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并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2月21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以下简称“概念文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概念文件阐释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和原则，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六个坚持”高度一致。在此基础上，概念文件进一步明确了20个重点合作方向以及5个合作平台和机制，将理念原则和实践路径有机结合，重点突出，操作性强，对于进一步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大国安全观。

西方大国的安全观及其局限

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最终形成了以西方主要大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在此过程中，西方大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世界主导权，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政治中心，并通过自身的权力地位、联盟体系、国际制度等手段，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西方大国确立和维持世界霸权的过程中，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稳定论”与“和平论”，例如，霸权稳定论、均势稳定论、单极稳定论、两极稳定论、多极稳定论、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制度和平论、永久和平论等。然而，西方学者提出的这些理论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反而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上述西方和平理论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安全观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

一是迷信制衡原则，强调权力的分配。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权力制衡是首要的政治原则，体现在国内政治中的三权分立和国际政治中的均势政治。在均势政治中，无论是二元均势，还是更为复杂的多元均势，理论上都难以保证体系的长期稳定。这是因为均势政治是静态的，而国家之间实力的变化是动态的，随着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一旦均势发生变化，即发生所谓的“权力转移”，国际体系动荡的一面便会凸显。

二是迷信制度和平论，强调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作用。西方主要大国通过操控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决策机制，为其霸权利益服务；同时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联盟体系和制度，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上搞集团化、阵营化，把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他者不安全的基础上。

三是迷信民主和平论，强调民主体制对冲突的抑制作用。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战争更可能发生在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之间以及非民主国家之间。民主和平论把世界划分为所谓的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将二者对立起来，而且为了实现扩大民主和平区，强行在它们认为的非民主国家推行民主化，结果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动荡不安，冲突甚至外溢到地区和国际社会。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大国所谓的“安全观”，其核心是全球安全的零和博弈，把自我安全与他者安全对立起来，把自我安全建立在他者不安全甚至改造他者的基础上，认为只有同质性的民主国家才可以实现和平。它强调的是安全的局部性，而不是整体性；对立性而不是包容性；同质性而不是异质性。总之，缺乏从人类社会整体的角度关怀和思考全球安全观。

中国特色大国安全观

全球安全倡议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安全观，其中包含中国如何看待和实现自身的安全、中国如何看待和实现全球安全、中国的自身安全与全球安全的关系问题。它与建立在对抗式思维基础上的西方大国的安全观存在本质差异，显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实现全球安全上的正义性和进步性。

第一，超越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调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看待安全问题，认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倡导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不可分割。全球安全倡议所倡导的安全观，真正体现了全球安全的整体性、融合性与合作性的特点，超越了西方对抗式的安全观，具有明显的时代进步性。

第二，超越单边与小多边的集团思维，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原则。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如前所述，西方大国的安全观也重视制度框架下的合作，但是这种制度下的合作，要么是建立在单边主义基础上的霸权合作，要么是建立在小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局部合作，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封闭性与排他性。而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真正的多边主义原则。

第三，超越理念与原则的抽象思维，充分关注当下重点安全合作领域。全球安全倡议最大的创新在于提出了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迥然不同的安全观，但是它并没有止步于抽象意义上的理念论争，而是提出了当下和未来国际安全领域重点关注的二十大合作领域。其中，既包括议题性的领域，如维和、裁军、大国关系、海上安全治理、反恐、数据安全、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外太空、粮食和能源、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也包括区域性的领域，如东盟的安全机制、中东的安全倡议、非洲的和平能力建设、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安全机制构建、太平洋岛国提升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理念的创新终究要落实到具体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和机制创新。全球安全倡议不是抽象的一般性安全倡议，而是着眼于当前和今后全球安全领域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点安全议题，不仅是倡议，更是行动。

第四，超越自我理念与制度设计，开放包容一切人类文明进步的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作为在安全议题上的全球治理倡议，同样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与国际社会共同丰富倡议内涵，积极开展各种新形式新领域的合作。在既有联合国体系的各类机制基础上，倡导“中国+”机制，从议题和区域出发，努力传播中国的安全倡议和安全文化。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一系列倡议，除了倡议本身的包容性、共享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开放性，保证了各类倡议的生命力。

第五，超越安全与发展相互分割的模式，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二战结束后，在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过程中，尽管宪章宗旨把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进行了相互独立的论述，但是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来说，安全的环境有利于发展，发展的成就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全，二者相互依赖，相互成就。但是对于具体国家来说，如果投入安全的资源过多，当然影响发展；同时如果发展引起了他国的担心，其他国家采取遏制战略，发展导致的不安全感就将上升，二者也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统一安全与发展的架构，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安全和发展的不可分割性，正是基于二者的内在关系统筹安全和发展问题。

总之，中国特色大国安全观，超越了西方近代以来的霸权安全、均势安全，以及二战后的制度安全、联盟安全。西方的安全观带来了一段时间里西方内部的安全，但是从全球意义上看，因为其对抗性思维模式、零和博弈的安全观，导致全球更多的不安全，加剧了地缘安全局势的紧张。中国特色大国安全观强调的是人类安全共同体，是安全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既体现了中国的大国安全观，也是中国对全球安全的责任担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