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出版的《臧克家旧体诗稿》中有一篇《自道甘苦学旧诗》的序。斯序劈头三句开宗明义：第一句：“我爱新诗，更爱古典诗歌。”第二句：“我写新诗，也写旧体诗。”第三句则更是干脆声明：“我是一个两面派。”
1990年，臧克家先生曾赠我一个书法条幅，内容是他一首自作诗，诗云：“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诗有激情，字亦极耐看。这首旧体，题为《抒怀》，作于1974年12月13日。那一年，臧克家69岁。12天后（1974年12月25日），臧克家写下了回忆“五七”干校生活“忆向阳”组诗的第一首诗《夜闻雨声，忆江南》：“料得江南春到早，云山滴翠水溶溶。清宵梦觉潇潇向，猛忆冲雨夜出工。”
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体新诗人，在晚年“忽然”写起了旧体诗，起初颇让人讶异。但诚如诗人在《自道甘苦学旧诗》一文中所言，也当然有着其内在逻辑。但他的旧体诗歌创作主要时间是在1973年以后，其观照的主题，一为酬赠旧雨新知；另一，就是反映“五七干校”生活与劳动。前者多收入《臧克家旧体诗稿》，后者则结集为《忆向阳》，1978年出版后在文学界曾引起过争论，记得当时的声量颇大。
《忆向阳》题材诗歌写作后、出版前，臧克家就曾寄赠同一干校的“同学”或朋友看，并自印了油印本，在一定范围中流播。得到的反馈（该诗集出版的1978年以前）自然也多是不错的。正因如此，当人民出版社拟出版此诗集时，作为诗人，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诗集出版后，风评一时不错，但令诗人始料不及的是，老友姚雪垠在诗集出版当年的11月25日，写下了《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这是一封公开信，发表在《上海文学》1979年第一期上。
该文基本上是全面否定了《忆向阳》主题的系列创作。姚文认为，《忆向阳》“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你不仅没有唱出人民的心声，也没有唱出你自己的心声。诗中的感情不是真实的，至少说不完全是真实的。有真实的一面，但也是被你化过妆的感情。有更真实的一面你不肯写出，那倒是最宝贵的……你只写出表面现象，表面的人和表面的事，不敢向深处着笔，不敢接触现实生活的本质”。
姚雪垠与臧克家是相交相知多年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建立在抗战救亡时期。姚雪垠应该是喜欢以公开信形式的文学批评方式的。1944年他就曾在《当代文艺》杂志上以公开信的形式，评论过臧克家的诗集《泥土的歌》。在那封写于1944年3月10日的信中，姚雪垠说：“我们是老朋友，相知最深，平日我最爱谈你的诗，你也最爱听一听我的意见。在很多时候你把我当做知音，我也常觉得能够同你谈心，谈得投机，十分愉快。”在1978年的公开信中，姚雪垠仍然认为自己是以“数十年的老朋友”的角度来评论《忆向阳》的：“我的这封信虽然会使你生气，失眠，但完全是出于对朋友负责的精神。我认为只有这样，我才配做你的真朋友和古人所说的‘诤友’和‘益友’。”
随后，也有人对姚雪垠的批评提出了反批评，认为“姚先生的批评给我的感觉却不大像个‘老朋友’，而像个口称‘老朋友’实际则是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王昌定《压迫不是批评》，载《北方文学》1979年第10期）。
臧克家本人对姚雪垠书面批评的直接反应，至少在当年的报刊上似未有记录。但从2006年徐庆全发表的一篇《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从臧克家一封未刊信谈起》一文中得窥一斑。
此信为臧克家1979年2月14日写给周扬之信，既是“未刊信”，但文中全部照录，应视同已公开发表。所谓“未刊”，或指两人生前未公开发表。此信所涉三人（即周扬、臧克家、姚雪垠），周去世最早，在1989年。姚次之，在1999年。臧去世在2004年。
臧克家在此信中说：“他（姚）又在今年一月号‘上海文学’上大批我的诗集‘忆向阳’（我曾奉寄您一本）……令人气愤……”或许意识到信中内容会产生的影响，信的最后，臧克家对收信人有附言：“我的这封信，只供您参考，希望不外传，免得惹出更大的纠纷。”
臧克家愤怒的另一个原因是，姚雪垠在“文革”中读到“忆向阳”组诗时曾致信前者，大约是正面肯定的多。因此，臧克家在向上级领导如周扬处申诉的同时，还将姚致臧的十封信打印其后，并同时在友朋中散发。可见诗人当时是气极的。这十封信，在徐文中征引了部分，因不得见此组信件全貌，此处不赘。
但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1980年第二期中，姚雪垠发表了《无止境斋书简抄一组》，其中，就有1974年12月25日和1975年1月25日致臧克家谈诗的两封信。其中一信，姚说：“我已经读了你好多首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我已经说出过我的整个印象，既肯定了这些小诗，但又觉得深度不足。我也明白你不会同意我的‘深度不足’的评语。”
臧克家与姚雪垠，两位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友谊缔结于“烽火连三月”的抗日战争，友谊绵延了三十多年，难道真会因一封信而终结吗？1988年7月，《臧克家旧体诗稿》出版，收入了《寄姚雪垠同志》（六首），诗中，既有“愧我诗少风云气，羡君笔下有惊雷”的谦虚，也有“细闻北上定如期，翘首南天日脚迟”的深情。姚雪垠晚年曾想写一部回忆录，甚至有一个暂定名《艰难的历程》，但终因为赶写《李自成》四五卷而分身乏术。2010年，由其家人汇编其生前写作于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三篇重要文章（《我的前半生》《学习追求五十年》《八十愧言》）的《姚雪垠回忆录》面世，其中，对曾经在某个时间段中朝夕相处的“老朋友”臧克家，终未置一词。
今人对于“五七干校”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组织是陌生的，对于向阳湖亦是如此。虽然那个年代不可阻挡地离开今天越来越远，好在有当事者留下了斑斑墨迹，如《向阳日记》（张光年）、《干校六记》（杨绛）、《云梦断忆》（陈白尘）、《咸宁干校一千天》（杨静远）、《干校札记》（徐方），等等。还有《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李城外编，武汉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书籍，这部书由当事人亲写，作者数十人，收辑文章115篇，上下两厚册，字数达85万字。虽然对当年的记忆会有遗漏与死角，但见一知二，理性或感情充沛的私人史的之和，往往会成为时代理性的共同记忆，概莫能外。
臧克家的干校生活是否都是如田园诗一般呢，当然不会是。在张光年《向阳日记》序言中，作者曾写到：“我当然不能忘记诗友臧克家同志，这本日记里多处留下他的身影。”其中，1970年1月30日记载：“……今天全连开大会批判臧克家。上午臧检查，我随批斗对象十余人到沙场劳动。下午参加大会，听革命同志批判发言。”又，1972年9月 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一九五六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
假如从遥远的未来看今天的当代史，关于“五七干校”，关于向阳湖，或只是一本历史词典中一群名词。历史，总是要拉开距离，才能看得真切的。《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一书中，当事人崔道怡有一段话说得客观：“再过五十年，回顾新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编写新中国一百年的文化发展史，人们的心，人们的目光和笔触，都依旧会深情关注这向阳湖。”
同理，臧克家的《忆向阳》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文学样本。如就文学价值上急于定论，或为时过早，但从为新中国文化史作注的意义上而言，《忆向阳》的价值，则是独特的、无疑义的……
回到1990年的春天，我还记得当年收到臧老条幅打开的那一剎，看到这首可算是他旧体诗的代表作，却让我苦笑不已，盖因为，当时的他实足八五，年在耄耋、鲐背之间，而我，尚未而立。而这首《抒怀》，写的可是老年人的心境啊。
如今，我竟然也到了花甲之龄，再读、再观老诗人亲笔写就的此诗、此字，彼情彼境更能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