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形成历史性交汇。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体现了数字技术革命引致生产力跃迁的时代内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创新。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充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会窗口，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引致的生产力跃迁
生产力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技术驱动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演化历程。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和演化，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实现着对产业全方位、全链条、全周期的渗透和赋能，而且推动着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的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数字技术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技术，并赋予生产力新的内涵，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就反映了新一轮技术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趋势。
数字技术赋予了生产资料的数字化属性。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任何构成要素的变革都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更能彰显一个社会经济时代的主导特征，提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链接、渗透、赋能万物，赋予了劳动资料数字化的属性。智能传感设备、工业机器人、光刻机、云服务、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劳动资料，在算力、算法上所展现出的高链接性、强渗透性、泛时空性，都是以往任何技术革命无可比拟的，直接作用于数据这一新型劳动对象，实现了与再生产各环节的深度融合，打破了时空限制，推动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和高效匹配，推动着生产力的跃迁。
新质生产力是与数字化的生产资料相适应的生产力跃迁。历次技术革命都会引致生产力跃迁，形成特定时期的新型生产力。在蒸汽机时代，纺织机的发明和水力的应用，使生产力克服了劳动过程中体力的限制，发生了质的飞跃。在电气化时代，冶炼技术、内燃机和电力技术的突破，催生了大规模流水线作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在批量化、高能耗的粗放型生产中进一步得到解放。在数字时代，生产力随着构成要素的数字化变革而发生新的跃迁，进一步形成新质生产力。由于数字化劳动资料的内在属性与技术创新关联紧密，因此，新质生产力呈现出技术创新驱动主导的典型特征。一是涉及领域新，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量子技术、智能制造等技术群逐渐聚合并引发“技术奇点”，不断催生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二是技术含量高，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是不断摆脱要素驱动的数量型增长模式，日益体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
加强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动力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核心动力，因此，加强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加强数字技术创新。数字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无论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6G、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通信等未来产业，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数字技术。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作用范围涉及各类数字技术，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就是为新质生产力布局抢占先机、赢得优势。例如，加快各种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和扩散，有助于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利用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和网络协同效应，有助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加快数字技术应用。新质生产力愈益摆脱传统发展路径，强调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这一过程有赖于数字技术的深层应用。相较于传统工业的粗放型大规模生产方式，数字技术的跨时空、强链接和瞬时性特征，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生产成本、产品多样性、生产周期等多目标之间的冲突，从而以柔性生产方式缓解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加快促进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有助于优化市场的供需匹配机制和资源配置效率，铸造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突破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目前，世界各国纷纷抢占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加紧对数字技术创新进行战略规划和超前布局，例如美国制定了《无尽前沿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等一系列战略规划，不断加大对关键数字技术的支持力度。德国主要以“工业4.0”为核心开展数字技术领域攻关，欧盟发布《2030数字罗盘》计划以实现数字主权，日本聚焦“超智能社会”推进科技创新。在这种激烈的国际技术竞争背景下，我国对数字技术创新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部分领域已经处于“并跑”甚至“领跑”状态，但在关键核心领域仍存在“卡脖子”现象。为此，需要面向前沿数字技术，加强基础研究，重视原始创新，正确处理好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式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标准化、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等关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技术创新生态系统。
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坚持系统谋划的同时，还需抓住现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主攻方向。
当务之急是实现数字技术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创新为引擎，数字技术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提供“筋骨”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实现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突破，有以下技术路线可以选择：一是“集中攻关”取得关键突破。对于关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进行集中攻关，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二是另辟蹊径“变道超车”。数字技术本身就是颠覆性创新的结果，各种颠覆性创新与迭代层出不穷。在颠覆性创新下，先发国家企业诚然具有较大“先动优势”，但也往往面临下一代颠覆性创新出现后先动优势被替代的风险，后发国家或企业若致力于新一代颠覆性技术，因为技术转换成本较低，可直接“轻装上阵”迅速采用新技术，实现技术逆袭赶超。培育颠覆性技术需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围绕具有先发优势的潜在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及早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
重点方向是瞄准产业升级。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的落脚点和突破口需放在产业升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就要求以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前，我国数字技术正由信息互联网、消费互联网阶段向产业互联网阶段迈进，但数字技术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水平仍有待拓展和提升。应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坚持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发挥数字技术的高链接性和强渗透性，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尤其是加快发展依托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制造技术，以此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同时，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数字基础设施，并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升级，以此筑牢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关键环节是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智能化定制化生产。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平台上，企业可以根据实时大数据按需定制生产，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弹性释放产能，实现零库存。在这种情境下，企业的搜索成本、复制成本、溯源成本、认证成本等都会大幅下降，研发效率、采购效率、制造效率、库存效率、运输效率、营销效率等都会得以提升。与以往技术革命相比，智能化定制化生产在处理供需关系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其中，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大数据的应用，工业互联网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与组织内各层级业务活动及流程进行差异化动态匹配，实现对各生产要素的调度和优化配置，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数据要素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了供需两端的贯通，从而使得企业生产由大规模标准化生产逐渐转为定制化生产甚至个性化定制，能够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动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更好维持供需两端的动态平衡。现阶段，我国智能化定制化生产方式还远未普及，为此需要把发展的着力点真正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大工业互联网的普及力度，实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以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基础因素是数字技术人才。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符合数字技术创新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聚焦国家的技术战略需求，促进人才结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努力培养造就从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到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的各类互补性人才，使其具备以数字技术为主体的多维知识结构，能够熟练掌握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资料，从而实现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链接。另一方面，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人才发展基础制度。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人才教育制度、评价制度、培养制度、考核制度等方面大胆探索，“不拘一格降人才”。鼓励、引导广大科技人员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特别是在前沿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为保障科研人员顺利度过基础理论从提出到落地的“空窗期”，以及原始创新从“从0到1”突破的“冷板凳期”，需要构建更加包容的科研管理机制和创新文化生态。
（作者：戚聿东、徐凯歌，分别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77〕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