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著名高僧中，巨赞法师是声誉卓著的屈指可数者之一。巨赞法师在中国如火如荼的新民主革命的大潮中，向往光明和进步，追随中国共产党，坚决地站在广大工农群众的一边，力所能及地做出了作为一位爱国爱教僧人应有的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加佛教界的民主改革，参与筹备和建立全国佛教徒的爱国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创办《现代佛学》刊物，发展佛教文化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巨赞法师勤于学习，不仅博览佛教经律论三藏，并且拥有深厚的文史修养，即使遭遇磨难困境也坚持学习，一生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文章。现在有朱哲居士编的《巨赞法师全集》行世，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巨赞法师的事迹和思想提供了极大方便。
笔者在这里主要根据朱哲居士主编《巨赞法师全集》中收录的相关文章及以往看到的几篇文章，著重介绍巨赞法师对佛教教育的一些看法。
一、巨赞法师和佛教教育事业
巨赞法师(1908－1984)，俗姓潘，名楚桐，曾用笔名万均、古微等，江苏省江阴市人。在具备大学学历后，1931年在杭州灵隐寺出家。这一年日军在东北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从此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男女老幼奋起抵抗，掀起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
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巨赞法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肩负的责任，虽身著僧装，却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全民抗战的火热斗争之中。1939年巨赞法师在湖南衡山，积极联络和团结周围的爱国僧众，取得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指导和帮助，发起组织“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佛教青年服务团”，参加宣传民众，支援前线等抗日救亡运动，在佛教界和社会民众中产生很大影响。
巨赞法师出家后在辗转各地的艰苦条件下，坚持阅读佛教经典，学习佛教教理，同时研究中国佛教历史，注意对各地佛教现状的调查，对清末以来中国佛教界通行的弊病深有了解，经常思考如何结合时代对佛教进行改革的问题。巨赞法师也十分重视佛教界人才培养的问题。早在1933年巨赞法师尚在重庆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学习期间就已经担任了部分教课工作。1936年，他曾在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任教，1938年在湖南沩山佛学社任教。此后不久，南岳福严寺创立华严研究社，巨赞法师应聘担任教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巨赞法师在杭州灵隐寺期间，曾出任浙江省佛教会和杭州佛教会秘书长。第二年武林佛学院成立，他曾被推选为院长，在条件十分困难情况下致力于培养僧才的佛教教育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援下，巨赞法师和赵朴初居士等佛教界的代表，共同发起和筹备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后，巨赞法师出任副院长，并亲自担任授课，对佛学院不断取得成绩和毕业生拥有光明前途感到由衷的高兴，在1961年毕业典礼上致词中曾说：“在新中国已结束了过去社会所谓佛学院毕业出来的学僧前途茫茫，长夜漫漫的命运，毕业学员们要学习再学习，百尺竿头更求进步。”(1961年8月《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节选》)[1]。然而以后经历文革的非常时期，他曾遭遇不公正的待遇，致使他怀抱的对佛教教育的设想和抱负未能完全付诸实现。
二、注重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有知识、重学术的人才
巨赞法师一生，是爱国的一生，现存多篇他论述爱国主义思想的文章，例如1940年在全面抗战，全民动员，反对日寇的形势下写的《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中提到，新佛教运动应当站在时代前列，“揭示佛陀牺牲无我的精神，外搞强敌，内化民贼，从自力更生的中华民族领土里，完成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建设人间的极乐世界。前进的佛教同仁，团结起来！”[2]可以说，这种爱国主义思想贯彻在所从事佛教教务和教育活动当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在1951年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巨赞法师写了《论佛教的爱国主义》，专门论证佛教是如何主张爱国，佛教徒应当积极参加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正文斗争。此后，他还结合形势先后写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的文章，其中贯彻著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炽热感情，号召佛教徒应当热爱祖国，怀抱爱国主义的热情参加祖国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实践。这种思想也是他寄希望于全国年青的学僧的，自然贯彻在他的教育思想中。
巨赞法师对旧中国佛教界众多僧人文化水准低下，素质不高，特别对佛教界蔓延著的懒散、不顾大局、派别内讧及种种弊病深感不安，常常考虑如何结合新佛教运动的改革措施加以解决。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佛教文化教育提高僧众的素质，在佛教教团内部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使得更多有才华的人才愿意出家为僧，使佛教获得新的生命。1941年他在《狮子吼月刊》发表《佛教当前的一个严重问题》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时有黄茂林居士虽想出家，却不愿在风气不好的中国寺庙出家；邱晞明居士虽已出家，却又看不惯一些僧人的表现而还俗。对此，巨赞法师十分感慨，特地撰写此文评论此事，指出佛教界必须重视知识的学习，大声疾呼：“有了知识，才有道德……，赶紧庄严我们的知识堡垒，然后联合起来，用铁的意志，来打开、来洗涤这龌龊的牢笼。”[3]他认为，为使众多僧众掌握知识，提高道德，就必须发展佛教教育事业。
对于如何发展佛教教育事业的问题，巨赞法师是密切结合他设想的新佛教运动的方针的。他认为，促进佛教适应时代发展的关键是对佛教进行革新，要在“生产化”、“学术化”两个方面做出努力，清除以往佛教界存在的弊病，赋予佛教以新的生命。1940年巨赞法师写的《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中提出了这种思想，说：
我以为整理僧伽，应该确定两个目标，一，生产化；二，学术化。
生产化是僧徒各尽所能，生活自给。绝对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债和买卖式的迷信营业。效法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或San Dona to Frale Torri寺院的从事手工业，是最妥当的办法。这样，做和尚并不是一种职业，而也能参加劳动生产。对于社会经济，关系最大……。我觉得目前一般僧徒之几乎完全无知无识，原因是在懒；懒则由于身体之不健康，吃现成饭有以致之。生产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把懒的魔鬼从佛教界里驱逐出去，则一切才有办法。
学术化则恢复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个庙都造成学术团体，而每一个和尚都是文化人。玄奘法师在印度学法的那烂陀寺，六朝慧远法师所组织的东林寺，都是这种办法。[4]
此外巨赞法师在1941年写的《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1942年写的《重申立场》中也阐释过这种思想。
很清楚，巨赞法师提出的僧伽“生产化”的建议是想恢复唐代马祖、百丈以来禅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传统，组织僧众参加生产劳动，改变佛教界长期存在的懒散，不求进取，追求安逸享受，严重脱离社会民众的弊病；提出僧伽“学术化”的建议，则是为了发扬中国佛教重学术研究的传统，引导僧人勤奋学习，开展佛学研究，以提高僧众的素质和扩大佛教在社会民众中的良好影响。巨赞法师还建议“整理教理”，运用佛教义理对现实社会的各种科学的、哲学的、政治的等等问题进行研究，向民众作出通俗易懂的解答。他还提出对大藏经进行整理，加强对中国佛教史、佛教戒律和各宗教义的研究，加强对印度及东南亚各国佛教的研究和介绍，尽快做出成绩。此外，巨赞法师还提出改进整顿寺院，重视培养僧才的建议。
巨赞法师在《为僧教育进一言》(载《佛教公论》第八号)中提出：主持办僧教育者必须“以真实为法之心办学”，不是为了“装饰门面及追求个人名利”而办学，造就人才也不能“贪多求速成”。这就是说，如果主持佛教教育者缺乏对佛教事业和佛教前途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没有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办不好佛教教育事业的。他说学僧必须懂得“自度为先”，能够“自度”方能度脱众生的道理，应当端正学习态度，是为佛教事业而学习的。[5]他建议学僧阅读1934年他在《佛教公论》上发表的《先自度论》。[6]这篇文章广引相关佛典语句对僧人应先自度的道理作了说明。
应当说，巨赞法师以上这些主张与太虚法师提倡的“新佛教运动”是密切呼应的，对推动中国佛教界进步人士思考和进行革新佛教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巨赞法师对佛教教育的主张在他1947年至1948年主持杭州武林佛学院期间得到部分贯彻。据方兴居士《于狮子吼听法音——忆巨赞法师》介绍，巨赞法师在武林佛学院实行开放式和启发式教育，要求学僧不仅要勤奋阅读佛典，而且要学习外语，阅读文史哲等学科的书，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报纸新闻，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世间法”，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出世间的佛法。[7]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巨赞法师受中国共产党有关领导的委托，写出新中国佛教改革的方案转前给党组织。在北京解放以后，他联合佛教界领袖和有识之士上书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对新中国佛教改革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再次提出以“生产化”和“学术化”来树立佛教正信，革除旧佛教中的封建糟粕，改进佛教组织以适应新中国的社会环境，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
巨赞法师在中国佛学院成立后曾任副院长，并且向学僧授课。文革后中国佛学院恢复，他继续关心佛学院的工作。他曾向友人表示，佛教教育应按照“生产化”和“学术化”的两大目标来制定教学计划，设置课程，在校学僧应当具备四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一)工、农、商、学、医学等各行业的知识和职业技能；(二)寺庙管理和接待业务的知识；(三)文史哲等基础知识；(四)较高的佛学水准。(方兴居士《于狮子吼听法音——忆巨赞法师》)可以想像，巨赞法师这种想法是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得出来的。
综上所述，巨赞法师对中国佛教和佛教文化教育事业适应时代发展的问题是十分关心的，在不同时期对发展佛教教育提出探索性的建议并付诸实践是非常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注释：
[1]《巨赞法师全集》第992页。
[2]《巨赞法师全集》第727页。
[3]《巨赞法师全集》第736页。
[4]《巨赞法师全集》第728页。
[5]《巨赞法师全集》第790－791页。
[6]《巨赞法师全集》第799页。
[7]方兴的文章，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宗教组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名僧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