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清末戊戌变法（1898年）失败，直至民国初期，自上而下多次发生将寺庙改为学校，占用寺产以兴办教育的所谓“庙产兴学”的风潮，对各地佛教造成了极大冲击和破坏。在这种形势之下，佛教界的有识之士联合社会各界信奉或同情佛教的人士，或向执政当局上书表示反对，或采取其他形式予以抵制，并向社会发出呼吁。同时，佛教界有不少高僧居士为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联合起来成立佛教组织，设立省市“僧教育会”，开办学校、创办刊物等，以维护佛教，推动佛教进行革新，各地涌现出如敬安、谛闲、月霞、圆瑛、太虚、应慈、持松、常惺等法师及杨文会、欧阳渐等居士。上海、宁波、南京、杭州、常熟等城市是他们传法、兴学和开展佛教革新活动的重要基地。
在这些人当中，敬安、圆瑛为推动全国佛教组织的成立，太虚创办佛教院校和倡导以“人生佛教”为宗旨的佛教革新运动，谛闲在宁波办学弘扬天台止观，月霞在应慈协助下在上海、常熟办学复兴华严法界之学，持松继月霞之后在常熟办学，又致力弘传密教，常惺协助太虚办学培养人才等，皆为维护中国佛教，推进佛教适应时代发展而做出重要贡献。
其中月霞、应慈和持松三位法师在常熟兴福寺办学，弘传华严宗学，培养佛教人才的事迹，对中国近现代华严宗的研究和弘扬有重大推动作用。
月霞显珠法师（1858—1917），俗姓胡，名显珠，字月霞，湖北黄冈人，年十九岁辞亲至南京大钟寺出家为僧，翌年受具足戒。先后游历镇江金山、扬州高昊、常州天宁等名寺，访师问道。后结伴辗转至陕西终南山，建茅蓬修行，专攻华严学，得到驻守长安的清绿营兵头目苏军门施舍物品和田地，与山中同修者共同垦种自养达六年之多。此后，月霞曾师事河南桐柏山太白顶的了尘、南京赤山法忍，后至安徽安庆迎江寺举办僧学，出国考察南洋、印度、西欧佛学，期间曾应请到日本东京为中国留学生讲经。1906年，月霞与应慈、明镜、唯觉一起在常州天宁寺从冶开法师受法为嗣法弟子。1909年在南京出任江苏僧教育会副会长，并在毗卢寺与谛闲创办江苏佛教师范僧学校，任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后，月霞应创办《时报》的护法居士、冶开的在家弟子狄楚青（1873－1941）的邀请，赴上海协助出版《佛学丛报》。1913年，经狄楚青的推荐进入哈同花园（爱俪园）为英国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讲经。不久，哈同夫人接受康有为的建议，请月霞主持在哈同花园建华严大学。于是，月霞在师弟应慈的协助下致力华严教学，招收学徒60人，开设正科、预科两班，以培养精通华严学的人才。然而开学三个月，哈同夫人受人唆使竟提出让学僧每月朔望向他顶礼的无礼要求，月霞予以抵制，不得已将学校迁离上海，到杭州海潮寺继续授课。至1916年，虽先后不过三年，然而培养出许多优秀学僧，其中有常惺、持松、戒尘、慈舟、智光、了尘、妙阔、惠宗等人。
1917年7月，月霞尊奉师父冶开之命，出任常熟兴福寺方丈。他一上任，即在兴福寺筹建华严学院，制定《华严学院预科简单》，以继续培养精通华严的僧才，因病请师弟应慈代为主持院务工作。不久病重到杭州玉泉寺疗养，11月在此逝世，年六十岁，遗骨归葬于兴福寺师子口。著作多佚失，有《维摩经讲义》传世。
应慈显亲（1873－1965），江苏东台安丰人，俗姓余，名铎，名显亲，字应慈，曾自称华严座主，晚年号拈华老人。出生盐商之家，自幼入塾攻读四书五经，考中秀才，因家室遭遇变故，感人生无常，遂于1899年在普陀山礼明性禅师为师，受剃度出家。先后师事敬安、大定等法师，1904年与月霞同时从常州天宁寺冶开法师嗣法。此后多年待师兄月霞如师父，随他到各地讲经弘法和办学。月霞病重时嘱咐应慈：“力弘华严，莫作方丈。”月霞圆寂后，他遵照月霞的委托，代他传法于持松及惠宗、潭月，并遵月霞遗命请持松继任兴福寺方丈，主持华严学院，他予以协助。此后，应慈到杭州菩提寺潜修，致力于华严经和华严宗教义的研究。1925年应请常州清凉寺开办清凉学院，1928年在上海辛家花园创建华严七处九会大殿并成立清凉学院，先后在常州永庆寺、无锡龙华庵宣讲唐译八十卷本《华严经》。1939年又在上海建立华严速成师范学院，1948年在南京设立华严法会，讲授华严宗创始人唐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
在新中国成立后，应慈以旺盛的精力为弘法利生，造就僧才而奉献力量。1954年荣任上海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7年出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副会长，1962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会议推选他为名誉会长，同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应慈于1965在上海慈云寺入寂，享年九十二岁。一生勤于讲经和著述，校勘唐澄观注释唐译《华严经》的注疏《华严经疏钞》，著有《心经浅说》、《正法眼藏》、《八识规矩颂略解》等。
兴福寺在应慈之后，持松法师曾任方丈并主持华严学院，继续培养僧才。
持松密林（1894－1972），俗姓张，法名密林，持松是字，学密教后号入入金刚，也自号师奘沙门。湖北省荆门县人，1910年于荆州铁牛寺出家，受具足戒后，得知月霞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乃至上海就学，此后随月霞到杭州继续学习，直至1916年毕业，因持戒精严和成绩优秀，得到月霞的赏识。在月霞到武汉、宜兴讲经时，他跟随身边。1917年月霞出任常熟兴福寺方丈，命他担任书记。月霞圆寂后，应慈遵照月霞的委托，代他传持松为嗣法弟子。1918年，持松继任兴福寺方丈后，致力修缮寺院殿宇，偿还旧债，赎回寺产，为兴福寺重建作出贡献。他将华严学院改为华严预备学校，聘请常惺负责教务，招生造就华严僧才。
1922年，持松与太虚弟子大勇东渡日本学习真言宗，由师弟惠宗继任兴福寺方丈，改华严预备学校为法界学院，直到1934年停办之前，主持学院的尚有潭月、存厚、正道、苇乘等人，常惺、慈舟等法师皆在此教过学，培养出的学僧中著名的有默如、福善、苇法、智开、妙生等法师。
持松曾先后三次东渡日本学习真言宗。日本真言宗即密宗，唐时空海（774－835）从长安青龙寺不空弟子惠果受法，回国创日本真言宗，因以京都东寺为传法中心，称东密，后又在高野山京建立传法中心。最澄（767－822）与空海同时入唐求法，从天台山湛然弟子道邃、行满受法，归国前又在越州从善无畏的弟子顺晓受传密宗，回国在京都东北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和台密。持松在日本不仅受传东密，而且受传台密，皆获阿闍梨（传法导师）之位。回国后在各地弘传密宗，在佛教界曾产生很大影响。日本侵华时期居住上海圣仙寺闭门谢客，潜心从事研究和著述，编撰《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密教通关》等。抗战胜利后，1947年应请出任上海静安寺住持，兼任静安佛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多次作为中国佛教界代表出国访问。1972年在文革尚在进行之中，持松含冤圆寂于上海，年七十九岁。1979年政府为持松法师平反恢复名誉，遗骨迁葬于兴福寺日照亭畔。
持松著作除上面提到的《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密宗通关》外，尚有《摄大乘论义记》、《观所缘缘论讲要》、《因明入正理论义解》、《心经阐秘》、《般若理趣经集解》、《菩提心论撰注》、《释尊一代记》、《梵语千字文》、《奘师文钞》等，及密教著作《大日经·住心品撰注》、《金刚大教王经疏》、《金刚界行法记》、《真言宗朝暮行法》、《密教图印集》、《三陀罗释》等。
以上月霞、应慈和持松三位法师在常熟兴福寺办学，弘传华严，培养僧才的事迹，至今对于兴福寺乃至中国佛教界发展佛教教育、佛教文化事业，仍有现实 的启迪作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回顾佛教的传播发展历史，佛教只有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不断对佛教进行调适变革，对佛教教义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和发展，才能增进佛教的应变能力，推进佛教的发展。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在祖国逐渐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危难形势下，激起维新改良和轰轰烈烈民族民主革命的两大社会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社会的迅速变革发展。在社会这一激烈变动的过程中，也曾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造成极大的冲击。如果对清末民初掀起的庙产兴学的浪潮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在中国政治界和文化界中确实有人认为佛教已经颓废落伍，对社会改良和进步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如削弱乃至加以废除而利用佛教的资财来兴办文化教育，加上怀有谋取私利之心的军政人员及地方豪绅从中怂恿，致使对佛教造成极大冲击和破坏。面对这种形势，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一方面加强联合，以组织的力量向当局进行抗争，向社会进行呼吁，一方面对佛教自身进行深刻反省，主动地在各地创办僧教育学校以培养新一代僧才，并且如同太虚法师所代表的那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且提出贴近现实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思想，推动佛教适应时代进行革新。
应当认为，月霞、应慈和持松等法师在兴福寺和其他地方办学，弘传华严之学，正是这一宏大的佛教革新运动中的一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致力推动佛教与时俱进的精神，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二、在中国的佛教的庞大体系中，包括东晋佛陀跋陀罗译的六十卷《华严经》、唐实叉难陀译的八十卷《华严经》、唐般若译的四十卷《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及各种单品经等，以及唐代成立的华严宗的重要著作及其教义，皆在中国佛教中占据重要地位。清末以后，随着中国佛教的日渐衰败，在八宗中恐怕以华严宗为最甚，研究和精通华严学的人极少。在近现代佛教的革新过程中，有人提倡法相宗、有的提倡天台宗，有的提倡禅宗，有的复兴律学，然而提倡复兴华严教学的则是以月霞、应慈以及持松为代表。
当前，兴福寺的僧众正在考虑今后如何继承兴福寺以往的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为社会积极做贡献的问题。笔者建议可以考虑借助新时期的优越条件，联合教内外的学者，将发展华严教学，推动华严学的研究作为兴福寺发展文教事业的重要目标。
三、在月霞、应慈、持松等先辈兴学育人的过程中，遭遇种种艰难困苦，然而他们没有屈服而中途退缩，仍能坚韧不拔地继续办学，培育人才，并且从事研究，撰写佛学著作。笔者希望兴福寺的法师能够继承这种精神，在新时期的弘法利生，发展文教事业中不断做出新的成绩。
四、当前中国佛教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正在沿着人间佛教的实践方向，为弘法利生，为发展新时期“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营造和谐社会的环境而努力奉献。希望兴福寺法师能够怀抱时代的责任心，为建好兴福寺，为佛教自身建设，为发展当代中国佛教各项事业，为中国全面实现富裕和谐的小康社会而做出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1、常熟兴福寺编，古吴出版社出版《常熟破山兴福寺志》；
2、蒋维乔著，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中国佛教史》；
3、于凌波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
4、“百度百科”、“互动百科”、“中国寺庙网”等网站的有关资料。
2010年5月1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