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50人论坛的邀请，今天是长安讲坛第400期，很高兴在这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跟大家交流。人口问题是近期关注的焦点，中国的人口转变与其他经济体有很大区别，这种独特性给经济发展带来重要的、与众不同的约束。
一、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及其独特性
人口转变是指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人口出生、死亡、自然增长的不同状态为标志的人口发展过程。一般来说，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口生产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状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口死亡率开始下降，人口发展向着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阶段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口的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发展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时期。整个过程是不断转变的，这个过程我称为人口转变的过程。人口发展在上述不同阶段之间的进阶转换过程，就是所谓的人口转变过程。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经济体而言，人口转变过程必然具有与一般路径不同的可能性。
在新近的研究中，Delventhal和Guner (NBER working paper No. 29480, 2021)整理了186个国家，时间跨度为250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以观察人口转变的规律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口转变的过程存在于每一个国家，或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或正处于人口转变的进程中；第二，总体上看，人口转变的速度越来越快；第三，一个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受到周边国家人口转变进程的影响。
中国是什么情况呢？图1显示了中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左图是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右图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减去死亡就是人口自然增长。可以看到，除了建国初期某些极端年份有一个跳跃之外，应该说早期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然后快速下降。到2022年，粗出生率已经低于粗死亡率，人口负增长开始出现。
图1
从人口统计角度，要看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总和生育率是各年龄段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的加总，其人口统计学含义是指，同一批女性按照当年的分年龄生育率渡过整个生育期所生育的子女数。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2.1左右是维持人口简单再生产的生育水平，即人口处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图2显示，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人口再生产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增长阶段，人口数量长期保持着低水平的增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逐渐下行的轨迹。
图2
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口转变速度快。尽管人口转变加速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明显快于其他经济体，如果以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以下为标志，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历程。
人口转变的核心是生育率水平的不断下降。严格的人口政策和快速的经济发展相继对生育率的下降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是中国人口发展进程快速转变的主要原因。我们在十几年前做过一项研究，观察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阶段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影响。70-8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口政策，但从90年代开始，人口政策这个变量已经不显著，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口快速转变的过程表现在经济发展上，相对于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人口转变的形态。中国的人口转变进程大多领先于经济发展自发作用的人口结果，并由此构成了经济发展中的独特因素，已经（生育率下降与劳动年龄人口达峰）、正在（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将要（总人口达峰）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图3的横轴是人均GDP，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纵轴是总和生育率，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国家。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总和生育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按照图中的规律，可以预测特定发达阶段的生育水平，在这条线的附近是一个均值。中国目前是1.3，远远低于这个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平均生育率水平，实际上是一个人口发展领先于经济发展的过程。生育率的下降领先于经济发展进程的自发结果，既体现了中国人口转变进程的个性化特征，也是未来摆脱低生育率水平的希望所在。
图3
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与刘易斯转折
生育率的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劳动人口达峰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转折。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后会经历劳动力市场从劳动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向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转变的过程，称之为刘易斯转折。图4中的P点就是转折点，一个国家结束劳动无限供给、人口数量多、城乡互相分割、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贡献到非农部门的状态。对于绝大部分经济体来说，这个过程都是需求侧的因素推动的：通过经济的非农部门或者现代部门不断发展，逐渐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业部门或者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让他们逐渐转移出来，进而造成劳动力的短缺，同时不断抬高制度工资，使城乡之间逐渐走向一元化的道路。
但对中国而言，其实还有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2012年，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此后劳动人口数量开始迅速减少。今后几年，无论用什么标准来定义劳动人口，结果都是大幅度减少（见表1）。如果和韩国、日本进行比较，中国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就是人口因素导致劳动人口的供给侧产生变化，助推了劳动力市场转折的过程。假设没有人口因素的推动，中国达到劳动人口转折的时间点比现在要晚。供给侧因素发生作用，是我们区别于一些经济体的很重要的方面，原因是人口转变在几十年前已经埋下种子。
表1
由此带来一些变化，比如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长较快。从图5可以看出，在一些年份里，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是供给侧的因素导致的。工人的工资增长，可能是劳动生产率提升，也可能是稀缺性增加。如果仅仅是因为人的稀缺性增加了，工资增长并不需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图6是单位工资成本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从2005年到现在，单位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因此，仅仅是人口因素的变化就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发生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和经济发展的其他过程是没有关系的。
图5
图6
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企业会做出一些反应，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当雇佣劳动力越来越昂贵的时候，企业必然倾向于使用劳动替代的技术，即所谓的技术进步。当这些因素反映到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图7的横轴是就业结构，每一个泡代表一个行业的就业，泡越大说明就业人口越多大，纵轴是就业结构变化。左图说明，在2010年，就业越多的行业，就业增长也更明显，图中红线往上走。右图说明，2015年以后，原来就业比较多的行业，就业反而在减少。经济与和就业结构出现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已经很明显。
图7
就业的损失是否超越经济发展阶段？不好回答。但是人口因素所推动的劳动力市场的转折，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形成了外生的冲击。这可能与经济的自发进程（即经济发展阶段引起的结构变化）有所差异，纯粹是由人口因素带来的。因此，当就业的损失超过就业的创造，有可能导致结构性甚至总量的就业不平衡，最近看到很多就业的情况都与此相关。
图8
以上是人口转变的第一个结果，对中国过去十年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和就业总量都产生了影响。
三、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快速老龄化是人口快速转变的结果。2022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总量为2.8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9.8%；65岁及以上的人口总量达到2.1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4.9%；根据普遍接受的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4%），中国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从历史的长河看，人口老龄化对于人类社会是一个新现象。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和速度明显领先于经济发展自发进程的结果，人口转变过程的独特性是背后的推手。这也决定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两个主要特征：未富先老和快速老龄化，这也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巨大的老年人口规模。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19亿，占世界同年龄组人口（5.35亿）的比重为22.2%，2020年该比重达到28.4%，十年上升了6.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其他很多经济体，这一比重还将持续上升。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通用的养老模式在我国不能成为一个主导模式，比如小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开放的经济去享受世界增长的红利，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模式应该主要立足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
同时，中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于世界而言具有内生性，全球要素供给、价格水平和技术进步方式都受到中国老龄化巨大规模的影响。
未富先老的特征依然明显。从表2可以看出，70年代初欧洲一些国家65岁人口就达到14%以上，但人均GDP水平已经相当高，比如瑞典已经超过27000美元。我国在2021年达到14%，当时人均GDP是10371美元。相对于老龄化水平来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不够。
表2
另外，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也与人口快速转变相关。图9显示了世界上十个最大的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竖线越长说明变化越快。2020年，我国老龄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不是很高。比如美国是16.2%，日本接近30%，法国和意大利也都很高，我们比印度和巴西稍高一点，在十大经济体中排第八位。但是到2050年，我国将达到30%，跟日本的差距很小，与德国大体相当，在十大经济体中位居第四。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现在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较低，但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会以更快的速度赶上发达国家。这正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如果经济发展速度赶不上人口老龄化追赶速度，可能会面临经济发展的很多挑战。
图9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是不是有影响呢？沿用经典的CD生产函数框架，经济增长按其来源可作以下分解：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总产出的增长来源于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劳动投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来源于资本产出比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如果人口老龄化对等式右边的任一个因素产生影响，都将会影响总产出的增长，而其净效应则是各类影响的总和。
为什么快速人口老龄化更值得关注？第一，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减少与工资的快速增长，可能对原有的产业及其比较优势产生冲击。第二，老龄化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会推动诱致性技术变迁的发展。然而，技术变迁受要素相对价格影响，其推进是渐进的过程。如果老龄化进程快速推进，有可能形成冲击性的影响，技术进步的替代可能来不及发生。第三，快速的深度老龄化（2020-2025年，80岁以上的老人增加15.2%，达3376万人），不仅增加了养老的资金支出，也使得长期看护、医疗保障等赡养成本迅速增加：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快速的老龄化由于在短期内增加抚养比，而使消费、储蓄、投资的相互关系发生突然变化。
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工作相关的消费（如交通、住房等）会明显下降，对医疗的消费会增加很多。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消费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深度老龄化会引起长期照料需求的增长，人口抚养比（图10）也将快速增长，由此导致一系列变化。
图10
图11反映了年龄与收入的关系，一个人获取收入的时期是参与社会活动的劳动年龄，20-60岁之间的劳动收入高，在未成年或者老龄的时候收入低。在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用中间这部分人的收入，来补偿少儿抚养人口和老年抚养人口的消费。但是在人口老龄化以后，中间这部分人的比重越来越低，抚养比越来越高。如图10所示，2040年我们的抚养比将超过1。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图11
为了研究快速老龄化的影响，我们使用了多个数据来源。分国别的人口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口展望2019数据库”，本文使用的老龄化的指标为“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20岁以上人口数的比重”；关于中国人口增长及其结构变化的部分数据来自于 “分年龄人口数据预测数据库”。经济增长、人力资本、资本存量等数据来自于“Penn World Table 9.1”国别经济增长数据库。由于低收入国家大多尚处于人口转变的初级阶段，未经历人口老龄化，因此本研究剔除了低收入国家的样本，共包括了72个中等收入国家和50个高收入国家。样本的时间跨度自1990年至2015年，以每5年为一个考察时段，形成了5个时段，122个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因此，我们可以控制其他与国别及时间相关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比较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仅在刚才所说的十大经济体，即使放在全世界范围，我国老龄化速度也是很快的。人口老龄化对于增长的各个来源都有不同的影响。一是降低劳动力市场规模，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越来越少，影响是负的；二是对资本产出比还有正面的影响；三是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源自技术创新，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越来越老的时候，创新动力就会下降；四是在劳动力当中，中位年龄越来越高，对增长是不利的。把这四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人口快速老龄化对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比较明显了。总体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五年仅仅由于快速老龄化，经济增长每年可能减少1.04个百分点，2025-2030每年可能损失0.85个百分点。
除了对增长的影响之外，快速老龄化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们看一下对储蓄率的影响。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很综合，但是跨国研究表明，很多其他因素并不是非常稳健的关系，但有一个特别稳健的因素就是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对于转低收入的机制，对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比重比较大。同时，越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对养老金转移支付机制越敏感，影响越显著。
综合上述因素可以看到，尽管现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水平还不高，但是速度很快，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很明显的制约，体现在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下降，同时也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比如造成社会消费节奏的变化，对储蓄率产生影响，使经济结构与以前产生了很大差别。
四、总人口达峰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022年，减少了总人口增长85万，总人口可能已经将达到峰值。总人口达峰是长期低生育率累积的结果，由于生育率逆转的困难，此后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由于自然的人口转变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案例并不多见，但在中等收入阶段人口负增长，也体现了人口转变领先于经济发展的独特性。总人口达峰是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后，人口发展形势出现的有一次重要转折，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新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对总需求的影响会出现新的变化。
过去三年疫情的间歇、散点暴发，使面临生育的家庭增强了对不确定性的预期，并延迟了生育决策，从而对总出生人口产生负面的影响。其他国家的数据，也表明疫情暴发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疫情期间积压的生育意愿可能会释放，并引起出生人口的短暂反弹，但这不会改变总人口减少的长期趋势。
“十四五”是总人口变化的平台期。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结果（中方案），2023－2025年我国的总人口将累计减少150万人左右；我们综合考虑影响总人口变化的短期因素的预测结果显示，2023－2025年我国的总人口将累计减少225万人左右。因此，“十四五”中后期总人口将处于小幅波动的状态，累计减少的人口占“十四五”末总人口的1‰－1.5‰左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明显。总人口在经过“十四五”的平台期后将持续减少，且减少的幅度逐渐增大。根据预测，“十五五”期间，总人口将减少1000万人左右；2030年的总人口较人口峰值减少的数量占当年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2035年，总人口比峰值总人口减少3148万人左右。由于人口负增长在“十四五”以后呈加速演进的态势，需要统筹考虑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总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几个特点。第一，由于总人口负增长，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短期因素变为长期制约。以前讲增长一般考虑供给侧因素，不考虑需求的因素，需求的因素涉及宏观调控，只影响经济的波动，不能决定增长水平的稳态。从长期制约来看，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机制，需要引起注意。第二，从人口负增长产生的需求制约来看，通过人口规模变化缩小了市场的规模，技术替代可能性小，利用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的余地较小。第三，较之于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总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国际经验少，影响的不确定性更强。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很多结构性变化，包括养老制度等都有经验可循，但是人口自然变动带来的负增长很少见，这是中国人口变化的独特性。
总人口达峰对需求的影响，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假定人均消费水平保持“十三五”期间的平均水平，不考虑价格变动因素，到“十四五”末人均消费水平为35253元，“十五五”末为45293元。仅仅由于人口减少引起的消费需求变化，就会使“十五五”末的GDP减少1895亿元。总人口负增长还会间接地影响投资需求，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也会由于总人口达峰趋于饱和。
表3
从内生增长理论来看，知识的增长率与人口规模存在固定的比率，即只要人口规模保持不变，知识的存量将以恒定的速率增长，从而确保经济一定速度发展。但如果总人口出现负增长，知识的存量和人均收入都将趋同于一个稳态，人均产出会由于人口规模的下降而下降。
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剔除了人口负增长与战争、政权剧烈变更等重大突发事件同期发生的样本后，总合生育率在2.1的更替水平以下、且总人口持续负增长五年以上的经济体有12个。观察这12个经济体在总人口负增长前后的经济增长表现，可以发现在人口负增长后，经济增长的表现也出现恶化。总人口达峰后，人口总量的逐年减少将对经济发展在需求侧形成长期的制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具体来说，既包括人口数量减少对消费需求的直接影响，也包括对投资需求的间接影响。
简单总结一下。中国独特的人口转变过程体现为人口发展进程领先于经济发展自发作用所实现的人口发展结果。人口快速转变的核心推动力是生育率水平的快速下降。人口因素是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约束条件。正是由于人口转变的独特性，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和方式与其他经济体也有不同，体现于生育率下降、劳动力市场转折、快速人口老龄化和总人口负增长等多个阶段。鉴于人口转变在短期内相对外生的特点，一方面，要积极干预生育行为，特别是实施支持生育的政策，让人口结构和总量更适应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把人口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和约束条件，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与中国的人口转变特点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