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永田町的一场离奇大火烧到了中央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和诉愿委员会等敏感部门，此处保存着的开除战争责任者公职的资格审查文件惨遭焚毁。对于那些战时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喉舌们而言，火灾发生在一个让他们惴惴不安的当口—本月八日《朝日新闻》即已披露称，关于开除文笔家公职的问题，“月底将公布第一批名单”，且“首先追究单行本作者，无署名的也会被追究”。而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意外的是，大火并未抹平其个人史，各县调查员手中尚有资格审查相关文件副本，只是异议申诉材料须再次提交（《朝日新闻》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或因此故，公示名单延宕至三月二十一日和三十日方才分两次发布于报端，火野苇平、石川达三、尾崎士郎等十二位作家名列其中。至此，让日本文坛或惧或盼的麦克阿瑟的靴子终于落了地。
事实上，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即已发出“开除军国主义者公职”以及“解散超国家主义团体”的指令，其中要求将“以文笔、言论，对好战的国家主义和战争展现出积极态度的代表性人物”从其公职上予以开除，而罪责查证的过程却旷日持久，两年多里变数甚大，加之议罪尺度的弹性，公示名单又规定了一个月的异议申诉期，凡此种种皆为被指名者留下了不小的活动空间，石川达三、丹羽文雄和岩田丰雄三人便借申诉逃过一劫。然而，并非所有被指名者都会如此幸运，比如尾崎士郎（一八九八至一九六四）。
战后初期，岁月峥嵘。曾师事尾崎并曾为其立传的文学史家都筑久义感叹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到昭和二十三年五月期间，是既成文坛所有人都在上演着检举、谋划、背叛、追随和丑恶闹剧的时代”（都筑久義：《評伝尾崎士郎》，ブラザー一九七一年出版，302 页）。在凶险的政治空气中，尾崎士郎的战时过往自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是让他颇感讶异和尴尬的是，具体到检举一事，自己与素未谋面，地位上亦有云泥之别的麦克阿瑟之间竟有“一靴之缘”。在去世前一年发表的回忆文中，尾崎提及自己战败之初从一家小饭店老板娘那里听说，有许多日本人写信给盟军司令部，举报他偷了麦氏的靴子。据其回忆，此事大致的经纬是：一九四二年马尼拉陷落后，作为应征入伍来到此地的宣抚班员，自己从进入麦克阿瑟官邸、扣下了疑似其长靴的同僚那里偶得此物，并穿在脚上四处招摇，以至军中皆知，尾崎甚至还亲自撰文谈论此事，文章经由军部报道部送交报社，后被改题为“靴子留下的爱与恨”发表在M 新闻上。战后由于其个人吹嘘，加之街谈巷议间的讹传，此事最终被演绎成符合C级战犯标准（偷盗或抢夺美国人之财物者）的犯罪行为，民意汹涌之下引起了GHQ的关注，但他最终还是通过疏通关系和解释申辩获得了彼方谅解云云（《尾崎士郎全集》第十二卷，讲谈社一九六六年版，58—65 页）。迟暮之年的回忆自然是云淡风轻、望尽天涯路；但有些往事回忆起来不免让人难堪。比如一九四二年尾崎以“麦克阿瑟的靴子”（就写作、发表时间及其内容推断，应为前述“爱与恨”一文）为题写作的那篇“报道班员手记”，就指名道姓地对珍珠港事件后因实力悬殊和指挥失当等原因败退澳大利亚的美国远东军司令极尽戏谑羞辱之能事：“在日本人眼里，只会觉得这只是一双形状略显奇特的靴子；但对菲律宾军队而言，这似乎就是保全中将颜面之物。尽管如此，当逃往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之名即将被人从地球上抹掉之时，唯独他的靴子却被一个在战场上连士卒都算不上的宣抚班员‘尾崎某’踩在脚下，中将也放弃了自己的声威，真是世事无常，让人痛心。”（收入文化奉公会编：《大東亜戦争陸軍報道班員手記：バタアン·コレヒドール攻略戦》，大日本雄弁会讲谈社一九四二年版，245页）战时日本“打击鬼畜美英”的意识形态宣传，在这则奇谭中被以一双长靴为噱头，脸谱化演绎为睥睨傲视的日本凡夫“尾崎某”与丢盔弃甲的美军中将间的奇妙因缘而广为流传。当然，战时将麦克阿瑟之长靴踩在脚下、洋洋自得的尾崎绝不会想到，这位灰头土脸的败逃者战后会叼着烟斗君临日本，而那长靴竟会化作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的头顶。街谈巷议自然不足为据，但发表于报端、广泛流传的《麦克阿瑟的靴子》总是抹不去的无声证言。
当然，更让尾崎惶惑失措的还不是民间传言，而是那份公示名单和开除公职通知书。通知书上所给出的理由是，“经鉴定，《文学部队》《战影日记》《文学论》《与林房雄对话》等作品影响力甚大”。由此可见，查证方似乎是以文笔家著述的标准为之定责的。而当事人及其朋友们对此却并不认同。得知公示名单之后，每日新闻出版部部长千岁熊吉和坂口安吾等好友都劝他准备“陈述异议”。据尾崎自述，审查委员会最初审议结果判定其作品并未触犯开除公职条例，后来又先后借口他与右翼团体和军方有涉而欲开除其公职。他为此三次反驳，拒绝承认自己通过靠近军方而钻营牟利，并直指委员会判罪标准飘忽。但检察官却告诉他：“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会觉得，出现你的名字一定有什么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一个模糊的角度提出影响的问题，我也不好反对。”（尾崎一枝：《父 尾崎士郎》，毎日新闻社一九七三年，85—86页）尾崎的自述显得有些无辜，鸣冤叫屈不外是强调自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针对性对待了。
挚友逢难，曾深得其照拂的坂口安吾自不会袖手旁觀，他不但以“尾崎秘书”的名义伴其出入GHQ战犯事务所，更专以“不迎合的人”为题撰文（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为尾崎与军方的关系申辩。这份作者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文章就其写作时间而言，与尾崎的第三次“陈述异议”之间存在着显见的对应关系。他强调，军人向来轻视迎合型人格，而有着英雄崇拜情结的尾崎之所以深受军方赏识、器重，是因其“文学趣味与军人趣味相合，与军人所指导的当时之趣味相合”，“他的思想中毫无军国趣味”，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坛王者”，他“有着不屈于军部的骨气和节操”（《日本经济新闻》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不迎合而是恰巧“相合”，无非是强调其无主观“积极”作恶的动机。这番出于私谊的开脱与尾崎的自辩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写给为其开除公职问题前后奔走的山崎一芳的信中，他也表示：“我不了解战争的动机，也没有余裕考察大战的性质，我的行动只是想尽一个国民的全部义务。”（尾崎清子编：《尾崎士郎書簡筆滴》，株式会社インパルス一九六九年版，235-236页）这番自我矮化的表述，无非是在凸显自己在战争中被动胁从的凡人地位。
对乃师心怀“同情之理解”的都筑久义在《思想的科学》上看过尾崎最终呈递的自辩书后表示：“虽然最开头的部分不无诡辩之处，但其以庶民身份参战之辩以及作为文学家的自我批判部分让人颇有好感。”（都筑久義：《評伝尾崎士郎》，304页）尾崎辩称，在国家存亡之秋，自己只是尽了“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对于战败，作为文笔家我有责任”。然而即便对开除公职令的结果基本认可，但战后自己已经脱离所有文学集团、蛰居自省，且有日记感想集《谪居随笔》为证，无可指摘，“没有发现自己有被开除公职的具体理由”。连都筑都以为实属诡辩的部分自不待言，事实上让其称道的这段自述与致山崎之信中的表述依然难脱诡辩之嫌。一则，极小范围内的军方批判举动自不能等同于反战，况且“反军”也并无实据；二则，战后反省与战时罪恶间难以构成相互抵消的关系，此亦常识，况且其战后自省本身便是可疑的。尾崎自辩中提及的《谪居随笔》出版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而书中所述与其说是一种“自发的反省”，毋宁说更意在强调文学参与政治的被动性。相较之下，所谓的“自省”恐怕更多地表现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出版的“战败日记”兼评论集《芋月夜》中。在这份起笔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的精神史中，作者记曰：“战争犯罪恐将日甚一日地严厉追究下去。古往今来，文学家的自由大抵在作家自我惩罚中才应是最为峻烈严正的，这是他们的首要使命，也是其信条。作家机能的发挥无须受到他者的压制，它在违背良心的瞬间便已停止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而这样一位以道德自肃者自居的作家，在听说石川达三撰文称“文化方面的责任者首推尾崎君”时，依然觉得此言愚蠢透顶，并以自省、自肃作为挡箭牌，甚至反唇相讥，大揭石川曾任“文学报国会动员部长”等职的旧事（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尾崎有关作家“自我惩罚”的论述看似合情切理、真诚而深刻，但问题恰出在这部战败前后作家精神私史的微妙出版时机。事实上，《芋月夜》与《蛰居随笔》皆写作、出版于开除公职名单公示之前，尤值得一提的是，前者面世之际，以原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为班底的新日本文学会和《近代文学》同人中的左派激进青年皆已分别列出文坛战犯名单，并对其进行着严厉的道德审判。一九四六年，面对文坛的道德他律，私事公表，以出版战败日记、强调自省价值的方式与批判者隔空对话；一九四八年，面对GHQ的法律追责，又以《蛰居随笔》自证清白，可谓机关算尽。然而，作为一种人为的“制作”，对于《芋月夜》中有意无意地割弃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前之过往，尾崎又当如何面对和解释？另外，战败之初即已措意事先铺排本身不恰恰反证了其对自己过往罪责的自知吗？自我反省与批判自然是战争责任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要素，而在尾崎那里，所谓自省似乎只意味着外部的道德、舆论、法律压力倒逼下的空心化、去责任化、化被动为主动的防卫姿态。其中不乏深埋伏笔、步步为营以脱罪自保的缜密心机和高妙手段，但欠缺了一丝面对历史反躬求诸己的真诚。
申诉之路受阻，战时曾依附于权力的尾崎自然不会忘记关系运作的现实性。处分解除多年后，在与友人的对谈中，尾崎大曝当年自己运动权贵的糗事。据介绍，他运动的第一个对象是后来的东京都副知事住田正一，却因对方索贿三十万日元而未如愿；后来又想到在菲律宾战场从军时，曾与现任“中央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委员长牧野英一之子有故交，遂前去试探，却再次碰壁。牧野直言：“你做过很多事，也很积极，这不就足够了吗？”（尾崎士郎、高橋義孝：《対談 男なら》，载《中央公論》一九五六年七月号，302—303页）他自然明白尾崎来意，虽说是儿子的旧识，但却并未给其申辩机会，表述含糊而态度却毫不含糊，交谈之中流露出了不难察觉的冷酷、讥讽和确定。牧野所着意凸显者并非处罚条例的对应性，而是当事人乃“以文笔、言论，对好战的国家主义和战争展现出积极态度的代表性人物”；尾崎讨论的是形而下的可见著述，而法官强调的则是当事人面对军国主义权力的主体态度及其现实影响，GHQ主导的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追究之实虚两难、道术冲突由此都可见一斑。
论文学成就，尾崎士郎自然算不得大正、昭和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而坂口安吾视之如“那个时代的文坛王者”、石川达三以之为文坛首要战争责任者却是为何？恐怕还是因为权力。能在战后运动政界要人的前提正是战时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与高见顺之间展开的“文学非力说论争”中，尾崎公开宣称：“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一些地方使用御用作家、投机作家这样的词，但今天的作家中真有具备御用作家这般能力的人物吗？如果有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力量中还能投机的作家，我为日本文学感到可喜可贺。”（《都新聞》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事实上，他最终也活成了自己所期许的样子。据曾任《中央公论》总编的黑田秀俊回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尾崎士郎的势力逐渐壮大了起来。尾崎的风格与艺术手法深得军部信赖，他与军方要人尤其是松村秀逸少将（大本营陆军报道部长）交情甚厚。当时，尾崎家中常聚集着十多个编辑和意气风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总头目尾崎，甚至颇有取代曾经的菊池宽、从大森的一角威压文坛之势。”（黒田秀俊：《知識人·言論弾圧の記録》，白石書店一九七六年版，225页）战时风头之健直逼文坛掌舵人菊池宽的尾崎在战后自辩时却自降身价、以“一个国民”自认当然不会得到认可，因为文学成就不算一流的他应深知，在他那里，开除公职通知书上所言之“影响”、委员会判定中所看重的其与右翼团体以及军部的关系，都与军国主义政治权力的加持脱不了干系。
操弄了犹大的总督不会承担责任，最终承担一切罪责的必定是一个个寄生于权力的、“平庸之恶”的遂行者。人是健忘而又善辩的动物，尽管《尾崎士郎全集》的编者川端康成、广津和郎等生前好友对他的战时丑作《麦克阿瑟的靴子》弃之不录，尽管永田町那场离奇大火焚毁了相关资格审查材料，尽管落难之际文坛挚友们纷纷援手关说，但历史还是帮他（们）记住这一切。战时支撑了尾崎文坛江湖地位的军国主义政治权力在战后遭到整体性清算，躲过了民间的海量检举，顶住了文学界的道德审判，但法律对他的裁决虽迟而终至。
战争责任追究的风潮对战后日本各界之撼动和影响既广且深。战败之初，当许多人（甚至包括武者小路实笃这般名作家）都以自己被军国主义宣传所欺骗为借口拒绝承担责任之时，伊丹万作在《战争责任者的问题》中犀利地指出，“若无其事地说出‘我被骗了’的国民，恐怕还会被骗很多次”，为了不再被骗，“首先要真正理解全体国民被欺骗到底意味着什么，并开始努力地去解剖、分析和彻底地改造被欺骗的脆弱自我”（《映画春秋》一九四六年八月创刊号，35页）。伊丹强调的是将来自外部力量的战争责任追究问题内化、主体化的思想过程，非此则无法超越具体的政治问题，从而轉化为有效的历史经验，而这看似正是尾崎在战后初期同时口头主张的。
尾崎的开除公职处分于一九五0年十月（时年五十二岁）解除。回首往事时，他的一番反思终于由口入心，颇得三昧。战败十年后的他不再为自己对战争性质之无知而诡辩，在《对谈 是个男人的话》中，他强调文学家的主体责任，强调应将战争“作为自己的事情”去“思考”和“判断”，并指出：“文化人只看浮在表面上的那些漂亮东西是不行的，一定有着什么将他们发动起来的东西，必须去判断那伟大的、离谱的、看不见的动向。我在想，战时我们干得那么出色，却导致了多么不幸的战争啊！文化人为什么不把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来思考呢？”（《中央公論》一九五六年七月号，302—303页）这番表述甚至让人想到阿伦特临终前在打字机上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标题——“Judging”。夫“自省”者，盖此之谓欤！判断关乎责任，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所强调的正是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若非着意凝视那“伟大的、离谱的、看不见的”发动者及其意图，那么“你越努力，别人越不幸”的悲剧便会不断上演。如果说对一九四八年以“一个国民”之立场为自己辩护的尾崎士郎来说，谈阿伦特还太早，那至少读读为其奔走和辩护的挚友、战时独守着孤独甚至逃避兵役的不合作者坂口安吾战败之初发表的名文《堕落论》，毕竟人性本真、可知可感的日常生活才是战时那“伟大的、离谱的、看不见的”发动者之透视镜和解毒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