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是作为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而产生的，但当把结构的差异性与差异的内生性引入后，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它涉及现代经济学的每个领域，包括本节讨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关的经济地理。

从发展经济学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来提升劳动生产力水平。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根据2016年发改委和住建部发布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涵盖的范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包括重庆的27个区县以及四川的15个市，总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有9094万，是一个相当大的地区。成渝经济圈地处西部，从要素禀赋来看，有像成都那样非常适合农业发展的平原，所以过去是天府之国，还有很多山区，适合种经济作物，并有各种矿产资源和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所以，从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不少地方适合发展农业、经济作物、矿产资源产业和旅游业。

要素禀赋除了土地、自然资源，还包含劳动力和资本。怎么了解成渝经济圈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拥有量？一般来讲，最好的指标是人均GDP的水平。根据统计年鉴，2019年重庆人均GDP是75828元人民币，比全国70892元人民币高了6.9%，也就是说，重庆这27个区县的人均资本拥有量跟全国大约相等。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里也有更发达的地方，像成都，当然也包括重庆核心的市区。成都在2019年时人均GDP已经超过10万元人民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了40%，所以成都属于人均资本已经相对丰富的地区。四川整体在2019年的人均GDP则为55774元人民币，不到全国的80%。也就是说，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有不少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资本比较短缺的地区，内部差异相当大。在资本比较丰富的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比较接近国际前沿。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可以承接经济圈内部和全国其他地区劳动力比较密集产业的转移。

我想强调一下，新结构经济学中的“禀赋”是指一个决策者在做决策时给定的、不可变的、有影响、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除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还包括许多其他要素，比如说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从这种角度来看，成渝这个地方过去是三线建设的核心地区，在中央的支持下建立了很多属于赶超型的、资本非常密集的产业。这些中央支持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实际上给当地形成了人力资本、技术能力禀赋。这些赶超型的产业需要中央财政支持才能够生存，地方政府，不管是重庆市还是成都市，甚至包括四川省都很难用地方财政来支持，但是倒是可以采用“反弹琵琶”的方式促进地方发展。也就是说利用这些资本密集的赶超产业已经积累的技术能力、人力资本和产业链，下一个台阶去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又能充分利用这些技术能力、人力资本的产业。

改革开放以后，四川和重庆都有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例如，四川绵阳是三线建设的重点，有飞机发动机、军用雷达等资本、技术非常密集和先进的产业，绵阳的长虹电气利用这些产业积累的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本去生产成熟的、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彩色电视机取得非常大的成功。重庆的军工产业也非常好，能够生产坦克等，利用这些产业的技术能力和产业链，重庆成了我国摩托车生产基地，实际上如果能够生产坦克，用这样的技术、零部件、供应链来生产摩托车是轻而易举，这就是“反弹琵琶”。

所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有两种方式。

一是“因势利导”，根据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成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二是“反弹琵琶”，利用中央投资的赶超型、战略型产业形成的技术、人力资本、供应链，下一个产业台阶来结合当地的比较优势。“反弹琵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会有不少机会，尤其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会出现美国利用在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倾全国之力去卡中国企业脖子的事件，威胁到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安全。中央很有可能会沿着过去三线建设打下的基础去布局一些关系到我国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产业，这些产业的资本、技术极端密集，超过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但是，我国不能没有这样的产业。由于过去三线建设打下的基础，成渝经济圈会是承接这些产业的重要地区。中央的投入需要地方的配合，地方必须在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上进行配套，这些高技术、高资本的产业才能够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里落地生根。如果能落地生根，这些产业的技术、供应链就会有外部性，给成渝“反弹琵琶”发展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条件。

另外，经济地理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强调每个地方的发展必须根据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但是要把一个产业从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则需要有足够大的产业集群。除了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供应链也要好。在发展阶段比较低，以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比较优势时，产业集群经常是“一乡一品”“一县一品”，浙江就有很多这种在一个乡或一个县形成具有非常有效供应链的产业集群。但是，成都和重庆的核心地区实际上已经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阶段，发展的产业一般资本和技术很密集。这样的产业的特性是规模经济很大，很难在一个县、一个市里把所有的供应链都完备建立起来。这样的产业就必须有跨地区的合作。每个不同的地区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生产供应链中的一部分，这个比较优势可以是人才的比较优势，也可以是资本的比较优势、技术力量的比较优势，形成跨地区的产业集群、跨地区的经济协作。

我国政府现在提出长三角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因为我国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2万美元，即将进入3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集群不会局限在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区里面，需要跨地区合作，需要政府协同进行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的完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会给这样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以及政策协调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所以总的来讲，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只要形成有效的市场，发挥好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在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我国的第四个发展极绝对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5月31日在“新结构经济学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专题讲座上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