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乃是类哲学得以形成的内在根据，源自人作为特殊实体和能动主体这一始点，这是人的所是；然而这种所是只是一种可能性，如要在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这一元哲学意义上实现人的所是，他就必须在意识和实践上使自己成为普遍的存在物；通过生产和交往使自己成为普遍的实践主体，通过意识和认识使自己成为普遍规律和实践法则的发现者、制定者和践行者。类哲学就是对人的类意识和类实践之内在本质的理论自觉。由资本的世界运行逻辑所产生的全球化，使人的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变成了具有哲学性质的世界性存在。作为类实践的对象化活动之结果的异在性存在，使得人类处于危机之中，一种自反性现代性逐渐生成。在此一境遇之下，类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维和实践智慧，乃是一种在学科高度上、问题深度上深刻理解现代性、把握现代性、超越现代性困境的理论方式。作为把握现代性、现代性困境和超越现代性困境的方式，类哲学将沿着元哲学、问题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演进道路而展开其自身。

关键词：类实践  类意识  类哲学  全球化

作者晏辉，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上海2002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P162—P182

类意识、类实践与类本质是人的本质规定中的根本方面，是人作为特殊实体和行动主体的所是，它们以信息符码的形式潜藏于人的存在结构之中。但这种自在的所是并不能自发地实现其自身，它必须通过自由而自觉的类意识和类实践表达和实现出来。人类始终是以类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然而人类却从未像今天这样，使类意识和类实践变成了具有哲学性质的世界性存在。所谓哲学性质是指，它使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这一哲学问题变成了世界性的存在；所谓世界性的存在，是指基于现代性难题之上的类意识和类实践变成了全人类共同的事情，类哲学变成了一个普遍性的价值诉求。现代化、现代社会不但要求着类哲学，同时也生成着类哲学。作为一种直面现代性自身的理论理性和超越现代性困境的实践理性，类哲学将以元哲学形态、问题哲学形态和实践哲学形态而展开自身的生成逻辑和演进道路。

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元哲学形态

元哲学或哲学中的元问题，乃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也就是关于始点的问题。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元哲学形态，指称的就是关于“类”的始点问题。如若这个始点是就我们的知识而言的，亦即，如若有一种观点、理论和思想被反复进行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从这个观点开始，在此一点上，马克思为我们构建直面现代性自身和超越现代性困境的类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类哲学思想；如若这个始点是就事物自身而言的，亦即，有一个始点存在着，它有能力展开自身为他物（外化、对象化）又回归于自身，实践哲学就从这个行动者开始。作为一个历史事实，类哲学的逻辑始点，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异化状态下的、尚未完全展开的类意识和类实践；作为我们的实际性，作为此在，虽然存有以类的形式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但却充满各种风险、矛盾和冲突的类意识和类实践，则是全球化场域下类哲学的逻辑始点。关于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元哲学探讨，追寻的正是这个始点；这个始点不在别处，正在于人的定义、原理和是其所是之中；人不但在存在论上进行着类的活动，而且在认识论上意识到自己是类存在物，并坚定地主张，不但在意识上而且在实践上把自己实现成类存在物，才是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内在规定性，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于是，所谓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元哲学形态就在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种形态上展开，且呈现出内在的演进逻辑。

1.存在论状态上的类意识和类实践。如若有一个或多个个体主体只是无意识地被置于一种由异在的力量控制下的“团结”之中，那么，被支配的个体主体就不是自知、自愿、自主的行动主体，而仅仅是被支配的客体；被某个或某些异在的力量所独断支配的“团结”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类，尚不能成为真正的类。然而，无论是由个别或少数个体强制构造的类，还是通过使每一个人成为有理性且充分而公开地运用理性而构造出的“有机团结”，都是类的形式，二者之间的区别不是类的有无问题，而是类的构造方式及其性质问题，即便是最为矛盾和冲突的类也是类的一种形式。由每一个人的“是其所是”决定的个体本质，原本就内在地包含着类的诉求，进言之，每一个人只有以类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才能实现他的“是其所是”。如果不是从道德立场先行判断类的性质，而是从类的原始发生考察类的类型和构造方式，那么，类便以如下方式而展开它的原始发生及其演进逻辑。

就个体主体因何而必须采取类的形式进行思考和行动而言，便是技艺和实践两种形式。技艺是生产性的，实践是非生产性的。生产性的技艺以获得活动以外的善为目的，技艺作为手段之善决定于它所获得的善的客观要求。当人的生产能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处在不发达的状态下，分工与合作的广度和程度也通常是低下的，且技艺的类型多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得技艺在极小的家庭和家族空间之内进行，类的形式也仅限于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之上的共同劳作、共享劳动财富的非政治性、非经济性的“机械团结”。每个劳动者无需考虑个人的得失与感受，决定他思考和行动的原初动机和终极目的是家庭和家族的共同利益，以及共享财富之后所获得的于情感、意志和精神上的回报。在此种语境下，马克思所说的，人不但在意识中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在实践中现实地复现自己，在他所创造的对象中直观自己和反观自己的本质力量，并在这种反观中证明自己，实现自己，通过对象化过程和对象性关系而获得满足和快乐，就不可能普遍地产生。劳作者通过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养殖，在对象上反观自己，但更令其愉快的是，他的“作品”被家庭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享用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满足和被满足的关系，源自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远比因栽培和养殖形成的对象性关系来得重要。这也充分证明了，在被狭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所限制的狭隘的人与人关系的历史场域之下，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程度远远高于现代性语境下的依赖性程度。于是，与技艺这种生产性的构造类的形式相对应的非生产性的即实践形式的类，就在基于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之上的熟人之间展开。

虽然熟人状态下的实践不具备城邦共同体中的实践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但它同样具备实践概念所要求的基本功能，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同样展现出品质与状态两个向度上的含义。作为品质，团结在一起的个体拥有基于同情和利他主义之上的慷慨、友爱、公正、节制、自制；作为状态，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处在充分发挥其意志和理性的状态之上，更体现在主体间的和谐状态之上。在非生产性的感性本体论上，每一个交往者都感受到主体间的共同性，共通感与共同感使得他们能够相互理解、承认与认同。在意识上，则是一种自发的类意识，尽管主体思维或原子思维构成了其他思维的原初根据，因为只有预先感受到自己的感受，才能感受到他人的感受，但人们并不把实体、主体、原子思维置于关系思维和价值思维之上，相反，人们总是在关系思维中界定和规定个体主体，在与他者的对象性关系中反观自己、再现自己和证明自己。

总之，无论是在生产性的分工与合作的劳动过程中，还是在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和推理中，人们都充分地构造着类并切实地感受着类。这些被感受着的类，既有作为对象性存在的、物化的价值物，还有充满经验和体验的共同感和概念化、观念化的规则体系。于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类意识和类实践，就既表现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构造、相互嵌入的方式，还表现在作为客体性存在的、由相互构造和相互嵌入而生成的诸种共同体及其规范化形式之中。

2.认识论意义上的类意识和类实践。认识论意义上的类意识和类实践所要探讨的是，人作为认识主体和行动者何以能够成为普遍的存在者？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不但客观上是普遍的因而是类的存在物，而且感受到、意识到甚至是思维着自己确实是类存在者。而完成这一切的均是那个能思的“我”，“我”都是个别，但每个人都是“我”，所以，“我”乃是一个最普遍化和普遍性的表达。“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这是基于人的特殊性之上的人的普遍性，是人的共同性和共通性，每个人都感受着这种普遍性，也认识到和体验到这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既是一种类意识，也是一种类存在。“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在类意识中确证着类存在的普遍性，在类存在中实现着类意识的普遍性。

 “我”，既是一个实际性的存在，也是一个语言性的存在；语言自身就是一个二重性的存在，既是一种所指又是一个被指，只有当所指和被指相互共属、相互共出的时候，语言的二重性存在才是一种现实性的事情。当“我”被“我”这个称呼召唤出来、揭示出来、澄明出来时，被指就被所指开显出来了。而每一个被称之为人的个体都是“我”，当他以“我”这个词述说自己时，他已经用“我”这个词语说出了作为实际性存在的“我”。但这个实际性的“我”并非因为“我”这个所指才成为实际性的存在，相反，无论从时间逻辑还是从行动逻辑观察，实际性的“我”都是先于作为词语的“我”的；被指并不因为所指而由无到有，而是被指因所指而被显现，而被界定和规定。于是，“我”，作为实际性，乃是适合于一切人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我”，无论他是否被述说着。

就认识论意义上的类意识与类实践而言，我们可以集中地表述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第一，基于感性存在论之上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性意识的原始发生。类意识和类实践得以发生的始点在于逐渐形成拥有意识能力和使用这种能力的个体，各种共同体作为类的外部形式，其内在基础都是逐渐觉醒起来的个体；共同体不过是类意识和类实践的对象性存在。而无论是外部的共同体还是内在的个体，它们均奠基于个体的感性存在及其感性意识之上。

起初，个体只是一个自在的自我同一和他我同一的存在物，意识上的混沌状态使得个体尚未感知到差别的存在。而就差别的原始发生看，他我差别感优先于自我差别感，在原初的感觉中，对他者和他物的感觉是前意识性的，他只是模糊地感觉到，他者和他物是异在性的；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个他者和他物是异己的，而是属己的，不是附身性的，而是具身性的，于是他便前意识性地将诸种异在的他者和他物当作属己之物加以对待。随着诸种感觉的发生和完善，同时随着前意识向初级意识的发展，他愈发感觉到这些曾被认作属己的异在者，并不总是听从他的属己意向和据为己有的努力；时时处处都感受到了他者意志的存在和力量，甚至产生了抗拒这些意志力量的意识。这是类意识得以产生的原初根据，我们把这种初级形式的类意识称为对象意识或他者意识。因此可以说，原初形态的类意识并非人们后来所明确规定的不同类属之间的差别性存在，而是同一个类即人类内部的个体之间的差别意识。直至今天，人类内部的个体之间、组织之间、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别意识甚至是矛盾和冲突意识依旧是类意识和类实践的根本形态。随着感受到了的个体间的差别意识的发展，个体自身的自我差别意识也逐渐地发展起来，他逐渐地感受到，这个自在的以身体形式存在的感性的我，与感觉着的、意识着的我是不同的。来自身体的、感性的意向和意向性，无需经过意识便自发地、强有力地表现出来，我感受到了这种力量，它促使我不问其是否合理而必须予以满足。然而，各种基于需要和欲求之上的意向和意向性，并不都合于身心健康和他者意志的规定性，于是，来自他者的要求、限制甚至是斥责便应运而生，是遵循逻各斯而思考，听从逻各斯的指引而行动，还是依照反对着、抗拒着逻各斯的欲求而随心所欲、任性妄为？在反复进行的教化和教育中，个体便在基于感性存在的差别意识之上发展出了反思意识；每一个体都有反思性意识的潜能，但不天生具有反思性能力，这是在不断地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能力体系。当外在的差别意识反身嵌入自我关系中时，一种朝向自身的差别意识便生发出来。而就这种差别意识的类型说有两种，即直观的差别意识和反思的差别意识。直观的差别意识描述的是个体的完整的内部结构或内心世界，无论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有意发生的，都表现为感觉系列、情感系列和理性系列，即性、情、理。

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那里，性、情、理原是相互嵌入、相互影响和相互运动的，凡是感觉着的东西无不在思维之中，凡是被思维着的东西无不是感觉着的东西。在充满流动的生命历程中，总有一种相关于性、情、理的基本范型伴随着我，它是我的普遍性，是我的所是。如果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一个完整的类，那么属己的是便是属于我的类意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原初性的类意识，那么充满杂多性或复多性的类意识就不可能产生，后者是前者的对象化过程及其业绩。当异在性的差别意识和向我而言的差别意识被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一种真正的类意识便开始形成了，这就是主体间性状态下的类意识。

第二，基于主体间相似甚或相同体验之上的类意识。从范围上说，类意识既可以描述不同的类，如有生命物质和无生命物质，有生命物质类型中的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在意识上的差别性与同一性，也可以表达同一个类如人类内部不同个体（类）之间的差别性和同一性。在我们所引证的黑格尔关于思维、思想和普遍性的论述中，他所指称的正是人类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人类内部之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和同一性，无论是以“机械团结”还是以“有机团结”的方式完成，都是在意识、思维和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同一性构成了形成类意识的可能性基础，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则构成了必要性前提。基于主体间相似甚或相同体验基础上的类意识，乃是消解了差别、矛盾和冲突意识之后形成的和解；它不是在对立与冲突之中消灭他者，而是消灭自己的孤独与任性而相融于他者之中，承认是事实意义上的和解，尊重是道德意义上的确证。在属人的世界里，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完整的类，他的感觉、体验、经验、意志、思维和思想，他的喜怒哀乐就是他的所是，是他的规定性、普遍性；他自在地具有合理性。个体间的类意识，就是意识到了他者的规定性和普遍性，并将这种规定性纳入自己的意识之中，他的所是就是确证和实现我之所是的普遍性，尽管这种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形式存在的、显现的，普遍性不是与个体性并列的、实体化的、具象化的实体，相反，普遍性是被意识到了的无数个他者的所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主体间性状态下的类意识并非单一的认识问题，毋宁说它也是实践的，是在意识中预先完成的实践；技艺性的、生产性的类实践在这种实践现实地进行之前已经预先地在主体间的共识中完成了，这个共识正是类意识。

第三，以人类为基本单元而构建起来的类意识。若是以个体为始点构建类意识和类实践，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通过人而为了人，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使人处在整体性的好状态，永远都是终极目的，以此便构建起了三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基于此，也就形成了三种逻各斯或道，即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对道的感悟、顿悟和领悟就是类意识，将逻各斯或道贯彻到行动中，就是类实践。出于个体而不止于个体，而是止于类，这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类意识与类实践的本义。在对待自然界时，人的类意识和类实践却表现出了与对待属人世界之不同道路和形式。因为，属人世界中的类意识和类实践是在相同的或接近的理性水平的基础上形成和实现的，是可以相互提出有效性要求的类意识和类实践。而与人类社会不同的自然界，则是有理性但却没有意识的系统，它无法像有理性的存在者那样用理性法则表达事物法则，惟其如此，人类便可以随意、任意地对待自然。当自然以其“无言的结局”的形式悄无声息地惩罚人类时，人类才深深地感受到自然理性的力量，人类倾听和感受到了与人类不同的其他属类的各种“诉求”。

个体及人类必须以类的形式进行思考和行动，乃在于个体只有过集体的生活，才能获得幸福；人类也只有懂得，怎样才能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进一步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真正的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才能生成。这对个体和人类都是最有价值的事情，这便是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价值基础问题。

3.价值论意义上的类意识、类实践与类本质。人被规定为过集体生活，那是因为在有生命的存在者中，只有人类才意识到并通过实践把集体生活实现为最有价值的生活，人现实地创造集体生活并把个体生活表现为集体生活，乃是同构化的过程；创造公共价值、分配和享用公共价值，是人类从事集体行动的价值逻辑。

首先，物质形态的公共价值，为每一个体最大限度地满足多重需要创造了物质条件。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形态中，人们是在极小的范围内产生着类意识、进行着类实践、生成着类本质，公共性和普遍性是在极小的范围内生成着，那么，起始于15世纪下半叶的现代化运动，使得人的社会化过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结构之下迅速展开。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在物质形态之公共性和普遍性日益发展的基础上，物质资源和物质财富越来越符号化、观念化。资本就是资源和财富的符号化形式，而且是最典型的符号；随着交往的拓展和深化，随着依赖性的增强，各种符号似乎都可以转化为数字，数字化是公共性和普遍性高度概念化和观念化的最典型形式，因为符号和数字已经超越了时空限制，它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实现着、表征着类意识和类实践。而这一切均得益于资本的公共性和普遍性本质。“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正是通过资本的社会性力量，才造成了庞大的商品堆积，形成了被物包围的世界。日益增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类意识和类实践充分发展的物质形态；或者说，现代生产逻辑使现代化乃至全球化成为提升类意识、扩展类实践、深化类本质的社会运动过程。

其次，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社会价值和哲学人类学意义。正是在劳动产品的分享和共享过程中，类意识和类实践带给人们的满足和愉悦才得到了充分实现。在以物为媒介而完成的类意识与类实践中，物的供给者具有一种来自物的享用者所给予的确认、确证和感恩，这是一种回报性的期盼，这种期盼是合理的，也是享用者所必须给予的回报和感恩。因为物满足了我的需要，使我获得了快乐与愉悦，使我的生命得以持存，我有义务感谢、感恩物的创造者，而被感恩者无需时时处处在场，以至于只有在场才会感恩，相反，无论是否在场，或是否有人称，享用者都须有感恩之心，心乃情之源，情乃心之见。真心、真情、真意均寓于一个“真”字，无需特意感恩对象在否。只有发于心和出于真的感恩，才是真正的感恩。

因此，不但物是对象性的，物的享用也同样是对象性的。由此便完成了由双重对象性而来的从物质价值向社会价值和哲学人类学价值的飞跃。如果说，在物的生产和物的享用中，人们只是以物化的方式完成着、实现着类意识和类实践，那么在通过生产和享用而生成的关系中，则是以社会性的和精神性的方式映现着类意识和类实践，这恰恰是人类的本质规定；基于物而又超越于物而升华到社会性的和精神性的对象性关系中，才算是真正地实现了人的类本质。通过物的创造和享用而完成的不同主体实践之间的确证与被确证、满足与被满足、感恩与被感恩的关系，原本就是类意识和类实践所应有的内容和意义，然而这种意义却不是自发的、既成的，而是生成的，是非经过意识这个关键环节不可的。被意识到了的内容和意义，才是现实的；只有体验和经验到了的内容和意义，才是真实的。作为人的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的社会关系，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本质在何种意义上表现为社会关系，人的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得到了真正的确定和确证，这是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

最后，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观念意义。这里的观念具有科学和价值双重含义，所谓科学意义上的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指的是在可行能力基础上，人们通过类意识和类实践实现其类本质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在人的类本质中似乎有一种共同的原始冲动，那就是“欲无止境”，这种冲动源出于个体的非自足、非完满性状态，欲壑难填、欲无止境，就是个体的原始冲动。当个体的欲壑难填被类意识和类实践整合到制度中去，一种集体性的、共同性的欲壑难填就变得毫无顾忌。当这种原始冲动以整个人类的方式朝向身外的自然时，人类就不再顾及自然界的类本质，将普遍性仅仅限制在人类这个类属中，事物法则、理性法则被直观法则所替代。如果缺少了来自哲学的反思，那科学意义上的类意识和类实践被证明是反科学的，为此就必须有一个价值即应当意义上的类意识和类实践。如果从积极自由的角度规定，能力意义上的类意识和类实践是进取性的，而应当意义上的则是协调性的。

至此，我们从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对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作了元哲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论证，这是人之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所是与应是，是人之成为人、实现人和完成人的定义、原理；它们既是决定人是类存在物的内在根据，又是人们看待和对待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之诸种危机的依据和尺度；因此，朝向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类哲学就既是规定性的又是规范性的，而这恰恰是实践哲学的内在要求。类哲学将成为当代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我们借助“纯粹意识”呈现出了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元哲学形态，从而完成了朝向事物自身的本质还原。然而，这本质上只属于横向的结构范式，是一种系统论奠基，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尽管包含着客观因果性陈述和意义妥当性论述，但依旧是静态的、机械的，属于论证的逻辑，而不是事物自身的逻辑。如要将类意识和类实践的原始发生及其演进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就必须运用纵向的发生学范式，这是生成论奠基。通过本质还原将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之诸种危机及其根源澄明出来，借以实现类哲学向实践哲学提出的必然要求。

类意识、类实践与类本质的问题哲学形态

关于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现代性危机均源出于这个广泛而持续的现代化运动。直面这些危机并现出产生危机的深层根源，则是问题哲学形态的类哲学的理论任务。

1.看待和对待现代性之诸种危机的科学态度

就这种看待和对待自身而言，可有自然观点和哲学观点两种。面对现代性危机的自然观点表现为起于感受、体验、经验、情绪而成于意见和常识，这是任何一个拥有最基本感受能力和判断能力的人都会完成的事情；惟其是感性的、直接的、切身的，因而颇具具身性特质，故而显得极为真实。然而自然观点却是非反思、非批判的，它通常不会去追问那个造成诸种危机的根源以及诸种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哲学观点则是起于感受、体验、情绪、意见和常识，而又不止于它们，它要从学科高度和问题深度给出危机的类型，现出危机的根源。

哲学以科学态度看待和对待现代性之诸种危机的方式是辩证的，它要坚持分析与判断相结合、辩护与批判相统一的原则。首先，现代化将经济活动中的效率与公平原则、政治活动中的正义与平等原则、精神领域的自由与幸福原则摆置到人们面前，它从根本上使得“自我”真正成为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主体，也使类意识和类实践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现代化运动使得人的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从先前的狭隘状态进到了充满广度和深度的状态，甚至变成了世界性的存在，类的内涵和外延都将在全球范围内被界定和规定；作为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主体，每个人虽在始点上是起于心意以内的由己性的，但却必须采取集体的行动，通过分工与协作从而产生合作剩余，乃是集体行动的价值逻辑。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一现代生产逻辑之上，人类才真正开启了形成类意识、进行类实践、生成类本质的伟大旅程，追问根据、构建规范的实践哲学即类哲学才逐渐形成。一如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只有预先满足他人的需要才能最后实现自己的目的、利己动机是通过利他过程才得以实现那样，在社会活动中，每个人可以自我甚至任性，但必须以承认和尊重他人的意志作为前提。

“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由于特殊性必然以普遍性为其条件，所以整个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在这一基地上，一切癖性、一切禀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一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形式的普遍性以实体性的特殊性为基础，而实体性的特殊性又以形式的普遍性为条件；只有把感受到、体验到了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提升为概念和观念，类意识和类实践才真正成为哲学观点和哲学观念。没有人会毫无根据地否认现代化运动之于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意义，然而，现代化却是悖论性的存在，在把价值带给人类的同时，又把无价值甚至反价值制造出来。

其次，由现代化运动的辩证性质所决定，人们看待和对待现代化运动的哲学观点也必须是辩证的，只有如此，它才是科学态度。无论是全身心拥抱还是全面拒斥，现代化运动都以属于它自身的方式向人们走来，它把创价与代价、希望与失望、喜悦与忧虑一同抛给了人们；它需要人们用科学的态度、正确的立场和理性的目光去看待和对待它。在现代化运动的原始发生中，以及后续的持存中，就如同一块银币的两面，问题和难题始终伴随着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是一种理智的活动；而面对一个难题涉及整个人身的一种处境。一个问题是渴求知识的产物；而一个难题则反映了困惑甚至苦恼的状态。一个问题寻求的是答案，一个难题寻求的是解决方案。”“没有哪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从纯粹的寻根究底中产生的。难题是处境的产物。它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到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一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少而极欲知道得更多；一个难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多，而各种知识却相互矛盾冲突。问题是好奇心的产物，难题则反映了知识的困境。”当问题常常被人提起并逐渐成为持续思考和研究的对象，问题就变成了难题。那么，现代性语境下的难题到底是怎样的呢？

2.现代性语境下关于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诸种难题

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之所以具有哲学性质，是因为它们是关于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的事情，是事物的逻各斯；如若我们试图通过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过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我们要么拥有逻各斯，要么分有逻各斯。在现代化道路上，人们既没有完全拥有和分有逻各斯，否则便不可能产生难题与困境；也没有完全背离逻各斯，否则人们不会持续地推行现代化运动。“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概念化和观念化，只有用辩证的态度才能揭示出现代化运动的辩证关系。

（1）关于天人之道的生态危机。如果把整个人类视作一个类，那么作为人的生命、生存及生活之条件和环境的自然界，就是不同于人类的另一个类。尽管人类作为灵长类动物中的优秀者，在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中拥有了意识、思维和理性，但这些绝不是人类可以任意地对待自然界的根据和理由，恰恰相反，反倒是人类呵护自然、善待自然的责任。然而，当欲望、市场和科技被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从而开启一个广泛而持续的现代化运动时，一种朝向自然界的全面改造运动就开始了。人们不是直接通过身体而是通过技术来改造自然界的；技术之于自然界的改造作用是双重的，既可以使之从遮蔽状态进到敞开状态中来，也可以使之失去其原有的运行逻辑，错置人与自然的关系，背离天人之道而行。就技术之于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哲学人类学意义，“我们追问技术，旨在揭示我们与技术之本质的关系。现代技术之本质显示于我们称之为座架的东西中。不过，仅仅指明这一点，还绝不是对技术之问题的回答——如果回答意味着：迎合，也即迎合于我们所追问的东西的本质。如果我们现在非要进一步深思座架之为座架本身是什么，那么我们感到自己被带向何方了？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类的东西。它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我们又要问：这种解蔽是在一切人类行为之外的某个地方发生的吗？不是。但它也不仅仅是在人之中发生的，而且并非主要地通过人而发生的”。

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同时又是社会的类的存在物，于是自然和社会就规定给人以命运。命运不是宿命，而是一种敞开状态，是真理，即自由。人既是解蔽者、澄明者，又是被解蔽者和被澄明者。自由与解蔽处于最切近和紧密的亲缘关系中。一切解蔽都归于一种庇护和遮蔽。而被遮蔽着并且自行遮蔽着的，乃是开放者。一切解蔽都来自开放领域，进入开放领域，带入开放领域。然而，现代技术却把我们囚禁于一种昏沉的强制性中，逼使我们盲目地推动技术：一方面，我们一味地发展技术、使用技术，另一方面，我们又无助地去反抗技术，把技术当作恶魔来加以诅咒。此危险在两个方面向我们表明自身：“一旦无蔽领域甚至不再作为对象，而是唯一地作为持存物与人相关涉，而人在失去对象的东西的范围内还只是持存物的订造者，那么人就走到悬崖的最边缘，也即走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人本身还只被看作持存物。但正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造品。这种印象导致最后的惑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而已。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

技术原本是人的一种解蔽方式，然而作为一种设置，不仅改变着人外的自然和自身的自然，也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总之改变着人本身。只有当这种方式促使人以类的方式重新思考和安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只有当人们面临着来自自然的无声的惩罚而不得不改变被证明是错误的自然观念时，这种思考和安置才能真正发生，一种通过遵循天然之道而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能生成。

（2）关于人伦之道的社会危机。起始于15世纪的现代化运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建构过程。除了通过技术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更是通过知识、资本和权力重构出了一个全新的生产方式。然而，这种被重构出来的生产方式却是悖论性的，首先，新兴资产阶级把人们从封建统治中解放出来，又把雇佣工人置于资本与权力的掌控之中。在资产阶级私有制框架下，通过劳动资本化、资本私有化、私有制度化，资产阶级消灭了封建私有制，却又建立起了更完备的私有制。共产主义者所要消灭的不是一般的私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共产主义者要废除的是资产阶级所有者，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然而，一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而这种革命作用却是双重的。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却又把人们抛入“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通过构造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要素构成的现代生产逻辑，从而找到了一个能够快速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却又把劳动的对象化过程置于全面的异化状态之中，使得劳动者既不能在劳动产品中更不能在劳动过程以及劳动产品的享用中证明自己、反观自己，从而在对象化过程和对象性存在中，看到和享用自己的本质力量。

“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通过资本这个不可抗拒的购买权力，资本家以异化的形式完成着劳动的对象化，完成着与人的整体性的好生活这一终极目的相悖的类意识和类实践，人的类本质以雇佣工人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的形式实现着。所有这一切均源自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一点。因此可以说，并非任何一种现代化运动都是朝着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运行的。任何一种建基于现代生产逻辑之上的现代化运动，都存在被物化的风险。人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上摆脱出来，却又陷入了“被物包围的世界”。以资本的世界运行逻辑造成的全面的物化过程，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而这种变换、关系和体系一经形成，便又反身嵌入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精神关系之中，成为支配人们的意志和行动的异在性力量，其实，它们原本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过程及其对象性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性存在。全面物化的双重性质表明，人们借助普遍交换和全面联系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这种基础上。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普遍的物化过程表明，人们通过创造一个来自共属的经验世界即物的世界和物的联系而超越了地方性的血缘和统治关系，将人们置于独立的“自由”“平等”状态，这就为逐渐生成类意识和类实践奠定了劳动哲学基础，然而这个创造出的物的世界又使人处在对象性存在的支配之中。尽管表现为世俗不合理，但却表现为历史合理。“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当建基于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的异化和基于普遍的物质交换基础上的物化被并置在一起的时候，以人伦之道为判断根据的类意识、类实践危机就被揭示出来了。如何在自觉而自愿基础上构建出朝向人的类本质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无疑是任何一个推行现代化运动的民族和国家所共同面对的现代性困境。

（3）关于心性之道的精神危机。在劳动异化场域下，雇佣工人虽然外化着、对象化着自己的目的和意志，从而创造出各种财富，然而劳动过程连同劳动产品并不能给劳动者带来快乐，因为它们都被那个非人格化的资本和具象化的资本家支配着；劳动者只是为获得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而从事着与其身心分离的劳动，而不是为物质、精神生活而创造着。在物化的语境下，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似乎只是全力以赴地创造了令自己快乐和幸福的前提，但却没有创造生活本身；人们只是把全部体力和智力都投入到了创造和争夺物质财富之上，而用于生产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精力已所剩无几，孤独感、冷漠感和无意义感常常萦绕心头；人类创造着日益增加的财富，更创造着无尽的欲望本身，被激发和膨胀起来的欲望使人们变得欲壑难填。

何以至此？由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构造起来的类哲学，作为一种反思的、批判的致思范式，推动着人们去寻找造成诸种危机的根源；而一旦人们把这些根源揭示和昭示出来，似乎也就找到了摆脱危机的道路。

3.关于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之诸种危机的根源

在造成危机的诸种根源中，观念是始点意义上的元素，信念、知识、情感、意志和行动都是在特定观念的支配下而发生的。

其一，先行于现代性产生但却支撑了现代性的观念。在所有的观念体系中，似乎哲学观念是最高级的。在西方哲学观念体系中，实体思维似乎就是与现代性最为密切的观念，虽然它不是为着现代性而产生的，但却与现代性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追问本体构成了古希腊哲学最初的意愿和意向，追问本体，追问事物的始因，乃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只有找到了事物的始因才能找到生成此物的初始性力量，也只有明了或支配了这个初始性力量才能支配此物。因此，获得初始性、确定性和因果性乃是人类的一种强烈愿望，无论把始基、始因定义为水、气、无限、数、原子，还是火，都是追问始基的方式，这种愿望具有二重性，当逻各斯在物自身而不在人这里，那人就必须遵从逻各斯而行动，照逻各斯而生活。巴门尼德把关于本体的、道的追问直接演变成了存在论问题，并预设了被思想和思想的目标的同一性，人们只能思维存在者而不能思维不存在者。思想与思想的对象是同一的，这是一种意愿还是一种事实？它起于意愿、信念而止于部分事实。无数个事实证明了，人们只能部分地、一定层次上地感悟逻各斯、分有逻各斯，遵从逻各斯而生活，因此，完全知晓和领悟逻各斯乃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愿。将思想者与思想的同一性、思想与思想对象的同一性视作愿望、视作情怀，固然体现了人类的信心和信念，但若是作为一个具有必然性的观念，则潜藏着僭越逻各斯的风险。

其二，实体思维与原子主义思维。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底色就是实体思维，水、气、原子等作为自然本体，就是原子，作为始基，这些原子具有源初性，展开自身为他物，他物又复归于原子。每一个思维者也同样是原子，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中的行动者就是各个层次的原子，政治家除了具备一般公民所必备的德性，还要具备政治家自身所应有的德性。每个能够思维和行动的社会原子相互交往、共同行动，构成了家庭、城邦等共同体。正是每一个原子的相似甚至相同的需求才使各个原子相互嵌入、相互制约、共同行动。这种观念和情感在现代化运动中被极大地扩展开来，每个人的人格性都是目的，每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都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它们自在地构成了“天赋人权”的根据。由个体定义整体，由原子定义关系，就是实体思维和原子主义思维。在这种思维支配之下，个体与整体对立着，人类与自然对立着；我是主体，他者是客体；人类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对立的关系就要通过斗争来解决。任何一个主体，任何一个原子，都存有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变成全体、变成无限性的冲动；主体会把自由错用甚至滥用到我即一切的极端地步。如何从实体思维和原子主义思维走向关系思维和价值思维，乃是西方当代形态的现代性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当代德国哲学家罗姆巴赫对此有着颇为值得重视的见解：“另一种思想的形成方式是不同的，它来自于对道路（Weg）的经验，在道（Tao）中表达自身，就通过这种方式而被描述……道是一个基本词，就是说，像逻各斯在西方一样，道是一个同样类型的基本词。由各自的基本经验出发，（以下）这些对立的方面得到了思考。逻各斯讨论在，道讨论无；逻各斯讨论知识，道讨论无知；逻各斯讨论意志，道讨论无为。不过这种无为（Nichttun）与无所为(Nichtstun)无甚关系，在其中显示出的是，它能被构建为一种高深的艺术……无为是如此发生的，即每个东西都在自己的构成中运行。”

面对源初的、扩张的和反思的现代性，实体思维、关系思维和价值思维经历着分离的、隔阂的状态，也蕴含着相互嵌入的、相互贯通的内在要求；只有将他者思维和集体意识贯彻到原子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中，自由、民主、平等才会获得真正的含义；关系思维和价值思维只有将个体的初始性权力贯彻到集体无意识和有意识中，也才能获得真实的个体存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既然先行于现代性而生成并持久地发挥作用，那么，面对问题形态的当代现代性，只有超越各自的片面性，才能生成类似于罗姆巴赫意义上的“结构”。“结构不是范畴，而是很多范畴的安置（Zuordnung）。当结构的构造状态的范畴安置被阐明的时候，结构的构造状态就被阐明了。其中的一些范畴始终在存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关系’或‘意义’，有些是较新的，如‘异化’和‘动态’（Dynamik），有些则是在最近才作为术语被接受，如‘创造性’和‘信息’。”“结构”将“实体”和“体系”涵括在自身之内，并把二者发展成动态的秩序构造过程，而将诸要素连结起来构成“结构”的关键则是“环节”；人世间可能从不缺少实体和体系，但却缺少环节，正是诸环节才让整个世界关联起来、运动起来，充满生机，持存秩序。关系思维和价值思维并非取代实体思维，而是把实体思维提升到了关系和价值的高度。

其三，理性无限的观念。西方传统哲学有两个传统，即两个承诺：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一定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本体、始因，它展开自身为万物，万物又复归于始基；人有足够的认识能力认知和把握这个本体。这就是本体论承诺和认识论承诺。整个古希腊哲学要么在论证这两个承诺的必要性，要么在论证它们的可能性，但尚无明显的倾向对此表示怀疑和质疑。及至近代，笛卡尔第一个以全面而彻底怀疑的态度对这两个承诺进行了考察，在他那里，考察心灵认知能力的无限可能性问题具有优先地位。笛卡尔进行全面“怀疑”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获得“确定性”和“明晰性”的艺术。

“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笛卡尔把我思想作为我所是的根据，正因我不停地进行思考、怀疑、考察、确证才使我成为我。成为我自己乃是沿着两条路向而展开的，一条是向外的，通过怀疑、考察和确证，一种具有确定性和明晰性的知识得以产生；一条是向内的，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思想，这就是灵魂比形体更容易被认识。虽然在通常的认识中，笛卡尔被认作西方近代哲学中唯理论或理性主义的先驱，但也同样可以找到通往经验论的元素。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笛卡尔的最终目的是借助“我思”而获得思之对象的“是其所是”和思本身的“是其所是”，只有将两种“是其所是”有机地统合在一起，自古希腊以来的两种承诺才能被证实。至少在哲学论证中，人们不但相信理性的力量，也在孜孜以求于理性。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自然科学的高歌猛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在产生知识和创制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的凸显，使人们产生了理性可以创造一切、支配一切和解释一切的幻象。

其四，与现代性具有同质性的观念。在与现代性具有同质性的诸种观念中，主体性观念是最为重要也是迄今为止最根深蒂固的观念。现代化运动直接将个体变成了单一的怀疑的主体（笛卡尔）、权利的主体（洛克）、道德的主体（康德）、思维的主体（黑格尔），而自由、平等和民主无不建立在“默会知识”之上：我是我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也是我的归宿。“如果我们稍微更加仔细地考察精神，那我们就发现精神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就是：精神是自我。自我是一个完全简单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当我们说自我时，我们想到的大致是一个个别的东西；但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我，从而我们只是说出了某种完全普遍的东西。自我的普遍性使得它能够从一切事物、甚至从它的生命抽象出来。”或许就个体生命的宿命而言，他天然存有将自己视作“存在事物存在的根据，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根据”的可能性，但只有在现代化运动中，这种可能性才逐渐变成了现实性。市场经济将某一个人变成了独立的甚至是孤立的个体，他必须将自己视作主体，视作自由的、平等的个体，他甚至要把这种个体变成明确的理念和坚实的行动。

基于主体性和自主性意识之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具有双重效应，它既可以发展出保障倒叙的平等逻辑（经济平等—社会平等—政治平等—人格平等）的规则体系，也可以假借自由、民主、平等之名义实现实质性的不平等。因此可以说，自由、民主、平等都是反思性概念，作为完满的、自足的观念体系和规范系统，它们是用来批判、反思和矫正不平等事实的。作为与现实性具有同质性的观念，基于主体性和自主性之上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固然取决于市场社会的建立与完善，更取决于一个好的政治制度。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深化和拓展，更随着现代性之复杂性和冲突性的呈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利于实现民主和平等，继而通过类意识和类实践生成和实现类本质。

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的实践哲学形态

将反思的、批判的和重构的类意识和类实践与人的类本质内在地结合起来，遵天人之道而行、循人伦之道而动、照心性之道而思，这是现代化运动向人类提出的必然要求。就这一要求的内在逻辑而言，乃是一个由内在的观念论和外在的实践论统一在一起的有机整体。

1.重构一个追求和谐世界的观念体系

所谓观念，乃是主客观都有充分根据的那种“视其为真”，主观有充分根据的“视其为真”就是价值规律，客观有充分根据的“视其为真”乃是事实规律，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人类所孜孜以求的整体性的好生活才会实现。现代化就是人类将价值规律和事实规律有机统一起来的一种观念和行动。这种观念和行动不是单一的，而是整体性的，它指称着三种秩序：基于遵天人之道而行的世界秩序、基于循人伦之道而动的社会秩序、基于照心性之道而思的心灵秩序，这是一种含义极其明确的类意识。

其一，朝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类意识。这就是自然观念和生态观念。在人的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产生的意识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人类对自然充满了敬畏甚至恐惧；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在弱小的人类面对强大的自然的状态之下。“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这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自发的、不发达的类意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开始把自己视作主体，而把自然界视作客体，甚至是可以任意改造的客体。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充满风险和困境的类意识。人类对身外自然以及自身自然的过度的改造过程，使得先前的自在的和谐变成了基于工具理性之上的对立，自然以其无声的语言惩罚了人类。于是，超越主客二分的观念而重构一种主客统一的观念，已经成为天人之道向人类提出的强烈要求。

技术作为一种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设置，原本是打开自然之秘密、亮出自然之美的根本方式，“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马克思看来，超越人与自然的对立，其根本道路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类意识，通过类实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然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一种科学的自然观念和生态观念，并不是通过人与自然的直接方式而实现的，相反，必须以社会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有机统一，而这种统一必须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来实现。因此可以说，科学的自然观念和生态观念是以科学的社会观念为基础的。

其二，朝向社会和谐的类意识。超越现代性危机的一个根本方面乃是构建一个良序社会。就这个良序社会的根本方面说，就是充分实现人类基本价值的社会。人类的基本价值乃是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财富和观念，在经济领域，核心价值便是效率与公平。效率解决的是财富的来源问题，公平解决的是财富的分配问题。人类的智慧在于，在具体的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能够找到相对合理的结合方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都是人类能够找到的寻找差别与平等、进取与协调的合理方式。

其三，追求身心和谐的类意识。作为一种对象性的观念，朝向身心和谐的类意识，包含着向其自身而言和朝向他者而言的观念，前者主要是幸福观念，后者主要是道德观念。令自己生活得以改善、令自己过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是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对自己的义务。依照一种普遍有效的实践法则而思考和行动，就是朝向他者的道德义务，用通俗的道德理性知识表达就是，每个人都要按照你愿意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亦即，要让自己的规则成为普遍有效的法则；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将普遍有效的法则变成现实。

2.重构实现人类基本价值的社会结构

其一，寻找一种能够持续地创造财富并合理分配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找到的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下，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常常被两只“看得见的手”即资本和权力所控制，因此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创造财富和共同富裕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将资本和权力控制在合理分割和正当使用的范围内，努力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它是有效率的，从而优越于单一的计划经济；它是公平的，从而超越了西方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促使每一个人拥有丰富的客体性条件和坚实的主体性根据，过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只有既超越于狭隘的血缘的、地方性联系，又超越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而成为整个作为对象性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支配者的时候，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这是人类的理性、历史的理性，谁将这个理性澄明出来并使之现实化，谁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有哪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为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充分必要条件，那么它就是一种体现人类和历史理性的现实事物。 

其二，重构以类意识和类实践为基础的共同体形式。个体的感觉、意识、情感、意志都是在诸种共同体中生成的，也是在共同体中实现的，而任何一种共同体都是类意识和类实践的对象化过程及其“业绩”；人类共同体的类型以及它的合理性程度，是人的类意识和类实践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人的类本质的根本确证。家庭是中国人进行思考和行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家园，人的基本情绪和精神结构都在家庭中生成和滋养；家庭遵循的是利他主义原则，是以血缘之爱和社会之爱为情感基础建构起来的伦理共同体。“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因此，在家庭中，人们的情绪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在这种统一中、即在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实质中的个体性，从而使自己在其中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成为一个成员。”情优先于理的情理结构，使得家庭成为真正的伦理共同体，它使得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得其所得、美美与共。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和交往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人们遵守着相互有利、共同有益的原则，每一个人都要用利他的方式满足利己的目的。而在共同交往中，每一个交往者都是一个行动者，也是一个责任者，他们在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的前提下，相互承认和尊重。国家，是纯然理性的共同体，每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要在合法界定的范围内在国家中得到合理解决。在超越现代性危机的过程中，国家将成为体现公共理性、实现公共意志的复杂设置。黑格尔说：“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谁领悟到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并把它实现出来，谁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结语

在传统社会，类意识和类实践只是在极其有限的熟人交往空间中生成着、运行着，且以感性的、直观的方式存在着，因为它们尚未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要素构成的现代生产逻辑，将类意识和类实践变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每个人都感觉到、直观到更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自我，有着相似甚或相同的动机、情感和意志；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就是一切、就是目的，其他人都是手段，另一方面我又感到我是孤独的，我的任性不能给我带来任何满足，于是，我必须消灭我的主观性、任性，消融到若干个他者那里，然而我又必须带着通过外化过程而获得的成果回到我自己。于是，一种普遍化的对象化要求就被全面地创制出来。通过劳动，我对象化了我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社会关系，通过他者享用我的产品，我感受到我对他者的意义，于是，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个体与类本质之间就建立起了普遍化的对象性关系；它使先前的自发的、直观的类意识和类实践变成了被明确意识到了的事情。人的普遍化程度是人的丰富性的重要标志。

毫无疑问，现代生产逻辑或现代化运动为使人的类意识和类实践成为实现人的类本质的根本道路创造了社会基础。然而，在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一历史场域之下，人的普遍化却被各种它无法克服的深层矛盾所困扰。一方面，通过劳动资本化、资本私有化、私有制度化，劳动者非但没有在劳动过程及其结果中再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获得快乐，相反，人们感到不幸，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另一方面，自然也以无声的语言惩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无度开发和改造。于是，来自自然的危险和来自人为制造的风险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生活。在西方现代化运动中，之所以产生诸多危机，原是有着深刻的哲学观念基础的。人类能否找到超越矛盾、冲突的现代化运动？能否找到促使类意识和类实践真正成为实现人的类本质的根本道路？这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向自身提出的价值诉求，它以类的形式向每一个人提出，也以集体行动的形式提供现实道路。从类意识、类实践和类本质，从元哲学形态转向问题哲学形态再转向实践哲学形态，是现代化自身向人类提出的必然要求，类哲学乃是这种必然要求的理论表达。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