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的学术自觉意识显著增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政治学界的基本共识。其中，对政治学既有概念的反思、解构和新概念的建构尝试，非常值得关注。概念是建构话语体系的基础性要素，概念背后蕴含的是一套完整的学科运行逻辑。追求对政治现象、政治过程更为深刻的理解，就需要将各种概念贯通起来。对于同一政治过程，不同的概念会倾向于从不同的角度作出解释。以如何理解政治为例，既可以是一套关于权利、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观的话语，也可以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话语，还可以是将冲突限制在秩序的范围内的话语。因此，话语体系中存在一系列核心概念，借助这些核心概念有助于我们形成对学科发展的基本认知，但是仅依靠这些基础概念又难以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过程、新现象和新问题作出有效解释。政治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获得知识的增量，作为知识载体的理论需以概念为支撑，作为知识获得手段的方法选择需以概念为导向。通常来讲，对于学科重要概念的筛选和界定，能够表明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成熟的研究领域通常具有更多的分析性概念与价值性概念，而新概念的产生又会进一步推动对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的研究。结合历史与时代背景，加强对概念基础性问题的总结与反思,能够对当前的政治学概念供给现状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并为今后概念重构的方向和路径提供进一步的参考。
一、政治学概念的类型与特征
在国内外相关的政治学辞书、手册以及“核心概念”和“关键词”之类的政治学著作中，都列举有相关的政治学概念，这些政治学概念的编排结构和方式，构成了相应的政治学概念体系。这些概念和概念体系，构成了政治学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基础。正如安德鲁·海伍德所讲，“要形成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不能只靠观察，还要开发和提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概念。” 政治学概念通过术语将政治现象或政治事实凝练表达出来，并成为实践中进行政治“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 的工具。因此，概念既是对政治世界认知的结果，又是获得新的政治知识的依托。政治学概念能够被区分为“规范性概念”与“描述性概念”，规范性概念指的是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而描述性概念指的是那些被认定为客观且能显示其存在的事实。也有学者采用价值性概念与事实性概念、 建构性概念与提炼性概念表述二者的区别，例如权利、自由、民主、正义等概念指的就是应该、本当或必须产生的东西，而权力、法律、政府等概念则指向存在且能够被感知的客观事实。
除了上述概念分类，对于概念的特征分析也能够为政治学概念建构的策略提供借鉴意义。其一，从逻辑学的角度，概念是具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思维对象，而其中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反变关系。换言之，政治学概念具有一定的特征及指称，但是在概念的运用过程中，常发生含义及指称上的错置现象，这种错置一方面与主体的知识储备及理解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与概念外延的弹性相关，外延范围关系到概念的抽象程度，处于较高抽象层次的大多是追求普适价值的规范性概念。在概念构建及应用的过程中，存在因外延扩展而导致内涵精确性丧失的“概念拉伸” 现象，因此，找寻概括性与准确性、普适性与经验可验证性之间的平衡既是自主建构概念的核心关键，也体现了概念移植或比较政治研究过程中考察概念适用情境的科学依据。
其二，概念的作用不仅在于为政治事实及政治现象提供合理性解释，还与政府决策、政治心理及政治态度塑造等具体实践相关，这就意味着概念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学术建构上，其实际作用的发挥与行动体的认知状况亦有关联。已有的学术研究对社会科学的双重阐释特性展开了一些讨论。特定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研究者的概念建构、再建构与行动主体的概念吸收与重构” 之间的互动；在概念社会化的过程中，语义权和语用权的契合度也将造成概念同义转化或异义转化的现象。这体现了概念建构过程中重视共同知识研究、进行社会互动的重要意义。
其三，在政治学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概念内涵不仅受到国家和政府的组织形式、权力的分配方式等一系列制度性事实的影响，而且无形中会受到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学概念的学术建构与阐释实质是一种政治活动，“在政治概念对待上的公允性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不同于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因此，在构建政治学概念时，不仅应遵循学术规律、体现人类共同的价值关怀和基本信念，而且应该考虑我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与历史、文化传统。因此，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进一步丰富能够解释中国政治与治理问题的有效概念，既要根据政治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新经验、新问题提出新概念，又应反思既有概念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二、当前我国政治学概念的供给现状及其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初步建构了一套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欧美政治学和官方主流表达的概念体系，并形成了强大的用语惯性和路径依赖。但不容忽视的是，欧美政治学概念的使用频率要高于中国本土政治概念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和常用概念，翻译自欧美的居多。中国在政治概念生产和使用中的自主性明显不足。中国自身的治理实践虽然得到了一定的研究和讨论，但所用概念中除了援引官方概念外，多沿用欧美学界的成型概念，相关的价值预设、内涵逻辑和分析框架导致对中国政治制度、政治经验和政治逻辑的某种“他者化”。同时，部分既有概念在内涵上也存在适应性危机。中国自身的治理效能并未在政治学概念上得到充分呈现，概念的解释性和正当化功能不足，更未能在国际学界和传媒上说开去。
我国当前的政治学概念供给现状与历史上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概念供给能力、学科发展水平、社会转型、概念建构者的主观选择等因素相关。从思想史角度看，西方的政治实践及政治经验大多以概念为要素反映在理论体系中。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鼓励社会知识生产过程的独立发展，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孕育出强劲的概念生产能力；与之相对，我国历史上的政治知识主要是一套政治述说体系，概念和理论基本上依赖于官方供给，学界自身的供给能力不足。在学科发展上，社会转型之际，救亡图存成为政治学科发展的主要任务，因此我国的政治学科在概念体系、理论建构、研究方法上都依赖于西方政治学，学者通过译介等方式引入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理念，依托西方政治概念与理论对本土政治理论进行概念检视和话语梳理。时代的发展及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政治学的使命已经从救亡转向民族复兴，学者逐渐认识到现有学术概念对于解释中国问题的局限性。虽然学界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概念重构的自主努力，但不管是相对于党和国家对有效政治概念的需求而言，抑或是相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和创新的急切需求而言，均存在概念供给不足及有效概念短缺的状况，因此构成了当前我国政治学概念的多重危机。具体来讲，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概念内涵上的适应性危机
中国虽然具有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却缺乏通过概念构建进而形成理论体系的传统。我国现有的支撑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概念体系，总体上仍带有一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虽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却无法对中国实践中的经验及问题作出有效解释及回应。目前的政治学概念部分存在阐释力不足或语境适用偏差等问题,因此若沿用或套用此类话语来阐释中国的政治实践,难免会产生生搬硬套或削足适履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部分学者采用以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为参照对象进而从中国经验视角修正其局限性的策略， 但问题在于，这种修正在多大范围内、何种程度上是有效的，概念的调适策略在实践中往往被简化为词汇上的添补，其被动性逐渐凸显出来。对任何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来说,“通常缺少的并非通识性概念,而是那些富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概念史的研究讲求分析概念与社会背景结构之间的关系，探究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概念如何生成、如何成为普遍概念以符合社会系统的逻辑。按照这个思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可以从既有概念的生成情境及其原有内涵出发，结合新的政治实践情境，重新厘定概念内涵。对于价值性概念内涵的重新界定，意味着拥有了对良善政治秩序重新定义的底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当性的解释和论证；分析性概念的不断增加与丰富，则意味着学界对于我国政治基本事实与机理的关注和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二）概念所含价值观上的兼容性危机
从表面上看，政治学概念容易在内涵上引发争辩，其深层原因在于不同政治实践背景下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色彩与价值取向差异。西方的政治学概念是基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及经验建立起来的，因此，某些与我国的政治实践看似相匹配的概念，可能存在深层次上的差异或冲突。以最为常见的民主概念为例，在西方，民主概念经历了直接民主、自由民主、精英民主、选举民主、多元民主等阐释，即便当前西方社会亦存在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网络民主等形式，但是在意识形态宣传及凸显政治正当性的背景下，自由民主已成为民主的固化内涵。在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上，“公民自由、普选权、充分竞争”超越“人民当家做主、人民主权、公共参与”等内涵成为民主概念的最重要特征。类似的诸多例子表明，普适性不同于普世性或世界性。因此，在概念移植或转化过程中，既要怀有开放和包容心态，又要持有批判和反思精神，以免落入意识形态或话语权陷阱中。
（三）概念建构的完备性与自洽性挑战
在学术自主性与自觉性的努力中，学者意图从最基本的社会事实中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学术概念，形成了“压力型体制”“共谋”“差序政府信任”等概念建构的成果。但是，一方面是当前阐释中国现实与中国问题的概念数量尚少；另一方面，有效性概念更为稀缺，概念打磨的精致度也有待提升。在概念的建构方式上，不少学者由某一个或某一类的实践现象即得出一个概念，这样建构出来的概念只能代表特殊性，而无法普遍适用，这种建构概念的方式缺乏创造性，被评价为“朴素的经验主义”。还有部分学者将概念建构简单等同于词汇的创造，这种急于求成的研究方式不仅难以对中国现象做出创新性解释，而且对于知识的增益作用甚微。概念重构不是简单的词语构造或添补，而要考虑到一系列背景、逻辑、标准、指称、界定等因素。例如，周雪光所论述的“共谋”现象，反映的是政治实践中特定领域内不同政治现象、策略的共同逻辑，对于概念的阐述和界定不仅局限于对概念本身内涵、指称、立场的说明，还包含对与之相关的“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政治激励”“目标替代”“科层制度与行政关系人缘化” 的讨论，体现了概念建构的系统性要求。另外，逻辑考量对于概念构建过程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这一方面体现在新概念与原有概念的区分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概念自身的逻辑自洽中。反观当今政治学概念建构过程，由于在完备性与自洽性上的欠缺，概念往往只能发挥表面上的功用，即表述某种政治现象、政治行为或政治心理，而难以让受众获得关于现象内涵或背后机理的认知，或是造成政治认知和学术交流中的某种混乱。这说明，概念打磨不仅要在语词的表述方面下功夫，更要在研究对象的背景、成因、机制分析方面下功夫，要在概念内在的逻辑链条上深入推敲。
（四）概念建构的可对话性危机
政治学概念的特征与功能，要求概念建构首先要符合本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背景，契合本国的发展路径，并能与政府部门、公众、社会组织等主体展开有效沟通；其次需要探讨社会科学的普遍性问题，回应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换言之，概念建构的可对话危机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来讲，概念的建构不应是学界的自说自话，而应适应政治实践的发展、与政府进行共识性沟通、促使政治概念为公众所理解并运用。这既体现了概念构建者的学术责任，也体现了其公民责任。而对政府和公众而言，当下政治学概念的可理解性存在某种不足，其在传播力及影响力上也存在不足，推动学术概念获得政治实践采纳和公众认可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对外来讲，学者构建的政治学概念不仅要解释中国问题，还必须具备与国际社会对话的功能。促进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融合，概念的构建需要放在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如何凸显中国政治实践的比较优势成为概念构建的课题之一。有学者以特殊性和普遍性为标准，将概念构建的方式划分为自我生成、对话生成、概念调适及概念移植四种类型。在当前的学术实践中，对话生成及概念调适手段得到学界更为广泛的采纳。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概念的界定权不仅关乎概念的适用性，而且关系到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显然，这部分工作目前还处于较为薄弱的状态。如在概念的翻译与对话过程中，常常会面临“一对多”的词语选择问题及由于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错误解读，这要求学者既要在准确把握近代西方学术概念演变的基础上对接西方学术概念，也要承接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转型的知识遗产。
三、概念重构的主要路径与基本原则
当前政治学界对于概念重构的路径已经进行了部分探讨。总结来讲，大致能够归类为历史、现实、比较视野下概念生产及概念内涵新界定的实践。而在这些概念重构的实践中，都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
（一）路径一：从历史资源中梳理新概念
现实总是立基于历史，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形成一套以概念为基础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但其中蕴含着独特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智慧。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史、思想史和制度史的梳理，能够为我国政治实践的现状及成因提供历史性解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梳理，能够获得一系列有价值的概念，如“民本”“民心”“治道”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梳理需要辅之以科学的理论视角及分析工具。如果研究者基于政治现代化视角,以西方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或核心命题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参照系,一味寻找西方意识形态关键词或核心命题的同类项， 那么就将失去理解传统理论的准确性。因此，从历史文化中找寻概念建构的经验，需要完整呈现思想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理解和解释他们所提出的政治概念、命题与判断，进而寻找其与现代政治实践共通的逻辑。鉴于中国政治体和治国理政经验的历史延续性与相通性，回望并挖掘历史资源对中国政治学概念的重构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应该说，相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言，这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二）路径二：从政治实践中提炼新概念
拥有超大规模社会的中国在发展转型中涌现的政治现象，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目前我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所缺乏的，主要是能够回应中国问题的本土化概念。因此，在我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和权力结构下，根据实践经验探索符合中国情境的概念，应成为概念重构的主要路径。所谓的实践经验，首先体现为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现象与问题，对于这些现象进行类型总结与机制分析，进而创造出与之相应的描述性概念或解释性概念，如“政治吸纳”“增量民主”等概念的提出，也包括如“压力型体制”“政府间共谋”“晋升锦标赛”“差序政府信任”“依法抗争”“贤能政治”“家户制”等概念。其次，能够借鉴的政治实践经验体现在政府文件中。我国的政府决策既能反映实践发展的新导向与新动态，通常又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与知识支持，因此，很多政治学概念可以从中央的政策文件中析出，如协商民主、党内民主、群众路线、学习型政党等概念。另外，这种实践经验还体现在公众的日常话语和生活话语中，建构者可以通过与行动者的互动建构概念，“压力型体制”的概念即是研究者将行为体的日常话语表述提升为学术概念的成果。从政治实践中提炼新概念，还涉及从本土主流话语中重构政治学核心概念。这主要涉及中国本土（官话与大众话语）语境中的常用概念如何社会科学化，如天道、天下、人民民主、人民内部矛盾、民主集中制、人民/群众、老百姓、忠诚、贪官/清官、政治风气，等等。
（三）路径三：基于比较和跨学科进行概念的创造性转化
政治学研究议题的普遍性及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加之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传统渊源的多元构成，为政治学从域外引进概念提供了可能性。而从外部引入的概念，一旦进入中国，就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语义转化。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价值的排序则会有所不同。这就需要进行严谨深入的比较，并在比较研究中理解相关概念的适用语境，以及概念在普遍化过程中发生的内涵嬗变。西方经验与中国经验在逻辑上是并行的，又是互相影响的，因此在概念建构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从二者的共同逻辑中找寻灵感，另一方面，也可以甄别其中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推进相关外来概念的创造性转化。如“合法性”“治理”“市民社会”等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生成就发生了创造性转化。而且，政治学研究中使用的大量概念并不全是学科自身发展过程中内生的，还来自对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概念的借用。政治实践领域的“政府规制”“公共产品”，政治传播领域的“政治社会化”，政治发展领域的“风险社会”等概念，都是在国外或其他学科移植概念的基础上嫁接新的内容而生成的。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在我国本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概念内涵，同时基于中国主体意识选择性吸收概念的合理之处，以适应政治发展与治理创新的需要。其中需要重点反思的是，欧美诸国通用概念的经验基础与内涵逻辑是否适合中国的本土经验？
此外，还有学者总结出“引进—变形”“套用—延展”以及“局部创新” 的概念建构路径及“历史、理论、实证” 三种概念研究的范式。关于历史、理论、实证三种范式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为概念重构提供了方法论建议。这三种范式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相反,它们反映了概念研究的三种要求: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和实证精度。历史路径能够使我们了解概念的演化及历史变迁规律；理论路径能够使我们总结并建构概念以反映政治实践及其价值追求；实证路径能够使我们利用丰富的数据及案例资源，以获得关于概念更为准确的理解。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关于政治概念的建构应从政治史、当代实践及比较视野中汲取资源的自觉。
（四）概念重构的基本原则：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不管是基于历史，还是从当下的实践出发，抑或是基于比较，我国特色政治学概念的生产都需要平衡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政治学概念才能既反映政治事实，又具有分析和解释上的普遍性功能。从特殊性出发，存在概念的自我生成、对话生成路径；从普遍性出发，有概念调适、概念移植等路径。在自我创新的思路下，必须明确将新概念放在何种研究传统中才能够得到理解，其真正创造性表现在哪些地方。在调适思维下，“形容词加概念”的方式成为分析中国的流行做法。例如套用协商民主概念，在前面添加体现中国某些特征的形容词，形成“权威性协商”，以此解释为何中国的协商过程没有出现多元主义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政治学概念创新不仅能使理论更加贴合具体实践，也能够消解部分西方概念中的固化内涵，例如，通过治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比较，可以消解竞争性选举在民主概念界定中的核心位置；通过比较运动型治理和常规型治理概念，可以消解常规化治理在官僚治理体制中的核心地位。
总结来看，回到问题的本来，概念重构的起点是新问题的提出，或是对老问题的新研究。因此，重构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基本概念和常用概念，需要思考何为学科范畴中的元问题、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特定的政治实践情境，重新厘定相关概念的内涵。对于传统政治概念，需要注重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再阐释；对于实践中提炼出的概念，需要判断其是否具备普遍的解释力；对于译介性的概念，需要反思其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适用范围。总之，政治学概念的创新发展，既需要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学科范围内的学术积淀，又需要开阔的视野，从历史、空间及其他前沿学科中拓宽思维的广度。科学准确的概念不仅可以有效反映及解释政治实践，而且有助于提升话语权。改善目前概念短缺的现状，我们不仅要增强文化自信，而且要从历史、现实、实证多维度提升概念供给的能力。一方面，精准把握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中的合理与不足之处，坚持破立结合，“扩展性地建构出一个更能反映和解释中国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政治概念或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开拓概念建构的视野，借鉴“中层理论” 的概念发展策略，更多地促进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的结合，同时提升国际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与沟通效度。
余论：从概念重构到概念体系重构
概念是话语体系的基石，概念重构是话语重构的基础。深究下来，概念重构实际上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而在既有讨论中，并非每个层次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和相应的重视。概念重构的第一个层次，意指对既有的政治学概念予以内涵、逻辑和价值取向上的新界定，进而重构部分概念的所指和能指。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多。概念重构的第二个层次，意指在既有的政治学概念体系中，删除或消隐部分概念，创建部分概念，进而改变既有概念体系的面貌。不得不说，在学界既有的讨论中，对创建新概念的共识比较突出，但对删除或消隐部分概念的关注度略显不足。概念重构的第三个层次，意指在既有的政治学概念体系中，重新处理概念间的逻辑关系或不同概念的重要性，进而改变既有概念体系的面貌和格局。显然，既有讨论中涉及此一方面的还非常少。不得不承认，政治学界草创概念和重新界定概念的诸多努力，尚未撼动既有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基本逻辑和概念间重要性的总体格局。从重构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高度看，概念重构意味着全方位的体系性重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将目前讨论的概念重构深化和推进到概念体系的重构。
更具体地说，我们不只是需要重新界定某些概念的内涵，还需创生相关概念和消隐部分概念以调整概念王国中的概念构成，更要重新构造概念之间的关系——这有些类似于按照我们自己的构图重新“堆积木”的学术努力。概念体系是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体系的重构，其影响才是根本性的。也只有实现了概念体系的重构，才能为理论重构奠定最扎实的根基。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深入研究欧美通行的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内在逻辑，并反思这一逻辑于中国政治体的合适与不合适之处。其次是深入梳理和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学界通行概念体系的主导逻辑，审视其中需要调整和优化的方面。再次，还需要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字史、文明史、近现代史进行深入研究和总体把握，以理解现有概念体系的来龙去脉，合适与不合适之处，以及概念体系重构的方向和路径。同时，需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主流文件与官方表达，对其中的核心概念群作合适的学术化和学理化，包括对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予以适切的理解和提炼。最后，需要深入当代中国政治、治理过程和民众生活，理解官员和民众的话语表达、相关内涵与逻辑，提炼关联中国政治世界且呈现中国政治逻辑的政治学概念体系。当然，在此过程中，学界还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既丰富、激活既有概念库，也可以适当传播概念群，更可以在比较中启发重构概念体系的思路。归根结底，厘清并重估既有政治学常用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与重要性格局，在创建新概念、消隐部分概念和重新界定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调整概念体系内部的逻辑、格局和总体取向。当然，只有学术界勇于摈弃陈见与偏见而从政治与治理的真实逻辑出发，只有学术界对政治学概念体系的讨论是充分和开放的，只有持续存在一个充分争鸣和有活力的学术界，才能使重构的政治学概念体系经受必需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