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科学视为一种外在的客观事物，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科学比作一座庄园。认识这座庄园，当然有不同的方法。
通常学习科学的人，比如理工科的大学生，会被领进庄园的某一部分，仔细了解这一部分的构造。但大学生们被告知，科学的庄园极其宏大，万户千门，普通人穷其一生也只能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绝大部分的理工科大学生，以及绝大部分的科技工作者、研究者，都不会了解这座庄园的全貌。不过对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点并不会让他们心有不安，因为他们在庄园里已经建立起了对科学的信念，或者说是信仰。
本书的作者则打算用另一种方式来帮助读者认识科学。他好像一个导游，说他要带读者沿着庄园的边界去走一圈，让读者从边界上来认识这座庄园。这当然和在庄园的某个房间里了解细节有很大的不同，有可能使读者对这座庄园获得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因为在这座庄园里的许多人，已经不知不觉地认为这座庄园是无限大的，而本书的重要特色，就是作者经常告诉读者：边界的外面，就不是我们“科学庄园”的领地啦。
庄园的边界，就是科学领地当下的尽头，这方面的内容是知识性的；而另一方面，带领读者参观庄园的边界，又是作者的叙事技巧和策略——至少作为理解科学边界的理论背景和知识准备，书中仍有大量科普性质的内容。
1997年曾出现了一本《科学的终结》（The End of Science），本书中也多次提到过此书，书出版后，因为被李政道等科学家斥为“一本坏书”“胡言乱语”，其中译本也在此间的书评刊物上受到批评。其实那本书的书名固然危言耸听，但也不是毫无价值——至少，书中作者利用《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资深撰稿人”身份对当代科学界及科学哲学界代表人物的采访，就有些意思。当然，作者对科学的前景和价值表示悲观和怀疑，甚至认为科学的末日已经不远了，还暗示科学家们所从事的有些工作近乎无聊或欺诈，确实是许多科学家不愿意接受的。
本书虽然强调科学的边界和不可能性，但估计不会遭到“坏书”之类的恶谥。本书作者约翰·巴罗（John Barrow），既是在科学前沿工作着的天文学家，同时又有作家的声誉，写过不少科学方面的读物。本书出版后，诸如“无法抵御的心智扩张之旅”“由事实、顿悟和猜测所组成的盛宴”“智慧的杰作”之类的好评不少。本书基本上仍能保持经典的科学立场，试图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讨论科学的极限。
本书先前的中译本将书名译成《不论》，既不准确，也容易产生误解。按照原文（Impossibility, The Limits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Limits），现在这个中译名《科学的边界：不可能性为什么重要》更为明白易懂，也更切合书的主题。但这绝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主题。前贤可供借鉴的工作很少，而涉及的方面又很多。作者沿着他那并不总是非常清晰的思路，来讨论科学中的“不可能性”，其中相对比较明确的如：
悖论（包括视觉上的、语义上的等等）；
科学、技术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进步？
计算，或者说处理信息的能力，有没有极限？
一种技术文明的高度发展有没有极限（比如能源耗竭之类）？
人类认识宇宙的限制；
时间旅行的可能性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
哥德尔不完备性带来的各种问题。
不过引起我浓厚兴趣的，首先倒并不是书中所讨论的各种不可能性的具体内容，而是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叙事策略。
首先，一个天文学家，不将时间精力集中在发表SCI论文上，集中在争取科研项目上，却去写这种“没有用的”书，讨论科学的极限，试图用实例向读者证明：科学不是万能的。这本《科学的边界：不可能性为什么重要》，可以说是典型的科学文化作品。我们赞赏这样的作品，是因为我们不能只要科学，不要文化，不应在下意识里认为只有科学才是硬的、实的、必不可少的，而文化则是软的、虚的、可有可无的。
但是，船坚炮利（到了今天就是芯片、北斗、高铁、航母）确实是立竿见影的，它们往往就是不断突破各种“不可能性”的结果。而许多不切实用的“基础研究”，在西方已经走向学术欺诈，就是利用了人们对科学“无限崇拜”和对科学边界缺乏认识，以售其奸。
杨振宁教授主张青年科学工作者要“经常思考最基本的问题”，那是从科学研究本身着眼的——思考最基本的问题，恰恰为的是站到和前辈大师一样的高度，像大师那样思考，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事实上，本书所讨论的科学边界，以及那些不可能性，基本上正属于“最基本的问题”。
关于本书的写作方式，我觉得尚欠完美。最主要是叙述思路并不十分清晰，谓之“盛宴”固无不可，但在阅读过程中，食客对此刻是在用哪一道菜，有时却不大清楚。也许这么说有点吹毛求疵，但给我的感觉确实如此。而各章之间的起承转合也颇为勉强，有些内容从逻辑上来说安排的叙述位置不一定妥当。
读者很容易在书中发现，作者的某些论断是明显可商榷的。比如在第四章作者谈到了人类计算能力的极限，认为某些科学课题“可能包含需要极长时间（比宇宙年龄长得多！）才能求解的许多小问题”。但如今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突飞猛进，除了硬件的进展使计算能力大为增强，算法的进步也完全可能使计算量急剧缩小。这里必须注意本书原版是1998年，距今已25年，“时代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
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小问题，可以谈一谈。作者在每一章、每一节的前面都按上一段“名人名言”，行文中有时也喜欢使用一些典故，估计作者追求的是文学性的修辞效果，但事实上经常既非名人也非名言，反而显得斧凿之痕太重，殊无必要。
作者肯定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种做法，给中译本带来了某些“求全之毁”。中译本中的大量“译者注”，都是作者上述喜好造成的——译者贴心地为每个“名言”作者和典故都作了译者注，意在帮助读者了解这些“名言”作者是何人物（尽管这对于理解本书内容通常并无必要），以及作者提到的事情有怎样的背景，提到的概念有怎样的来龙去脉。应该说，绝大部分译者注为读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确有锦上添花之效。然而如此繁重而且琐碎的附加任务，肯定会是一个挑战，所以也有一些译者注出现了白璧微瑕。
例如在第二章第二小节，译者注说“牛顿引力理论无法解释水星的进动”，从专业角度来说这是不准确的。首先应该是“水星近日点的进动”，但“近日点”在正文中就被忽略了，考虑到本书作者是天文学家，不至于如此不专业，这个忽略很可能是中译者造成的。而且译者注还有一个不准确之处——事实上牛顿理论也能解释水星的近日点进动，只是广义相对论的计算数值与观测更为吻合而已。
又如第七章第四小节，作者说“突然间我们处在《X档案》的世界中，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译者注说“《X档案》是一部著名的美国影片”，而实际上作者提到的《X档案》显然是指曾经在美国非常流行的剧集The X Files，至少有11季，持续多年，家喻户晓，成为许多美国作品中常用的典故。后来虽然确实出现过两部衍生电影（The X Files: Fight for the Future，1998；The X Files: I Want to Believe，2008），但没什么影响，而本书初版于1998年，作者写作本书时第一部应该还未上映，作者不可能用它作为典故。
提到上面这些白璧微瑕，只是为了证明我阅读此书时的认真程度，它们完全无损于本书的整体价值。
2023年10月9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