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己老师1935年出生于福建福州，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我1972年到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读书，1975年毕业留校，有幸认识黄老师。1976年冬，系里成立现代文学教研室，我成了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小字辈”，名义上是给黄老师当助教，其实是由黄老师做我的指导老师，督导我进修。黄老师要我下决心搞现代文学，并提出五点要求：一是有坚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守道坚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外界干扰；二是要有“下地狱”的精神沉下心来读书研究，既要经得住“猛火熬”，也要经得住“慢火炖”；三是要有古代文学、文艺理论、外国文学作基础。现代文学当然有与古代文学的渊源，然而更直接给以影响的是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欧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有了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两根拐棍，才能站稳脚跟；四是要有比较，要摆脱前人和名家学说的束缚，思想要开阔，不要做井底之蛙；五是要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才能拼搏，这是最大的本钱。

除此之外，黄老师说得最多的是做学问要有真切的艺术感受力，要有气魄，敢于超越，大胆讲出自己独得的见解，并帮助我拟定必读书目。在谈到以谁为楷模时，黄老师对个别追随权势沉浮的风派人物深恶痛绝，说他们不做学问，全凭政治，“踩踏时唯恐踩踏得不狠，吹捧时唯恐吹捧得不高”，希望我把专业和学问放在第一位，做一个称职的教员。并再三叮嘱说学习是持久战，要想在学业上有成就那是一辈子的事。他举出几位四十岁左右就出了名的学者，后续无力，权威成了“明日黄花”，要我从中汲取教训，确立较高的目标和追求，自强不息，永不懈怠。

黄老师的这些教导，正是他的从教经验和科研心得。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秉持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黄老师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治学特色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打通现当代研究，赵树理研究就是打通现当代的范例；二是由“专”到“博”，由研究赵树理起家，扩展到整部文学史；三是走史论相结合的道路。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现代文学发展史》，都是论从史出的成功之作；四是从“史料”里找“文献”，从“文献”里找“史料”，《新文学史编纂史》被誉为是“专精”与“博通”的交融。黄先生灵敏睿智，极想有为，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走的是一条创业的路，《赵树理评传》《现代文学发展史》《新文学史编纂史》都极具“学术上的冲击力”。更难能可贵的是黄老师是教授中的通才，“研”“讲”俱佳，声情并茂。论著有雄辩的特点，口才也是超一流。课堂上的黄老师激情洋溢，幽默风趣，常常语出惊人，听众没有不夸赞的，说他像个演说家。

我在系里讲的第一堂课是《小说的艺术构思》，时为1976年11月29日，当时讲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备课时向黄老师请教过。讲过《小说的艺术构思》没多久，黄老师到我家商议下学期的教学计划，要我在他讲授的现代文学课上也讲一个专题，是30年代的文艺。

这个专题分两次讲。春节后我开始备课，黄老师多次登门指导，告诉我说读历史要注意年月日。又说不怕不懂不会，就怕不思不学。“学问”二字的含义就是“学”和“问”。“问”能看出一个人的思考、思维、逻辑、方法和风格，很多人怕露怯不敢“问”，希望我不要怕难为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遇到疑难问题可以随时去问他，不过自己的路还得自己走。

这之后，黄老师讲文学史课总会安排我在他的课上讲一两回，希望我通过锻炼，在实践中多感悟，积累经验，尽早独当一面。见我有畏难情绪，黄老师开导说：“一堂课50分钟，只要有5分钟是你自己的，就可以了。”随后讲到他的阅读体会。他说读一篇文章，能记住一两句话就很不错。《人民日报》发表了那么多社论等文章，他能记住题目的只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61个阶级兄弟”“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用这些切身的体会激励我打起精神，确立自信。“一堂课50分钟，要有5分钟是你自己的”，这“自己的”，指的是原创性的，是自己的创造和突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可在40多年前确实成了我走上讲台的源动力。我敢于走上讲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了黄老师这番话的鼓励。

黄老师的志向十分高远，对我的期望也格外殷切，这在我的日记中时有记载。1977年5月5日记：“上午讲课。”5月6日记：“黄老师留条：‘坚定信心把课讲好’。”那时我住在校内19楼，黄老师住在校外承泽园。按说黄老师亲临课堂听过我的课，有什么意见课间课后就都跟我说过了，第二天又特地赶来，一定是他又想起来什么，觉得非叮嘱不可，只因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电话有手机可以随时联系，让他扑了空。可这张纸条让我特别感动。

值得回忆的事情还有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学习多，各种观点可以畅所欲言。组织生活多，“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了常态。听到有关我的批评，黄老师总会及时告诉我，要是批评得对，会提出整改的建议；要是受了委屈，也会开导我“风物长宜放眼量”，谆谆教导只能用耳提面命来形容。生活上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大约是1984年，黄老师家买了彩电，就常常约我到他家看电视。那时彩电还是个稀罕物，我到他家看过好几次，觉得那是一种享受。看电视的间歇也谈读书和进修，因为有师母以及公子水清和女公子水婴在场，气氛十分轻松，但记忆是深刻的。有一次谈起鲁迅先生的《读书杂谈》，黄老师特别推崇这两小段：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rd Shaw），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Schopenhauer）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须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2―463页）

“脑子里”不要“给别人跑马”“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使所读的书活起来”，黄老师用鲁迅的话教导我要有独立精神和奋斗精神，并一再强调“一堂课50分钟，要有5分钟是你自己的”。我深知远未能达到黄老师的这一要求，但黄老师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里，常念常新。

1987年黄老师调离北大，千里迢迢到中山大学执教。系里的老师都感到很诧异，直到今天还在说黄老师真不该走。一些年轻的朋友知道黄老师要调离北大，都要我劝黄老师留下来，我哪里劝得了呢！ 黄老师看似随和潇洒，其实是很强韧的，他认定的事情一定会坚持到底。见黄老师留不住了，朋友们都为我惋惜，说黄老师这一走少了一位提携我的老师。让我感到很欣慰的是，黄老师到中大后对我的指导从未间断过。北大仍然是黄老师的“精神家园”，黄老师仍然把我视为他的助教苦心栽培。见面少了，精神上却更亲近了。黄老师对学问怀着热爱，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被评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尽管教学和科研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但他仍然不断地拓宽研究领域，攻坚挫锐，精进不懈，同时也热切地盼望我在教学和科研这两个环节都能有进步。

近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授与黄老师“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并与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召开“黄修己先生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主办单位安排我在会上作主题发言，我把黄老师对我的教导和鼓励归结为两句话“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与朋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