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古以来，描写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学作品不绝如缕。这些文学作品勾勒了敢于破浪逐梦的沿海商人形象，展现了陌生、奇异的岛国想象，揭示了沿海商人的经商手段与经商理念，描绘了“海丝之路”的重要门户——十三行，以及濒海商贸文化浸润下的城市生活。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沿海地区的文化精神气质，诸如开放、冒险、兼容、变通、务实、功利、诚信、公平等，正是由千年来的商贸文化传统孕育、熏陶而形成。“海丝之路”的文学书写，不仅为“海丝之路”保留了珍贵的文化记忆，对于今天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海丝之路”的文化精神，建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海上丝绸之路  商人形象  岛国想象  商贸文化  城市生活

近年来，伴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下文简称“海丝之路”)的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研究者从地缘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社会学、中外文化交流等角度，对“海丝之路”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但相对缺乏文学角度的考察。实际上，自古以来描写“海丝之路”的文学作品不绝如缕。以往学者虽然也会从文学作品中征引相关记载，以资研究，但掌握的文学资料毕竟有限。本文主要依据历代小说、笔记、诗文等书写的“海丝之路”，从文学角度具体地观照“海丝之路”的历史风貌，揭示其丰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一、海丝之路上破浪逐梦的中外商人

虽然中国“海丝之路”很早就载诸史籍，但得到文学观照与艺术呈现，则主要始自唐代。较之以往各代，唐代更重视交通四邻，并专门开辟了两条通夷海道，即“广州通海夷道”和“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致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①由海道入华朝贡、贸易者络绎不绝。唐人诗歌中就不乏吟咏“远夷”由海路朝贡、入华贸易的诗句，如“冠冕中华客，梯航异域臣”、②“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③“大海吞东南，横岭隔地维……百国共臻奏，珍奇献京师”，④等等。唐人小说对海上贸易有更为具体的描述。如苏鹗《杜阳杂编》对南洋诸岛国所贡奇珍异宝有生动的记述；而戴孚《广异记·径寸珠》、牛肃《纪闻·水珠》、薛用弱《集异记·李勉》、李冗《独异志·李灌》、张读《宣室志·严生》、皇甫氏《原化记·鬻饼胡》等，则对波斯商人识宝的故事进行了饶有奇趣的摹绘。《广异记·南海大蟹》还写一个波斯胡乘舶去天竺，至一海岛，发现岛上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杜阳杂编·元藏几》《广异记·慈心仙人》、范摅《云溪友议·登州贾者》等，则写华人入海遇险，漂至一岛，得宝而归的传奇。这些小说所叙，虽不无猎奇炫异的虚幻成分，但毕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多少寄托了唐代沿海居民幻想通过海上贸易发财致富的人生理想。

宋元时，中国“海丝之路”又有了进一步拓展，海上贸易日趋繁兴，朝廷还在广州、明州(泉州)、宁波、杭州、福州等地设立市舶司，负责对外贸易。宋元诗词中多有吟咏海上贸易者，诸如“巨舶通蕃国，孤云远帝乡”、⑤“奇物试求师子国，去帆稳过大蛇洋”、⑥“流求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⑦“万国梯航满禁衢，卉裳象译语音殊”，⑧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又如宋洪适《师吴堂记》云：“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⑨元杨翮《送王庭训赴惠州照磨序》也指出：“岭南诸郡近南海，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玑、金贝、名香、宝布，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⑩反映沿海居民出海贸易的小说，也屡见不鲜。如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十记述了庐陵商人彭氏子等乘舶入海至蕃部意外发财的故事；洪迈《夷坚甲志·昌国商人》《夷坚甲志·岛上妇人》《夷坚乙志·无缝舩》《夷坚乙志·海岛大竹》《夷坚丙志·长人岛》《夷坚丁志·泉州杨客》等，也描叙了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在海岛历险的故事。

逮至明清时期，中国政府虽然基本上实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但是沿海地区的商民迫于生计，从未停止过下南洋、过爪哇漂洋过海谋发展的活动。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指出：“浙之宁、绍、温、台，闽之漳、泉，广之惠、潮，其民皆习于海”，“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11)明末傅元初在《请开洋禁疏》中也指出：“滨海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12)清康熙时海禁初开，民间海外贸易的繁兴更是前所未有，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说：“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13)后来，清政府担心海患，对民间海外贸易时禁时弛，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才被迫对外不断开放自由通商之门。与之相应，沿海商民与海外各国通商的风气也就更为浓厚。吴趼人在《发财秘诀》第一回中就慨叹“广东得风气之先”，而其所谓的风气，也就是与海外各国通商谋利。

对于沿海地区的中外贸易活动，明清文学作了更为丰富多彩的艺术呈现。诸如“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14)“江边鼓吹何喧阗，商航贾舶相往旋”、(15)“惟见西洋人，朝朝海头见”、(16)“红毛鬼子蜂屯集，峨舸大舰交风樯。殊方异物四面至，珠箔翠羽明月珰”，(17)等等，这类描写“海丝之路”的诗篇可谓洋洋大观。笔记、小说等自然也不例外。如明周叔懋《泾林续记》记载，“闽广奸商，惯习通番”，(18)有商人苏和购福橘出海，卖与夷人，竟然获利千金，归国途中又从一荒岛意外获得一巨型龟壳，卖与波斯商人，得银五万两。后来，凌濛初将该故事加工成《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故事更加精彩动人。清初李渔小说《无声戏》第四回，写南海县中靠“飘洋起家”的杨百万，资助当地一位弃儒从商的秦世良“去做飘海的生意”，最后因祸得福，发家致富。袁枚《续新齐谐》卷一《浮海》，写温州人王谦光，“初至日本，获利数十倍”，后遇飓风，至一岛国，受国王礼遇，得“赆饯颇多”。(19)钮琇在《觚賸》卷四《海天行》中记载了海瑞之孙述祖，“治一大舶”，伙同濒海贾客三十八人，互市海外诸国。崇祯壬午二月，述祖等人扬帆出洋，至一岛国，获无数奇珍异宝，“入广州，出囊中珠，鬻于番贾，获赀无算”。(20)青城子《亦复如是》卷二，记载了一个姓郭的番禺人，“以航海贩货为业”，“尝遇飓风，缆断船飘，瞬息千里，不辨南北”，漂至一岛，遇救于夷民的故事。(21)清末王韬《淞隐漫录》卷四《海外美人》，写汀州商人陆梅舫，“家拥巨资，有海舶十余艘，岁往来东南洋，获利无算”。(22)清末“钜鹿六郎”所撰《海外萍因》，写广州陈生投奔南洋做生意的亲戚，遭遇不测，与一名英国人、一名法国人流落荒岛，意外发现钻石，发财归来。(23)这些小说中，“冒险出海——遭遇风暴——漂至一岛——发财回归”，可谓屡见不鲜。这一类海外传奇故事，无疑真切地反映了沿海商民甘冒风险到海外贸易以求发财致富的社会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沿海商民不仅敢于破浪乘风，与东南亚诸岛国进行贸易往还，甚至还在一些岛国安营扎寨。明马欢《瀛涯胜览》记载，“爪哇国”中有“新村”，“原系沙滩之地，因是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新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其各处番船多到此地买卖”；而“旧港国”中，“国人多是中国广东、漳、泉州人来居此地，人甚富饶”；至于“暹逻国”，其“国语颇似广东乡谈音韵”。(24)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也记述其在爪哇国中，“又东行半日，至厮村，中国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村主广东人。番舶至此互市”。该卷还记载了一个名叫梁道明的广东南海人，“贸易于爪哇国，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积有年岁。闽、广军民弃乡里为商，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长”。(25)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引福建地方文献记载，“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夷土，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有之，人口以数万计”。(26)

至于清代，中国沿海商民侨居日本、朝鲜、吕宋、越南、马来、缅甸、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澳洲、新西兰等地，从事商贸活动的，更是在在有之。清后期英国人约翰·汤姆森指出，从广东、福建移民东南亚诸岛国的商人，“几乎与所有能经营外国货的岛屿建立了联系，其代理人遍及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甚至到达印度支那大陆。他们用本国产品和当地人进行物物交换，由此建立了经常性的社会联系，同时也成为商业的纽带。就这样，很多来自东方的产品，通过这些中国中间商，或直接通过他们的代理人远销欧洲和美洲”。(27)清末徐珂也慨叹：“吾国侨商之旅外贸易者，以粤人为最多，势力亦以粤人为最盛。粤人之营业思想，固较胜于他省人也。”他在《清稗类钞》中还记载了广州人阿胜，年少孤苦无依，游于美利坚国之旧金山，因善于贸易，居六载，积赀颇丰；又记载了一位名叫张振勋的广东人，“壮年尚赤贫，至南洋群岛，不二十年致富千万，为南洋巨商”。(28)清末，黄世仲在小说《宦海潮》中写广东新宁人李洪自美国华盛顿开国时，已自航海到美国，其家族在美经营已逾百年。黄伯耀在小说《片帆影》中也写了一富家子黄汉生，冒险出洋游历，他“先到香港，寓于某栈”，偶遇黄兴，黄对之曰：“吾国人囿于浅见，出门百里，家常惘惘，是岂足与语环瀛之大哉?某虽经游不远，然就所历之南洋群岛而论，觉山岳之出产，洋海之奇幻，海岛上居人之自由逸乐，已迥非惨受专制之种族所得而问也。况乎为吾足所未历，目所未观者?”于是深受鼓舞，只身乘船赶往“新嘉坡”，此后不久，又“附轮入缅”，不料遭遇飓风，漂至一海岛，“俯视山岩，现一皮壳，如龟背模样。生检视之，有明光光的宝珠数粒，大如鸽卵”，因他将随身所带面包饼干给予岛民，又获“大珠二颗”，后来脱险，“复抵新嘉坡后，将珠贩卖，骤变巨富，开张商店。即命亲信人汇单返里，挈家同往新嘉坡之山巴(即园口)居住”。(29)上述这些故事虽多为小说家言，但是它们所表现的沿海商人敢于漂洋过海、冒险致富的精神却是真实无疑的。1907年，有粤商曾自豪地说：“各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我粤省于历史、地理、物产、民俗得商界优胜之点，似非他省所及，谓为天然商国，谁谓不然。”(30)

二、海丝之路上的岛国想象

当文学作品描述滨海商民漂洋过海、投身遐荒时，一个个陌生的、神奇的岛国便借由亲历者的见闻感受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写一士人随新罗使，被飓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人通，人物甚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士人做了附马，后来方悟此乃虾国。宋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四写王榭以航海为业，具大舶，欲往大食国，不料遭飓风翻舶，侥幸附木，漂至一岛，为一老翁所救，与老翁之女结婚，后来受国王礼遇，以法术助其回国，榭方悟其所到之岛乃“燕子国”。宋洪迈《夷坚甲志》卷七写泉州一海商，欲往三佛齐，遭飓风，漂至一岛，为一妇人所救，与她生活七八年，生三子，后来趁机逃离。《夷坚乙志》卷八写宁波两海商，被风暴吹至一岛，遇一长人，高三四丈，其行如飞，抓住两人后，以巨藤穿其肩胛，缚之于高树，返身取镬欲烹之，两人以刀断藤，侥幸逃走。明冯梦龙所编《情史》卷二十一《焦土妇人》《海王三》，也写海商被风浪吹至某海岛，遇女子相救，同居生子。这些小说所写岛国多半未脱原始野蛮习气，甚至带有某些动物习性，一旦身入其中，就可能遇险罹难，当然也有可能遇救，在岛上娶妻生子。联系上文所说沿海商民多有在东南亚岛国安营扎寨者，可知这些小说所叙商民在岛国历险的故事，虽不无臆想、附会或前后蹈袭的成分，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

至于中国商民在岛国发现异宝奇珍，得以发财致富，也是这些小说中常见的情节。唐苏鹗《杜阳杂编》写元藏几担任过海使判官时，遇大风浪，漂至一岛，发现这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亦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又产分蒂瓜，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一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萧韶之乐，饮香雾之醑”。(31)唐戴孚《广异记·慈心仙人》，写袁晃出海，“其船遇风，东漂数千里”，至一岛上，岛中“有城壁，五色照耀。回舵就泊，见精舍，琉璃为瓦，玳瑁为墙。既入房廊，寂不见人。房中唯有胡子二十余枚，器物悉是黄金，无诸杂类。又有衾茵，亦甚炳焕，多是异蜀重锦。又有金城一所。余碎金成堆，不可胜数”。(32)诸如此类的情节，不胜枚举。直到清末，王韬仍对此津津乐道，如《淞隐漫录》卷三写闵玉叔出洋，被飓风吹至海岛，遇一老媪，自述其全家在南宋末为避战乱入海来此定居，其女谢芳蕤带闵游海市，只见“市场周围约数十里，各国之人麇至，虬髯侠客，碧眼贾胡，无不出其中”，又至一宝山，“凡遇有缘者，辄掘地得宝物，火齐、木难，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俯拾即是”，后来闵又遇美女燕娇，娶归故里。(33)其他如《淞隐漫录》卷一《仙人岛》、卷四《海外美人》、卷八《海底奇境》《海外壮游》等，均写主人公岛国艳遇、获赠珍宝的传奇。这些描写虽属异想天开，但也多少反映了沿海商民对于海洋岛国的遐想与憧憬，特别是表达了清末海禁大开后，一部分国人想要探奇海外、了解世界的强烈渴望。

耐人寻味的是，上述小说家在描述主人公的岛国奇遇时，虽然流露出艳羡、向往之情，但秉持的文化心态仍然是华夏中心主义，他们或将岛国之民视为夷蕃，刻意夸大其野蛮凶残的一面，或写他们对华夏文明由衷仰慕，不仅自愿入贡，还乐意接受华夏文明的熏陶。如唐范摅《云溪友议》写登州贾者来到新罗，国君接以宾礼，并说：“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34)清袁枚《新齐谐》卷十五写常州人吕恒，以贩洋货为业，为海风所吹，飘入一国，国人“闻是中华人，颇知礼敬”。(35)《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写宝琴自述其海外游历时遇见真真国一女子，热爱中华文化，既通中国诗书，又会讲《五经》，还能作诗填词。《淞隐漫录》卷四《海外美人》，写岛民所居“颇似中华宇舍，余皆板屋”，“岛中人皆倭国衣冠”，“女子肌肤白皙，眉目姣好”，老者“谓此为日本外岛，岁时贡献”，并自言“曾至中国，读书京师十余年”；(36)卷八《海底奇境》写瑞士女子兰娜说自己仰慕中华文化已久，希望聂瑞图能够教她中国的语言文字，聂欣然应允。宣鼎《夜雨秋灯录》卷四《北极毗耶岛》，写松江朱笏岭遭飓风飘至一岛，岛民“闻客自天朝来，争来问讯，竞具壶觞，且为烘湿衣，设寝榻”，“进松子饼、藤花糕”，引见首领，首领云：“茫茫孤屿，文星忽临，仆正有所求，岂非天乎!中原才士必熟六经，乞为蚩蚩者日授一二，感不可言。”(37)于是请朱传授中华文化，欲为岛民“稍化气质”。当然，也有个别岛国对中华文明采取抵制甚或敌视的态度，如《镜花缘》中写姚芷馨、薛蘅香将中国养蚕织纺的丝绸文化传布到巫咸国，不料竟引起木棉种植户和经销商的仇视，差点儿送命；而唐敖和多九公为女儿国打造器具、治理水患，最后也被迫落荒而逃。这些描写固然透露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华夏文明对海外岛国的沾溉与影响。

三、海丝之路彰显的商贸文化精神

受濒海商贸文化传统的浸淫，中国沿海商民自古便有重商、经商的风俗。清人姚延启在《上赵观察论粤俗书》中说：“粤地边民，素食于洋，巨室大贾，惟视洋舶之大小，利则有百万之息，不利则人舶俱漂，此逐利轻生，风俗所由成也。”(38)这种敢于漂洋过海、逐利轻生的冒险、进取精神，与内地基于农耕经济而产生的安土重迁、和平自守的文化心态适成鲜明对比。

从文学作品对“海丝之路”的描写，可以看到唐宋以来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商民对外贸易日趋频繁，商贸活动几乎遍及异域番邦，他们不仅把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带到国外，同时也将五花八门的洋货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以牟取丰厚的利润。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39)也因此，清代广府地区从事洋货买卖的商民随处可见。《番禺末业志·工商业第四》载，清中后期广州开洋货店的层见叠出，如同治以来，番禺之茭塘司、鹿步司、慕德里司等所辖各墟、市，“均为工商业之所聚，而以河南为最繁盛，有商店数千间、工厂数百间，席庄虽仅十余间，而所办洋庄席，行销于外洋，国外贸易尚得占一席”。(40)小说《圣朝鼎盛万年青》里的粤人李慕义，即承充洋商，入口洋货转售。《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咸水妹，用自己的积蓄在香港开了一间洋货店。《发财秘诀》里的区丙，在藩台衙门前开了一家“丙记”洋货字号，又在香港中环地方开了一家“丙记”杂货店。清末上海开埠后，粤商又纷纷涌至沪上经营洋广货铺，贩卖从外国进口的洋货或产自家乡的广货。光绪时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就写道：“广洋杂货粤人开，灯镜高悬布匹堆。排列繁多装饰丽，五光十色映楼台”，“满街装饰让银楼，其次绸庄与疋头。更有东西洋广货，奇珍异产宝光流。”(41)

有的粤商经营当时新兴行业——保险业。陈坤《岭南杂事诗钞》云：“别开生面效居奇，只为桃僵李代之。水火无情风不测，黄金化险可如夷。”其注曰：“粤东香港地方，华洋人俱有开保险行生理，无论是何物事，向纳银两均可保，无水火之患。倘遭不测，许为赔偿，经商者故甚乐从。近年转让亦皆照办，谓之买燕梳。燕梳系洋语，犹保险之意也。”(42)粤商中也有擅长精打细算、经营放贷以牟利的。如清庾岭劳人所写小说《蜃楼志全传》中的广州十三行行商苏万魁，除了经营洋行生意，还兼营放贷，“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43)其他如走私鸦片的、贩私盐的、办赌场的、开妓院的、办船运的、开煤矿的，不一而足。清末彭养鸥《黑籍冤魂》第四回就写广府商人吴春霖，不怕官场禁令森严，与贩鸦片的洋商串通，“做了私贩的头脑”，“不上数年，积得家资数十万”。(44)黄世仲《廿载繁华梦》写广府巨商周庸祐不仅在香港置办产业，还投资银行，入股开矿；梁早田则在香港开办“□记”，还“供应轮船伙食，兼又租写轮船出外洋去”。(45)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的粤商还蓄养黑奴。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载：“广州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46)有的竟然干起贩卖外国奴隶的勾当。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记载：“有曰奴囝者，出暹罗国……有罪者没为奴囝，富豪酋奴囝至数百口，粤商人有买致广州者，皆黧黑深目，日久亦能粤语。”(47)清末，有些粤人甚至拐卖同胞出洋作苦工，俗称“卖猪仔”。也有的粤人是被亲戚哄骗上当的，如《劫余灰》第十六回写陈耕伯与同学游于艺、柴也愚，被其表叔朱仲晦骗到香港去看赛会，结果被“卖猪仔”。后来，陈耕伯劫后余生，痛苦地回忆了他被卖猪仔的整个过程：先是被骗误入“猪仔馆”，签了卖身契，喝了迷魂药，糊里糊涂地被装载入船，“昏昏沉沉，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到了一处，把一众人赶上岸。到了一处房屋，把我们一个个用麻布袋装起来，便有人来讲论价钱，逐个磅过，又在袋外用脚乱踢一会儿，便又把我放了出来……此时便有两个外国人，把我们当猪羊般驱赶出去。又到了一个轮船上，行驶了三天，才到了一个地方。重复驱赶上岸，到了一所烟园里，叫我们给他种烟……总共五百人做工，每日受他那拳脚交下，鞭挞横施，捱饥受渴的苦，一个月里面，少说点，也要磨折死二三十个人”。(48)可见，为了发财致富，有些粤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当然是粤商当中的败类。

对于经商的理念与方法，粤商也颇为讲求。徐珂《清稗类钞》记载：“粤人之设肆贸易者，于营业之方法颇能讲求。如国货、绸缎、洋货诸肆，均任人观览，不问为谁，皆可径入，肆人绝不加以白眼也。故著名之洋货公司，自晨至夜，终日喧阗，游人极夥。盖舶来品皆为奇技淫巧之物，必使人详观之，方足以引起其购买之兴趣。苟珍袭椟中，不令他人浏览，则人且不知某肆之有某物，又何论于购买也。吾国侨商之旅外贸易者，以粤人为最多，势力亦以粤人为最盛。粤人之营业思想，固较胜于他省人也。”(49)另外，粤商一般多持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即使利润微薄，也愿意与人贸易。明叶权在《贤博编》中写道：“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粤人经商务实，重信誉，较少贪图一时小利而置长远利益于不顾。叶权《贤博编》又说：“广城货物市与外江人，有弊恶者，五七日持来皆易与之。非若苏杭间转身即不认矣。”(50)这种讲信誉的做法，就使得外省人比较放心与粤商交易。粤人对商业信誉的看重，就连外国人也交口称赞，如约翰·斯塔德在《1897年的中国》中就特意提及粤商的诚信，他说：“我还是很高兴提及一点我仔细调查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在商业交往中的诚信。在每年元旦的时候结清所有的往来账目，几乎是中国商人固定不变的习俗，这样在来年就不会遗留任何问题。而且我听说，如果哪个商家在那个时间没有偿清自己的债务，他就会被视为违约者，而且他的信誉也就此彻底丧失了。英国和德国的商人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商业信誉是最高等级的。”(51)

粤商的务实精神还反映在平易近人、低调本色上。如《发财秘诀》中的区丙，虽然一年比一年富起来了，“然而他还是乡人本色，平日只穿的是蓝布短打、黑布裤，脚上穿的一双细蓝布袜，除了拜年、贺节、赴席之外，轻易不穿长衣白袜，所以上中下三等人他都交处得来。那上等人虽然见他穿了短衣，然而人家都知道他是个发财人，就和他招呼，也不失了自己体面。那下等人见他，虽是财主，却是打扮朴素和气迎人，乐得亲近亲近他，不定从中还想叨他点光呢”。(52)而粤商对待顾客，也常常是春风满面，不会因为贸易不成就翻脸恶色。徐珂《清稗类钞》写道：“京师、广州各肆，凡值交易而不成者，亦怡悦其颜色以对之。如交易已成，则于买主临行时，必致声道谢，虽数十钱之微，亦然。其意殆谓吾既设肆以求利，则无论买者出钱购物之多寡，皆为我获利之源，衣食之本，故虽一钱之贸易，亦不可不谢也。”(53)清末游历港穗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曾回忆道：“我一走进一家广东人的商店，就受到店主本人——一个讲英语的广东绅士的欢迎；他身穿一件汕头绸布上衣，黑色绉绸马裤；脚登一双天鹅绒镶面的精致布鞋，白色的长袜像绑腿一样。他的谈吐显示了中国人特有的深思熟虑和落落大方。他的助手穿着也很得体，站在带有玻璃柜橱的乌木柜台后面，明净透亮的玻璃上映照着他充满好奇神色的脸庞。商店的一边放满了成卷绸布和草编织品，所有的商品上都标明价钱；地板上摆着精心布置的各种青铜器、瓷器、乌木家具和漆器制品。这些人通常来说是他们本民族的典范，买卖公平，哪怕你只买一件很便宜的玩具，他们也视同你订了一整船绸子那样彬彬有礼地对待你。”他还说：“当你走进广州的商店，经常可以看见店主一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拿着烟袋或扇子，在全神贯注地读书。如果你期望他们会马上站起来，面带微笑地迎上前来，摩挲着双手，一面猜测着，一面拿出你可能想要的东西，根据判断来决定对你是卑躬逢迎，还是粗蛮无礼的话，那你肯定会大失所望。恰恰相反，你的出现不会引起他的注意，除非你正巧拿起什么东西；那么你会听到扇子折起来的声音，同时感到店主那犀利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但是，一直要等到你开口询问商品，那位先生确知你是要买货的时候，他才会不慌不忙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介绍他的商品，非常有礼貌但又漫不经心地说出售价；那分明是在说：‘如果你觉得合适，那咱们就成交。’”(54)粤商之热情好客、有礼有节、善于经营，于此可见一斑。

总之，正是在长期对外商贸实践中，沿海商民尤其是粤商逐渐形成了对外开拓冒险、贸易务实功利、重视商业诚信、讲究经营之道等商贸文化精神。

四、海丝之路的重要门户：广州十三行

清代沿海商人对外开展商业贸易，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门户，就是广州十三行。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的带有半官半商性质的中西贸易商行，因其专门负责对外贸易业务，故又称洋行。在“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的发展臻于鼎盛，成为与亚洲、欧美主要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门户。

清初屈大均曾撰《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55)据此诗，可知“当时十三行行商称为‘官商’，外舶之停驻地为澳门内之十字门，贸易货物之大宗为五丝、八丝之牛郎、云光广缎，而堆积于十三行者累累皆黄白物云”。(56)乾隆时刘世馨在《粤屑》卷八中记载：“省城西关外十三行，承接外洋佛兰西、英吉利、大小西洋、河兰、花旗各国货物，其吕宋、暹罗、安南、伽拉巴各内洋货，则别有行主之。”(57)十三行由此进入全盛时期。朱树轩《广州十三行竹枝词》云：“番舶来时集贾胡，紫髯碧眼语喑呜。十三行畔搬洋货，如看波斯进宝图。”鲍鉁《广州竹枝词》云：“海珠寺前江水奔，诸洋估舶如云屯。十三行里居奇货，刺绣何如倚市门。”江仲瑜《羊城竹枝词》云：“夷商交易用洋钱，万里来瞻上国天。货物到关齐纳税，海珠湾泊火轮船。”徐振《珠江竹枝词》云：“十三行货总堪夸，新到东洋漂海艖。奇货独推英吉利，争先挑取贡官家。”(58)这些诗歌形象地再现了清中后期洋商不远万里舶着奇货，络绎不绝地来到海珠湾十三行，纳税之后用洋钱与中国人交易的热闹情景。清代嘉庆时，庾岭劳人的小说《蜃楼志》开篇也这样写道：“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59)太平门是广州新城的八个城门之一，位于城西，门外有太平桥，通往西关太平街。十三行便位于太平门外西关一带，“行家”即行商。从这段话可知十三行行商负责为外国夷商报纳关税，并承接进口的洋货再发卖到全国各地。因垄断了外贸往来，所以是“粤中绝大的生意”。

十三行行商还在河边修建夷馆，租给外商居住。沈复在《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中说：“十三洋行在幽兰门之西，结构与洋画同。”(60)说十三洋行的建筑和西洋画里画的一样，即西式风格。清人李斗也到过广州，他在《扬州画舫录》里写道：“盖西洋人好碧，广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以联房广厦，蔽日透月为工。”(61)乐钧在游历广州后也作有《岭南乐府·十三行》，云：“楼兰粉白旗杆长，楼窗悬镜望重洋。”(62)说的是蓝色洋楼与白色旗杆相映生辉，洋楼窗前还悬置望远镜，人们可以凭此远眺重洋。叶詹岩《广州杂咏·十三行诗》亦云：“十三行外水西头，粉壁犀帘鬼子楼。风荡彩旗飘五色，辨他日本与琉球。”(63)由此可知，夷馆前的旗杆上飘扬着各国国旗。张九铖《番行篇》则对十三行夷馆作了更为细致生动的描述：“广州舶市十三行，雁翅排城蜂缀房。珠海珠江前浩淼，锦帆锦缆日翱翔。蜃衔珊树移瑶岛，鲛织冰绡画白洋。别起危楼濠镜仿，别营奥室贾胡藏。危楼奥市多殊式，瑰卉奇葩非一色。靺鞨丹穿箔对园，琉璃绿嵌窗斜勒。莎罗彩纛天中袅，碧玉栏干云外直。”(64)

除了对十三行的贸易及其夷馆等进行摹绘外，还有的小说对十三行行商有真实的描写。如《蜃楼志》第一回说：“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书中介绍：“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带捆”。不过，这些行商又常常受到粤海关官员的勒索。苏万魁就被关部勒索了三十万两银子。当时有人作诗讥刺此事云：“新来关部本姓赫，既爱花边又贪色。送了银仔献阿姑，十三洋行只剩七。”(65)可见，粤海关衙门大肆敲诈勒索，也是十三行衰落的原因之一。《蜃楼志》中所写的十三行行商，还有真实可考的人物，这就是伍怡和家族。“怡和”指的是怡和行，由行商伍国莹在乾隆年间创立。伍国莹之子伍秉鉴接手怡和行后，扩展业务，把怡和行经营得越发成功，其后更跃居行商第一位。据伍家自己估计，至道光十四年(1834)，伍秉鉴积累的财产已达26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廷近半年的财政收入，俨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黄世仲《洪秀全演义》第二回说：“且说当时海禁初开，洋货运进内地，已日多一日，因此以洋务起家的还自不少。就中单说一家字号，名唤怡和。这‘怡和行’三个字，妇孺通统知得，确算得岭南天字第一家的字号!”(66)吴沃尧《发财秘诀》第三回也写区丙发了一注大财后，“就有那一班发财人和他往来，所以他就得了门路，把二、三万现银存放在十三行第一家字号‘伍怡和’里生息。顺便就托他带点洋货来，自己却在藩台衙门前开了一家‘丙记’洋货字号，又到香港中环地方开了一家‘丙记’杂货店”。(67)

鸦片战争后，由于海禁被迫大开，沿海主要城市陆续变成了对外自由通商口岸，十三行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其对外贸易的辉煌景象已不复存在。1857年1月12日，英军一把火烧了十三行商馆区，十三行由此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五、海丝之路影响下的城市生活

基于对外商贸而形成的商业文化，也在日常生活层面深刻地塑造了濒海的城市文化。以千年商都广州为例，其衣食住行就融入了不少西洋文化元素。清邓蓉镜《广州杂咏》云：“繁华世界绮罗身，花样于今又一新。短短汗衫窄窄袖，时装争效泰西人。”朱子夷《续羊城竹枝词》云：“手表项链镜双眸，闲步长提逐队游。郎发鬑鬑侬髻耸，笑他一样是风兜。”诗后注云：“女饰近日喜用手表、项链并金丝眼镜。妇女近尚高鬟，俗呼风兜髻。男子卷发于额，亦似风兜。”可见，在服饰打扮方面广州市民对西人的争相效仿。不仅如此，清末女子结婚也改穿白色的婚纱，而嫌穿红着锦俗气。崔海帆《续羊城竹枝词》即云：“碧藤轿子簇鲜花，婚礼文明半世家。吉服却嫌红锦俗，新人头罩白轻纱。”而女子新婚后回娘家，也不再坐轿子，而是与新郎携手同行。清末南海人胡子晋《广州竹枝词》云：“近来女子半风骚，旧俗拘墟笑尔曹。新妇归宁无用轿，两人携手更时髦。”注云：“粤俗，新嫁娘归宁向用桥，帘幕低垂，羞人见也。近日新嫁娘七朝以后，有偕夫婿仿西派，两人携手归宁者矣。”(68)

至于饮食，广州人也喜欢博采西洋之长，为己所用。清佚名《舟车闻见录》记载：“外洋有葡萄酒，味甘而淡。红毛酒色红，味辛烈。广人传其法，亦酿之，与洋酒无异……又有黑酒，番鬼饭后饮之，云此酒可消食也。番人药物，多蒸为露，或榨为油，如蔷薇露、桂花露、荷花露、丁香油、肉桂油、薄荷油、檀香油，今广人皆能为之。”(69)清末蘧园在《负曝闲谈》第二十一回中甚至说：“我们广东菜竟有些像外国大餐了。外国大餐有些都是兼著甜咸两味的。譬如一盆烤猪肉，他旁边摆上了玫瑰沙士或是苹果沙士，就是这个道理。”(70)

在商业建筑和城市景观方面，清代中叶以后广州相继出现了不少西方酒店与百货公司等。胡子晋《广州竹枝词》即云：“大东东亚又西濠，酒店趋时竞俊髦。建筑谁家夸第一，层楼还让大新高。”注云：“大东、东亚、西濠均为酒店名。大新公司高十二层，当时为最高楼房。”其咏百货公司，则云：“大洋货铺好销场，拆白联群猎粉香。毕竟西关人尚侈，食完午饭去真光。”注云：“十八甫真光公司百物俱备，又以地点热闹，生意大佳，但洋货比国货销路较多，可慨耳!”而洋人居住的洋楼，也成为广州令人瞩目的城市景观。清末田间桑者《羊城竹枝词》云：“石堤广袤认新基，绿树如云傍海湄。倏忽楼台疑蜃化，占风高插异邦旗。”史善长《珠江竹枝词》亦云：“金碧洋楼耀眼鲜，旗杆猎猎彩云边。隔江人望灯初上，星斗都疑落九天。”(71)与此同时，广州人的家居生活也在不同程度上和舶来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廿载繁华梦》写清末广州富商周庸祐建造的洋楼，内部摆设如餐台、波台、弹弓床子、花晒床子、花旗国各式藤椅、夏天用的电气风扇、款待宾客用的金银刀叉、自鸣钟等，色色齐备。《蜃楼志》写赫广大被抄家，还有意罗列了大量的舶来品：“自鸣钟廿八座，洋表大小一百八十二个，洋玻璃屏廿四架，洋玻璃床十六张，洋玻璃灯一百二十对，各色玻璃灯一百八十对，四寸厚水晶桌一张，四寸厚水晶椅八把，洋玻璃挂屏一百零四件，大红、大青、元青哆啰呢各八百张……洋毯、氆氇、地毡共四百八十铺……洋玻璃盏大小八十个。”(72)

在对外文化交往中，广州人产生了不少文化观念上的变化。这从新式学校林立、女学兴起、女子就业以及医药卫生、新闻出版等方面均可窥见一斑。孔沛然《羊城竹枝词》慨叹：“罢行科举到而今，学校居然立似林。漫说新荫桃李好，已无城阙见青衿。”胡子晋《广州竹枝词》也慨叹广州人“醉心美日与欧罗，授课分班各学科”。与此相应，英文开始受到重视与追捧。张国康《续羊城竹枝词》云：“学堂风气重英文，风度新充志士群。学得唉啤斯几句，居在蛮语傲参军。”甚至就连在珠江水面从业的疍妇，也会说几句英语。这让胡子晋颇为吃惊，他在《广州竹枝词》中说：“香江接近五羊城，洋派由来说大英。疍妇咕哩亦洋话，此间风气令人惊。”对于女子就业，他也感到很新潮：“夫纲打破渐开明，女子相矜执业鸣。铁路职员留纪念，群雌咸颂夏先生。”并注云：“花县夏重民任广三铁路局长，提倡女子职业，故车上收票亦用女子，风气为之一变，可志也。”至于西医的流行、医院的兴建，也自然颇受人关注。胡子晋在《广州竹枝词》中又写道：“西医门市百余家，广告宣传未免夸。儿妇两科谁妙手?肯堂王氏太平沙。”“试出东门南北行，学堂医院两恢宏。西人好与鬼争地，地有洋楼便卫生。”自注云：“东门外南如东山、北如望冈等处，西人购用坟地改建医学校、医院等。”另外，城市报业的勃兴，以及由此带来的报纸连载小说的流行，也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景观。胡子晋《广州竹枝词》云：“气象文明喜不禁，西关报馆盛如林。郑声靡荡成风尚，小说趋时半诲淫。”自注云：“西关第七八甫太平街，约计报馆二十余家。某某报盛行一时，长短篇小说多是诲淫资料。”(73)总之，伴随海上贸易而传入的西洋文明，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深刻地影响了沿海的城市文化，极大地改变了市民们的日常生活面貌。

以上，我们主要借助于文学作品中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描述，揆诸其他一些历史文献记载，勾勒了敢于破浪逐梦的沿海商人形象，展现了文学作品中的岛国想象，揭示了海丝之路孕育的商业文化精神，并对海丝之路的重要门户——广州十三行以及受濒海商贸文化浸润的城市生活等作了简要描述。不难看出，中国沿海地区的文化精神气质，诸如开放、冒险、兼容、变通、务实、功利、诚信、公平等，正是由两千多年来的商贸文化传统孕育、熏陶、生长起来的。而这也正是沿海地区自清中叶以后，受西洋文明冲击，率先策动维新变革，将中国文化引向近代化，后来更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地的主要精神动因。历来文学作品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粗描细绘，不仅为我们了解“海丝之路”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文化记忆，而且为我们观照沿海城市文化精神风貌提供了一个生动可感的视角。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海丝之路”的文化精神，与海外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唐]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50页。

②[唐]元稹：《元稹集》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9页。

③[唐]刘禹锡著，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18页。

④[唐]韦应物著，孙望校笺：《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08页。

⑤[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九“广南东路·广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69页。

⑥[宋]洪适：《设蕃致语》，《盘洲文集》卷六十六，《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1922年影印。

⑦[宋]楼钥：《送万耕道帅琼管》，《攻媿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影印，第302页。

⑧[元]袁桷：《元日朝回》，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丙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36页。

⑨[宋]洪适：《盤洲文集》卷三一《师吴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7页。

⑩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八四三《杨翮》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11页。

(11)[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12)[清]陈梦雷、蒋廷锡等辑：《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第208册《方舆汇编·山川典·海部》第316卷，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

(13)[清]蓝鼎元：《鹿洲全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14)[明]孙蕡：《广州歌》，《西庵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495页。

(15)[明]韩上桂：《广州行呈方伯胡公》，[清]温汝能纂辑：《粤东诗海》卷四十一，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8页。

(16)[清]屈大均：《西洋菊》，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卷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48页。

(17)[清]李坛：《澳门歌》，陈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

(18)[明]周叔懋：《泾林续记》，《丛书集成新编》第8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19)[清]袁枚：《新齐谐 续新齐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79页。

(20)[清]钮琇：《觚賸》，《笔记小说大观》第30编，台北：新兴书局，1979年，第3204-3207页。

(21)[清]青城子：《亦复如是》，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67-68页。

(22)[清]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93页。

(23)刊载于广州《赏奇画报》1906年第5期。

(24)[明]马欢：《瀛涯胜览》，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页。

(25)[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95、293页。

(26)[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备录·漳州府志·洋税考》，《顾炎武全集》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94页。

(27)[英]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杨博仁、陈宪平译，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28)[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农商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31、2354页。

(29)黄伯耀、黄世仲主编：《中外小说林》1908年第8期。

(30)[美]西·甫·里默：《中国对外贸易》，卿汝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05页。

(31)[唐]苏鹗：《杜阳杂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90-1391页。

(32)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全唐五代小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9-310页。

(33)[清]王韬：《淞隐漫录》，第113-117页。

(34)[唐]范摅：《云溪友议》，《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272页。

(35)[清]袁枚：《新齐谐 续新齐谐》，第324页。

(36)[清]王韬：《淞隐漫录》，第194页。

(37)[清]宣鼎：《夜雨秋灯录》，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215-216页。

(38)[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七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2695页。

(39)[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1-372页。

(40)邬启祚：《番禺末业志》卷四《工商业第四》，广州：南村草堂丛书本，民国年间刻本，第4页。

(41)丘良任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上海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276、268页。

(42)钟山、潘超、孙忠铨编：《广东竹枝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43)[清]庾岭劳人：《蜃楼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44)[清]彭养鸥：《黑籍冤魂》，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8-119页。

(45)[清]黄小配(黄世仲)：《廿载繁华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46)[宋]朱彧：《萍洲可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291页。

(4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234页。

(48)[清]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5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5页。

(49)[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农商类》，第2331页。

(50)[明]叶权等：《贤博编 粤剑编 原李耳载》，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44、46页。

(51)[美]约翰·斯塔德：《1897年的中国》，李涛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79页。

(52)[清]吴趼人：《发财秘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53)[清]徐珂：《清稗类钞》，第2291页。

(54)[英]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第18-19、58-59页。

(5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427页。

(56)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57)[清]刘世馨：《粤屑》，[清]关涵等：《岭南随笔》(外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2页。

(58)钟山、潘超、孙忠铨编：《广东竹枝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7、87、103、173页。

(59)[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2页。

(60)[清]沈复：《浮生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8页。

(61)[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5页。

(62)[清]张应昌：《清诗铎》(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23页。

(63)[清]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26页。

(64)[清]张九铖：《番行篇》，陈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第293-294页。

(65)[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2、22页。

(66)黄世仲：《洪秀全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67)[清]吴趼人：《发财秘诀》，第21页。

(68)钟山、潘超、孙忠铨编：《广东竹枝词》，第152、139、136、170页。

(69)[清]佚名：《舟车闻见录》，《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8页。

(70)[清]蘧园：《负曝闲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95页。

(71)钟山、潘超、孙忠铨编：《广东竹枝词》，第164、131、133、175页。

(72)[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227页。

(73)钟山、潘超、孙忠铨编：《广东竹枝词》，第136、169、137、163、165、166、171、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