贤能之士”而已。因此，文彦博所言的“治天下”，当即汉、魏以来耳熟能详之“共治天下”，故当时文彦博“脱口而出，视若当然”[28]221，而宋神宗以及王安石诸大臣也一无异议，皆“视为当然”，其原因当即在此。因此，今人认为文彦博此言的本义“不是强调‘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是指‘为’士大夫治理天下”或“（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的解释，似难以成立。
由于“共治天下”之“共治”对象即为百姓。如隋治书侍御史柳彧上表有云：“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谧，共治百姓，须任其才。”[17]1481-1482隋文帝尝有诏曰：“君为元首，臣则股肱，共理百姓，义同一体。”[29]又唐太宗尝对侍臣称：“朕……今与诸公共理百姓。”[30]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二月敕曰：“凡刺史、县令，与朕共理百姓。”[12]231而文彦博宣言之“（天子）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则可为上引“共理百姓”诸语的注脚。
但《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31]148《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1]221又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孔安国传曰：“言天除恶树善，与民同尔。”[31]219《咸有一德》曰：“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孔颖达疏曰：“匹夫匹妇不得自尽其意，则在下不肯亲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则人主无与成其功也。”[31]180故宋人袁燮发挥云：“人主欲成功，须与民共之。天下匹夫匹妇不得自尽，则谁与成功乎？”[32]因此，文彦博于回答宋神宗诘问“更张法制，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时声称“非与百姓治天下”，显然与儒家传统之说相违背。虽然士大夫与百姓之间确实存在着利益的区别与冲突，二者乃属不同“阶级”，但“人主”“士大夫”大都于此不肯明言。因王安石“新法”确实损害“士夫豪右”的利益，“而实则农民之利”，故马端临评议文彦博此一借“共治天下”之名来为“士夫豪右”争利之语，与苏轼“凋敝太甚，厨传萧然”之言，同被王安石“指以为流俗干誉，不足恤者”。此大概也是《名臣碑传琬琰集》《东都事略》《宋史》诸史书之文彦博传中未采录此语，宋人亦未有对此语有所评议之原因所在。
四、“共治天下”与“共天下”“同治天下”
宋人在言谈“共治天下”外，尚有称说“共天下”及“同治天下”者。
东晋时期开启百年门阀政治格局的“王与马，共天下”，乃属世人所熟知的著名历史事件，其“所谓‘共天下’，既是共治天下，也是共有天下”，但这种政治局面“尽管在当时为稳定政局所必须，却终究是非常态的”[25]415-416。但“共天下”一词，也颇为宋代士大夫所使用。如南宋魏了翁在《论士大夫风俗》文中有云：“臣闻人主所与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33]301洪天锡上疏云：“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34]12656又刘黻上疏“论内降恩泽”时云：“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34]12248故今有学者由此认为此“意味着士大夫不仅不满足于与皇帝共治天下，而且要共有天下”[35]。然仔细辨别其上下之文义，大抵可知上述数人所谓“共天下”，即指“共治天下”而言。如魏了翁《论士大夫风俗》于“臣闻人主所与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下又云及“二三大臣所与共政事者，内外百执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里无贰，颠末不渝，然后平居有所裨益，缓急可以倚仗”[33]301。可证其所谓“共天下”，并非指“共有天下”，实为“共治天下”之意。
其实宋人如此言论者颇多，如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十月彭汝砺上言：“今陛下所与共天下事者，惟一二执政之臣。”[1]6978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王岩叟上言：“臣窃以陛下所与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执政大臣而已。得其人，则陛下不劳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则天下受敝而陛下独劳。”[1]8935元祐五年（1090年）十一月孙升上言：“今尚书右丞许将为陛下股肱心膂之臣，所与共天下之事，同心一德者，不过四五大臣而已。”[1]10815钦宗时陈公辅上言：“臣闻天子所与共天下者，七八大臣。得人，则朝廷正，百官治，海内和平，四夷效顺；苟非其人，天下不安。”[36]又如北宋中期王珪《问贤良方正策》云：“皇帝若曰：自昔欲治之主，曷尝不进图材贤，以共天下之务哉？”[37]刘攽《贡举议》云：“选举之法行之百有余岁，累朝将相名卿及今之所谓贤材与共天下之论议者，皆非以他涂进者也。”[38]徐积《策问》云：“天子之所与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士之所以致业乎君，致功乎民，其道皆出乎其所学也。”[39]故上述诸言说“共天下”者，不管其是代天子“立言”，还是向天子进言，也大抵是指称“共治天下”，与上述魏了翁所云之意相同。
程颐在释《尚书·尧典》“克明俊德”时云：“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于以睦九族也。”[40]有学者云此“同治天下”四字，可为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作注，而且比原语更为醒目”[28]221，并进而认为此四字“完全表达了宋代士大夫以政治主体自居的心理”[28]160。其实从程颐“同治天下”下接“天下之治，由身及家而治，故始于以睦九族也”诸语，可见其所谓“同治”，仍是“共治”之义，与汉、唐以来君臣所言者并无二致，只不过程颐强调为达到“天下之治”之目标，必须“由身及家而治”而已。
结语
由上述详引诸条史料可知，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乃是“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之意”，而与汉、魏以来诸君臣、学士所称扬的“共治天下”之辞一脉相承，遂为世人耳熟能详，只是其以“士大夫”替代“良二千石”“百官”“贤能”等而已。因此，其“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似不能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而宋人所言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其意也同于“共治天下”。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发展至两宋时期发生了重大变革，士大夫政治空前活跃，对“共治天下”的理解也有着深刻变化，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生态，但就文彦博此语本身而言，即是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的“共治天下”之说，并非石破天惊之“新语”，似不宜予以过度诠释。
注释
【1】见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98页；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0年第3期；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1页；等等。
【2】见司马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八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521页。关于“士大夫”的相关议论参见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6期；又载张其凡：《宋代政治军事论稿》，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199页。
【3】邓小南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五章论及“从‘奉行圣旨’到‘共治天下’”时，曾提到学界的此种观点。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13页。
【4】见张希清：《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并非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
【5】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五《韩绛宣抚陕西》，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版，第10页。
【6】《宋史全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8页。
【7】《群书会元截江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5页。
参考文献
[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 毛诗注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94.
[3]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M].顾宏义，苏贤，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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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宏义，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主要从事宋史、古典文献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