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传统文论的当代魅力，让传统文论依然照亮当代文艺实践，助力讲好“中国故事”与写好“中国经验”，既是一项迫切而光荣的任务，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文论富有真知灼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论博大精深、成就卓著，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审美风范。传统文论的代表性作品，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或体大思精，或别出机杼，或切中肯綮，令人叹服。
传统文论广泛而深刻地论及文艺的起源、本质、特征与功能等，奉献出异彩纷呈的学说。就对文学的本质及起源而言，传统文论从伦理、教化、情感与心理等角度提出各种独到见解。如：两汉《毛诗序》的“言志说”，即“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说”，即“《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西晋陆机的“缘情说”，即“诗缘情而绮靡”；刘勰的“感物说”，即“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北宋周敦颐的“载道说”，即“文所以载道也”；明朝袁宏道的“性灵说”，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这些都是基于扎实的文艺实践和研究得出的理论成果，一语中的，影响深远，相比西方文论中的类似思想，如柏拉图的“模仿说”、华兹华斯的“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等，可谓难分高下、各有千秋，而且彼此之间形成有效的对话、互补与交融。
传统文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注重与文艺创作形成良性互动，在总结文艺创作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比如，关于作家如何熟悉生活与穷通事理，传统文论有不少的真知灼见。清代刘熙载提出，“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强调要做好写作与文学研究，首先必须洞悉人情世故，打好基本功。王国维指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主张作者要对宇宙人生了然于胸，感悟透彻。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道出创作秘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传统文论还对文艺批评与研究提出许多重要而深刻的见解。比如，战国时代孟子指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强调文艺批评、研究要“知人论世”，把作品与作家的人品、背景联系起来理解，这与恩格斯提出的文学历史批评方法十分契合。刘勰提出，“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坚持文艺批评与研究需通过广泛阅读作品提高鉴赏力。清代桐城派姚鼐提出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追求“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得益彰，实现观点出彩、材料充实与文字漂亮的有机统一，道出学术研究的要害。
传统文论具有卓越的中国特色
传统文论是千百年来在中华文化圈中形成的一个自足的话语体系，凸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蕴含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哲学观念、价值取向与审美风尚，而且有着自身独特的术语表达、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以及完善的演进、生长轨迹。
传统文论注重文艺教化功能，闪耀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传统文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高度重视文艺的伦理教化功能，强调作家的伦理修养与德艺双馨，推崇作家培育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精神境界。元代戏剧家高明呼吁“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刘熙载提出“诗品出于人品”，强调作品的精神品格源于作者的道德品性，而作者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性。王国维指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认为作者高尚伟大的人格是创造高尚伟大文学的先决条件，屈原、陶渊明、杜甫与苏东坡正是这方面榜样。明朝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把作家的赤子情怀视为创作的基础性要求。
源于中国史学的发达，传统文论注重文史哲贯通，积极汲取中国历史的叙事经验。清代章学诚主张文史相通，提出“六经皆史”，并且认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史学”品性、中国史学的发达与历史叙事的深厚渊源。刘熙载高度称赞《左传》的叙事经验：“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里写道：“考虑到中国作为史学大国，从《春秋》，尤其是《左传》开始的史学作为‘小说之祖’的身份，是不应该忽略的。小说家多从史籍中讨教叙事的章法，已经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传统。”诚哉是言。
传统文论包含着由中国术语、范畴与原理构建的话语系统，折射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思维与审美情趣。无邪、比兴、风骨、隐秀、意境、意象、兴味、性灵、教化等，都是传统文论的基本术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兴观群怨、立象尽意、文以载道与情景交融等，构成传统文论的基本原理。齐梁时期的钟嵘《诗品》等以诗性语言表达文学鉴赏，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标举雄浑、冲淡、高古、典雅、洗炼、劲健、自然、含蓄、豪放、清奇、飘逸、旷达等风格，是对中国人思维观念和审美方式灵动而精确的把脉。严羽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话里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自觉，令人想到黑格尔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凸显中华民族独到的审美观察和艺术眼光。
重新发掘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
传统文论是深深扎根我们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一束束“花朵”，在当下依然是鲜活的。不能将传统文论束之高阁，自然也不能照搬挪用，而应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推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掘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使之更好地作用于当代文艺实践。
摆脱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论“文化失语症”的困扰，打破“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亟待重新认识和激活传统文论不可替代的优势。杨义在《中国叙事学》里写道：“中西文化是两个虽然有所相交……但依然是不同心的圆。倘若不加消化和变通地把另一个圆所引导出来的理论体系，硬套在这一个圆上，就有可能失去这个圆心附近属于精华，或属于自身特色的一些东西。”他坚持不能简单地运用西方文论来衡量与评估中国传统文论，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叙事学遮蔽中国叙事学，主张“返回中国叙事本身”。这是极具建设性的。
坚持守正创新，以开放性视野加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沟通，从而全面、深刻地发掘传统文论的理论资源与当代价值。在整理、发掘、保护、传承与创新传统文论方面，一大批学者系统、翔实与创新性总结与阐释传统文论的精华，作出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但重建传统文论话语体系是一场持久的接力赛。如何突破西方文论的迷雾、融汇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建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骨的中国文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明确目标，统筹与培养专门的人才队伍，从课题规划、学科建设与科研攻关等方面展开行动，逐步取得成效。
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传统文论丰富而珍贵的理论资源可供利用。就传统叙事方法，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有精到的总结：“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实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叙，有倒叙；有连叙，有截叙；有豫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吾所施。”关于人物塑造，传统文论高度重视人物的个性化。清代金圣叹指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李渔也说：“填词义理无穷，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传统文论的这些观点，对当代作家塑造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并为中国文论的当代创新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吴道毅、吴行健，分别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