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当了两年教师。1984年，我离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教师岗位，调入刚刚组建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走近薛老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南海北院工字楼办公。“工字楼”的名称是由于这座二层楼的形状像一个工字而来。我刚进经济研究中心时分在财经组，不久就被调去给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做秘书。
院内的办公用房很紧张，薛暮桥和陶鲁笳共用一个两室一厅，这两位老资格的部长在一左一右对称的房间里办公，中间是我们两个秘书。
薛老和他爱人罗琼阿姨曾经在红霞公寓家中接见过我一次，薛老和我很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算是面试吧。当时的印象中，薛老走路很快，笑眯眯的，是一位十分慈祥的长者。记得我进门时，是薛老的女婿李钧开的门。李钧的父亲李人俊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在华东局时和我父亲李人凤都是华东财委会委员（同时任某部部长），由于名字只差最后一个字，列名单时总是排在一起，说起来，这都是缘分啊！
我虽然大学毕业当了两年老师，就来到薛老身边，但当时已经32岁了，这是由于“文革”整整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时间。按照正常的学习年限推算，我应当22岁大学毕业。但刚刚毕业就能到薛老身边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薛暮桥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早在1927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命；他也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曾经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我能跟随他投身于崭新的事业，这真是机缘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这个机构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成立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从事经济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实施。薛老是中心的创始人，任中心总干事，主持工作。当时的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是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的牵头部门，两个部门合署办公，一个党委。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后，薛老从各机构抽调了一批长期在国家各经济部门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和知名经济专家担任各级负责人。除薛老和马洪外，还有吴俊扬、周太和、徐雪寒、季崇威，以及随后调入的吴敬琏、佐牧、吴凯泰、任涛等，还有田源、孟宪刚等研究能力较强的年轻学者。经济研究中心针对当时中国经济上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和方案。
徐雪寒参加我们财经组的工作。徐老说话浙江口音特别重，我们几个年轻人听起来很吃力。有一次，他讲一个听起来像是什么“黑内党”的情况，这个词说了好几遍，我以为涉及哪里的地方黑势力，听得一头雾水，最后我才恍然大悟，徐老说的原来是“海南岛”的有关情况。
1985年6月，为了加强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咨询研究工作，中央决定将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并后的中心在对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带有全面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研究。薛老为名誉总干事。
我在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主要领导先后还有马洪、孙尚清、刘中一、王梦奎、陈清泰等，他们都是资深的经济专家。刘中一主任是农业问题专家，曾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书法有很深造诣。王梦奎主任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著作颇丰，文字功底十分了得，是国务院出名的大笔杆，常年参与起草中央文件。清泰主任曾任二汽厂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对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有深入研究。
在薛老身边工作，是我的幸运，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薛老的前任秘书贲纯是个很厚道的人，他认真细致地教我带我，使我尽快熟悉工作。交接工作中，薛老的文件和文稿是重中之重，老贲极为耐心地和我把所有文件资料都整理了一遍，花费了很长时间。老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文稿很重要，这个也很重要。的确，文件柜中的所有资料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很高价值的文字，我感到当秘书的第一件事就是管理好这些珍贵的档案。
薛老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巨大，已经载入史册。薛老一生著作等身，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理论解决了很多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择其重大的说，上世纪40年代，他运用货币理论取得了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并对全国范围的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重要影响；50年代，他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60年代，他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70年代末，他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鼓励长途贩运，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薛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政策主张，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跟随薛老工作的过程，就是当学生的过程，学知识、学做人。薛老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我经常陪老人家深入工厂、农村、集贸市场进行调研，以调研成果为依据不断完善理论研究，最后再动手写文章。薛老带着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不间断地探讨问题，完善和深化经济学理论，老人家很少采用老师授课的方式和口吻，他总是和我们一边讲一边讨论，让大家充分地各抒己见，并常常鼓励和引导大家开阔视野，不断深化思路。薛老研究问题从不随意迎合所谓潮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为探索真理敢于冲破禁区，提出不同意见。
薛老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我亲耳听多位老领导说过，他们最早读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书是薛老写的。曾跟随和帮助薛老工作的杨波、苏星、吴敬琏、余学本、何建章、吴凯泰、李剑阁等，后来都成为知名经济专家。薛老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
早期的改革开放研究工作
研究制定改革开放实施方案
我跟随薛老经历了制定早期改革开放方案的部分过程。当时，改革开放正处于全面制定实施方案的阶段，中央对于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改革路径是什么？如何推进？仍然充满了未知数，要探索，要按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大思路，摸着石头过河。
经济研究中心作为研究和推进改革的牵头部门，承担着很重的责任。记得当时薛老时常组织一些务虚会，就是请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尽可能深入地探讨有关经济问题，为搭建改革方案的框架提供思路。改革方案是全方位的，因此经常召集各有关部委开会研究改革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那时的工作节奏很紧张，安排也很紧凑，工作效率很高。通常由经济研究中心办公室通知国务院各部委部长们来开会，有时也会由我以薛老名义打电话请部长们来参加会。那时请部长们来开会，都是召之即来，如果来的是副部长，一定会一再解释部长未到会的原因。与会者对经济研究中心召集的会议十分重视，其原因就是经济中心的会议议题很实、很重要，都是国务院正在抓的改革关键问题，往往上午开的会，下午国务院就发出有关实施文件。我常常上午刚开完会，中午顾不上吃饭，抓紧整理上午的会议记要，送薛老和有关领导签署后，有时由我直接送到总理办公室。我们办公的工字楼离总理办公室步行只需两三分钟。价格、国企、外贸、金融货币改革以及通胀等问题，都是国家推动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经济中心反复研究的问题。薛老和中心的各位负责人、专家与国务院领导沟通相当频繁，当面争论的情形亦时有发生，领导之间讨论问题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的。
在中南海工作有一个与外界不大相同的氛围，总书记、总理、副总理、部长以及司局长之间都称同志，不称呼官职。一名普通干部见了副总理也称呼某某同志。出了中南海之后，又恢复叫刘部长、张主任了。午饭后在海里散步，常碰到一些大领导，我们一行人无论是部长还是处长，打招呼一概很自然地以同志相称。
三次研讨会
1982年7月，以布鲁斯教授为首的7人经济体制考察团来我国做学术交流，这次考察是由世界银行组织的，由中国价格学会负责接待。改革初期，世界银行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关注，时常与中国经济界联系和沟通，林重庚是世界银行驻中国的代表，与担任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薛老时有往来。
考察团在莫干山开了一次研讨会，薛老、刘卓甫、廖季立等经济学家参加了座谈。这可能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外学者第一次共同研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人们时常提起的“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9月召开的研讨会，而这次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似乎鲜为人知。但实际上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国际交流。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有两次“莫干山”会议。
改革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很重视听取经济工作者年轻人的意见。1984年9月召开的的“莫干山会议”是一批参与初期改革的中青年学者发起的经济学术研讨会，主要组织者有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张钢等，许多后来知名的经济学者当时都参加了会议。孔丹作为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上山了解情况。几天的会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价格双轨制等研究成果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张劲夫是早期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对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也格外关心和爱护。他曾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和中央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工作上和我父亲有交集，曾是同事。劲夫同志的夫人胡晓风阿姨曾和我父亲在同一个部委工作。
1985年4月份，几个中央部门和主要媒体共同举办了“中国中青年经济改革学术讨论会”，就经济改革的宏观调控、财政金融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薛老为获奖优秀论文选《腾飞的构想》题写了“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的题字。《腾飞的构想》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中青年经济论文集，一批早期参与改革开放理论研究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获得了优秀论文奖，我在跟随薛老过程中写过数篇经济论文，有幸榜上有名。
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研究的学术氛围还是很浓厚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和具有丰富经验的老领导，经常和年轻人一起长时间地深入分析改革中的难点，特别是当时的通胀问题，无形中带出了一批人才。薛老提到的“后继有人”事关我国改革的未来。
1985年9月初，一批重量级的中外学者在长江乘坐的“巴山”号游轮上，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后被称为“巴山轮会议”。来自国外的学者主要有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阿来克·凯恩克劳斯、布鲁斯、诺什·科尔奈、埃明格尔、巴伊特、林重庚、小林实等；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薛暮桥、马洪、安志文、童大林、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周叔莲等到会，当时稍年轻的学者项怀诚、洪虎、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也参加了会议，作为薛老的秘书我也有幸登上了巴山轮。会议对中国改革目标、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1984年经济过热、物价大幅上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历时6天的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改革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记得每天晚上游轮都有小型的舞会，年近70岁的托宾和夫人一起跳一种步幅比较慢的舞，两位长者动作很协调，使人体会到一句名言：任何年龄都会有自己的风采。托宾说：我们跳了很多年了，就靠跳舞来锻炼身体，因为喜欢跳，所以能坚持下来。曾任日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小林实是薛老的老朋友，瘦高的身材，很文雅，对薛老极为尊重，对薛老的经济观点，特别是价格主张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两个茶话会
我任薛老秘书期间，有幸参加了薛老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50年和60年两个茶话会（座谈会），50年茶话会是1984年10月召开的，薛老80岁，薄一波、习仲勋、姚依林、张劲夫、邓力群等领导人和若干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60年座谈会是1994年10月召开的，当时薛老已90岁。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很精彩的即席发言。参会的还有胡绳、陈锦华、马洪、孙尚清等许多专家学者。
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薛老参加过中央和国务院以及许多部委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薛老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过若干重要建议，许多意见被采纳，对改革开放的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陪薛老在大江南北进行了若干深入的调查研究，无锡的集体经济调研和义乌的个体经济调研，颇具特色，调研报告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我还曾陪伴薛老在各部委、总参、各省市以及大学作经济形势和物价问题报告。
我曾陪薛老会见过胡耀邦、薄一波、曾庆红、荣毅仁、陈翰笙、陆定一、费孝通、钱学森等，谈到若干经济问题和往事。我曾带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制组，陪薛老和罗阿姨专程到无锡实地拍摄了专题片《心路历程》，1992年2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薛老是领导、是老师、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跟随薛老工作的收获来自他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薛老一生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了解薛老的人，无不对这位非凡的老人充满敬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纪念薛老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等被经济思想史学家称作“入世的哲人”（Worldly Philosopher），以彰显他们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正是这样一位“入世的哲人”，他为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不朽的功勋。有幸在哲人麾下，是我一生的荣耀。
薛老1982年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此诗加下阙共八句，薛老用毛笔书赠于我，我装裱起来一直挂在家中。诗句贴切地表达出薛老超俗务实的心境，使我备受启迪。
1984年10月，我陪薛老参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休息时，钱学森到薛老房间聊天，说到经济模型如何运用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我随手将他们的谈话记在一张报纸的边缘处，后来整理出来发表在《瞭望》周刊上，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位“巨匠”的一次重要对话，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2005年7月22日，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一代经济学宗师薛暮桥安详、平静地走完了他的101年人生旅途。不久罗阿姨也驾鹤西去。两位老人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给予我们延续生命的信心和力量。二老于2006年6月合墓于家乡无锡，正是“哲人难舍江南翠，二老相依月桂丛”。汉晋后始有月宫桂花树的传说，亦称“月桂”，二老墓前有七八棵桂花树，此处用“月桂”喻二老相聚仙境之意。我曾和薛老家人到无锡墓地祭拜二老，十月扫墓，适逢桂花香。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时常提醒自己，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求真务实地走好人生之路，不辜负薛老的希望。
薛暮桥和他负责创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伴随着一个新的时代一路走来，应当说对于开启改革的航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经济研究中心、体改办和有关部委以及各省市涌现出来的一批经济专家学者，是参与改革理论研究、推进改革进程的重要先行者。
李克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中国保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
本文根据回忆文章摘编，来源《经济导刊》7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