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大国间的相对实力、国际权力格局变化？在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背景下，中美战略关系的走低、美国对中国威胁认知的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和权力变化？

一、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来源

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来源于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化相互依存和以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为基础的网络结构的非均衡性。正是不同国家间的二元相互依赖关系构成了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化相互依存和网络结构的微观基础；而网络化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敏感性和脆弱性则赋予了网络结构中不同位置（节点）、不同行为体的不同权力优势。

（一）度数中心性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直达权力

度数中心性是一个节点在网络中所拥有的直接连接的总和，常被用来衡量网络中节点的权力地位及其影响分布。与度数中心性相对应，直达权力常被用来衡量一个节点的行为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和在网络中的区域重要性或影响力。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度数中心性越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就越高，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资源获取能力和对网络中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即直达权力也就越高。

在本文的样本期间（2000—2021年），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入度中心性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出度中心性则于2010年超过美国和德国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在出度中心性的强势表现赋予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更多的影响力，美国在入度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则赋予了美国在全球价值链非对称相互依赖格局中更多的强制性权力。中美两国在出度中心性和入度中心性的不同表现进一步强化了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中的非对称相互依赖格局。

（二）特征向量中心性与全球价值链中的通达权力和借势权力

特征向量中心性常被用来衡量一个节点在网络中所拥有的间接关系的数量和在网络中的整体影响力。与特征向量中心性相对应的是通达权力和借势权力，其中通达权力衡量的是一个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整体影响，借势权力反映的则是一个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边缘”地位。

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一国的特征向量中心性数值越高，表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趋于中心的程度越高、影响力越强；数值越低，意味着该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趋于边缘的程度越高、影响力越弱。目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特征向量中心性即通达权力和借势权力高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全球或区域枢纽中心。

（三）中介中心性与全球价值链中的居间权力

中介中心性常被用来衡量网络中某一节点对网络中资源的控制能力或控制程度。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一国的中介中心性越高意味着该国控制要素流动的能力就越强，该国在网络中的枢纽或桥梁位置就越关键。

与中介中心性相对应的是居间权力，一国在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该国增强、阻断或切断联系的居间权力就越强。换言之，一国在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该国将其枢纽地位、桥梁位置转换为强制性权力或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能力就越强。目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与美国不相上下，虽然美国的中介中心性在过去二十年间经历了一段下降过程，但近年来却呈现出明显的回升之势。

二、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与国际权力格局变迁

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不仅体现在大国间的权力对比即重要位置上的变化，还体现在以节点的中心性、结构性权力的总体分布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特征的动态变化。

（一）大国间的相对权力分布和消长

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变迁首先体现在大国间的权力分布和相对权力变化。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结构性权力的上升趋势和德国相对稳定的结构重要性相比，过去20年间，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虽然也经历了一段下降区间，中美之间虽然也呈现出一定的此消彼长关系，但从美国近年来的权力回升趋势来看，至少在全球价值链领域，还很难说美国的霸权已经或开始衰落。

作为全球第一商品贸易进口大国和全球第一服务贸易大国，美国依然可以凭借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枢纽中心位置和在居间权力方面的强势表现，通过市场准入、出口管制、切断连接等方式控制、约束网络内其他行为体。凭借其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价值链中高度的中介中心性和网络中其他行为体对美国市场的非对称依赖或对美国技术的单向依赖，美国在全球高科技或先进制造领域仍然具备单向切段网络连接并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能力，在部分关键新兴技术领域仍然具备极强的体系控制能力、网络化制裁体系内其他行为体的能力。

正是美国在全球服务贸易网络、先进制造和高新技术领域固有的结构优势抵消了其在全球制造业、商品贸易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的下降。也正是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等网络中依然具有的高度的网络中心性、结构重要性，让美国在物质性权力相对下降或霸权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仍然能在全球价值链等领域发挥持续且强大的影响力。

（二）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分布与网络结构变化

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变迁并非仅限于大国间结构性权力的对比和消长，还取决于网络结构的特征和演变规律。而网络结构的演变则是由决定连接变化方向的适应度（fitness）和节点的中心性共同决定的。

从2000、2010、2015和2020年4个时段的以度数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流量中心性的分布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特征变化来看，过去20多年间，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中心性总体而言一直呈现出明显的负偏态分布特征。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性的这一负偏态分布特征意味着全球价值链网络中拥有较大权力的国家占比较大。

（三）全球价值链中结构性权力的分布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

全球价值链中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不仅体现在大国间的权力对比即重要结构位置上的变化和网络结构的演进，还体现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结构性权力的总体分布状态和变化趋势。

从2007—2021年全球价值链中各类型、各行业、各年份的结构性权力的基尼系数来看（均在0.6以上且呈总体上升趋势），全球价值链是一个权力分布并不平等的网络——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国、美国、德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而由权力分布所映射出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则呈现出高度的“中心—边缘”格局。

而从2000、2010、2015和2020年4个时间节点的结构性权力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全球价值链中结构性权力的总体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幂律分布特征，具有很长的右尾。正是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成长性、优先连接性和无标度网络的聚团动态而非静态演化特征让全球价值链网络呈现出一种“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

三、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变化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以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和网络中心性为被解释变量，以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本文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结构和国际权力格局变化。

第一，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中美战略关系的走低即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对中国威胁认知的上升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分布显著负相关。

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中美两个最具结构影响力的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不仅会削弱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重要性，还会削弱网络中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结构重要性。这一实证结果还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重要性的削弱并不必然意味着网络中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结构性权力的增长。

第二，中美战略关系的走低（中美战略竞争程度的增加）、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变量与增加值输出国、增加值输入国的结构性权力均显著负相关。相比而言，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对增加值输出国的结构性权力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增加值输入国的负向影响。

这一实证结果与中国作为最大增加值输出国、美国作为最大增加值进口国的地位和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相契合，也与美国利用其增加值最大输入国的地位、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主动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和在高科技领域网络化制裁中国的政策事实相符。

第三，中美战略关系的走低、美国对中国威胁认知的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均会对各增加值输出国在全球制造业网络、商品贸易网络、服务贸易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相比而言，中美战略竞争对各增加值输出国在全球制造业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其对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网络的负向影响。

第四，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与各增加值输入国在全球制造业网络、商品贸易网络、服务贸易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从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来看，中美战略竞争对各增加值输入国在商品贸易领域的结构性权力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对增加值输出国的结构性权力的影响要大于对增加值输入国的影响。

第五，中美战略竞争并未弱化全球价值链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居间权力。这一经验事实也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去中心化”“去中国化”现象相符。

四、结论

其一，全球价值链网络呈现出明显的“中心—边缘”格局，权力高度集中在以中国、美国和德国三个最具结构影响力的大国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中。

其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性权力的上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的相对实力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

其三，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

其四，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商品贸易网络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性权力的上升并未改变美国在全球服务贸易网络中固有的结构优势和在全球高科技、先进制造领域中高度的中介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

其五，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关系的走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的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结构性权力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增加值输入国的负向影响。

其六，中美战略竞争对各增加值输出国在全球制造业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的负面影响大于对其他领域的负面影响，对各增加值输入国在商品贸易领域中的结构性权力的负面影响大于对其他领域的负面影响。

其七，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或居间权力。

鉴于中美两个最具结构影响力的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对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格局、网络结构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了有效削弱相互依赖的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对全球价值链的负面冲击，也为了有效防止全球价值链领域中出现新的“安全困境”“敌意螺旋”，中国有必要与网络中其他行为体一起，将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影响力、强制性权力转换为更具社会性的塑造性权力。

考虑到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中国还应在继续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网络中心性尤其是入度中心性和增加值输入国的结构性权力的同时（此举可以有效降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敏感性和脆弱性），重新框定中美关系、重新解构中美战略叙事，有效降低中美战略竞争、经济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冲击。

（作者：王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经济外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本文摘自《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