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月的话题近期又热起来，月球似乎正在成为又一轮大国战略竞争的新前沿。中国公布了自己的登月时间表，而中国公布了时间表的事情几乎肯定会完成。于是关于1969年美国阿波罗登月是真是假的争论，又被翻出来旧话重提。有段子说，等中国人登上了月球，就能知道美国人当年到底去没去过了（其实要判断此事仍有技术难度）。不过凡事都有来龙去脉，先了解一下阿波罗登月计划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也是饶有趣味的事情。
这些来龙去脉本来都是国家机密，外人无从得知，不过中国国防大学的石海明上校，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适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家情报委员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兰德公司等一大批相关档案解密，利用互联网都可合法访问，石海明深入研究这些档案，写成他的博士论文《科学、冷战与国家安全：美国外空政策变革背后的政治》（解放军出版社，2015，我为此书写了序），阿波罗登月的这段来龙去脉，从此对中国读者来说不再是机密。
美国的恐慌和政策分歧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此事堪称石破天惊。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整个自由世界掀起了一股恐惧的浪潮。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的评论员，连同大街上的公众，异口同声地说，这表明在一场大规模的科学竞争中，苏联已打败了美国……公众如此强烈的反应令我感到吃惊。”一周之后的10月13日，号称“美国氢弹之父”的爱德华·泰勒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文章说：“这是美国遭受的又一次灾难性的珍珠港袭击，它代表了美国军事科技的全面失败。”
艾森豪威尔虽是军人出身，却不喜欢战争，他信奉一种被称为“大平衡”的理论：美国应该减少军费，将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他曾表示：“难道非要我们大多数人民勒紧裤带，忍受生活水平的明显下降，来承担如此庞大的国防开支吗？”和他意见一致的众议员杜威·肖特甚至说：（上届政府的军费就好像）“一名贱妇，她将丈夫的钱花得精光，还在当地百货商店积下了一大把欠账单。”而艾森豪威尔的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则号称“害怕财政赤字甚于害怕共产主义”。
这时艾森豪威尔仍想挽救他的“大平衡”理念，1958年3月26日他让国务院发布了宣传手册《外空入门》（Introduction to Outer Space），艾森豪威尔还为手册写了序。手册中说：“科学家们和社会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人类生存的地球尚有诸多未知问题亟待研究，为什么我们要将目光投向宇宙？”艾森豪威尔还对《纽约时报》记者表示：“苏联人造卫星本身丝毫没有加重我的疑虑与担心，也不是公众产生某种狂热的理由……它被苏联独裁者利用，向自由世界发动心理攻击，这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而不是其他什么危言耸听式的煽动性建议。”
当时美国有一种普遍的恐慌认为，既然苏联的人造卫星一直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那苏联人从卫星上向美国投放炸弹怎么办？宣传手册针对这一恐慌，还特别科普了一个问题：从绕地球飞行的人造卫星向地球投放炸弹是不可能的，因为“物体从卫星中被释放后根本不会下落，无法射向目标”。宣传手册中的这段科普，在物理上是成立的，因为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在空中发射导弹还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苏联阵营发明的逻辑
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引发的汹涌舆情，不仅表现为美国和西方阵营的恐慌，还表现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当时亲苏国家的集体狂欢。
似乎要对美国人关于从人造卫星上扔炸弹的恐惧火上浇油，苏联国际期刊《新时代》上公布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经过世界60个重要城市上空的具体时刻，这些城市中包括“自由世界”的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此外还有莫斯科、北京和上海。
人造卫星发射两天之后，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苏联科学……获得了世界科学的首位，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社会制度像社会主义制度这样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赫鲁晓夫在1957年11月22日对美国记者表示：“现在威胁你们的不是洲际弹道火箭，而是和平进攻，是在生产消费品和改善人们的文化和生活方面的和平竞赛。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这个竞赛将会表明到底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优越。”
中国的《人民日报》在1957年10月份发表了大量漫画和评论，歌颂苏联在外空科学领域战胜美国。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亲苏国家，如阿尔巴尼亚、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越南、伊朗等国的诗人，包括中国的诗人如郭沫若、臧克家、冰心等，纷纷发表讴歌苏联科学成就和嘲讽美国的诗歌。
1957年10月份，《人民日报》还发表了186篇关于苏联人造卫星的评论和社论，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纷纷表达了同样的逻辑思路：苏联人造卫星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科技水平迅速提高、工业力量迅速壮大。
“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冷战中，双方用直接军事冲突之外的手段激烈争夺。冷战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要向世人证明，自己阵营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比对方的优越。奇妙的是，苏联阵营建构的“科学发达说明社会制度优越”的逻辑，居然被当时冷战双方都同意了。所以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也被美国政客用来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空政策。
艾森豪威尔本来不赞成和苏联阵营搞军备竞赛，他的“大平衡”主张优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众生活，这不仅符合在二战废墟上重建家园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应该是全球发展的正道。但他的政敌，比如当时的肯尼迪等人，一直不赞同艾森豪威尔的上述主张，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让他们拿到了一张王牌，使他们得以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军事政策和外空政策发起更为有力的攻击。
在这种攻击中，他们经常拿“国家安全”来说事。在他们看来，苏联在人造卫星方面的技术领先，极大地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肯尼迪方面的观点最终还是占了上风，随着他当选总统，恰好又遇到苏联宇宙飞船载人上天的刺激（1961年4月12日），更是火上浇油，肯尼迪急切地表示：“如果有人能告诉我如何赶上去……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很快就有人告诉肯尼迪如何赶上去了，办法是两步棋：
一是开启大规模军备竞赛。肯尼迪心目中的美国“国家安全”到底在哪里呢？“肯尼迪坚持认为，安全只存在于更多的核弹头和更多的远程弹道导弹中。”他的这个幼稚想法，至今仍被许多美国政治家奉为圭臬。这是一个唯科学主义的安全观，和以前毛泽东批判过的“唯武器论”有相通之处。
二是搞出一个比苏联人造卫星和加加林上天难度更大的航天行动，来证明美国的科学技术比苏联的更先进。阿波罗登月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这个工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政治工程，而不是许多普及读物中经常渲染的“科学探索”行动。它的目的就是要在上述双方都同意的逻辑下，以象征性的成就，来证明美国的科学技术比苏联的更先进，从而证明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比苏联的更优越。
载2023年6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
科学外史II（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