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明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为其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和丰厚文化滋养。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古代文艺观念贯穿着中华民族共同坚守的文化理想，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培育的情感意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显现与美学表达。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孕育、巩固、创新，不断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兴观群怨”“风骨”“文以载道”“童心”“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气韵生动”等众多标识性的古代文艺观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基调、形塑了品格，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久远传承、生生不息。

“兴观群怨”“风骨”“文以载道”等文艺观念，促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家国情怀、宏阔的担当意识以及无畏的牺牲精神

“兴观群怨”文艺观念揭示了中国文艺通过其情感功能、认识功能、社会功能实现政治功能的基本规律。文艺不仅具有审美功能，更寄寓着对现实的关怀，具有社会政治功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应该用独到的思想启迪、润物无声的艺术熏陶启迪人的心灵，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孔子用“兴观群怨”对文艺的政治功能进行了概括。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既有结构逻辑，又有各自功能，是缺一不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以“兴”引譬连类发出对社会现实的观与感；以“观”认识社会风俗的盛与衰、量度国家政治的兴与败；以“群”实现互更交流、形成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共同进步；以“怨”提醒上者、美刺不足、修明政治，实现社会和谐、秩序稳定。宋代哲学家吕大临认为“兴观群怨”“婉而有激，功而能反，所以事父与君尽之矣”。儒家提倡完善政治修养，以文“发乎情”，以政“止乎礼义”，自觉肩负政治道义和践履天下责任，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理想。“兴观群怨”文艺观念滋养的政治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意志和匡世决心，让中华民族一次次在磨难坎坷中化危为机。

“风骨”文艺观念彰显了形象与概念、情感与逻辑、艺术与思想的统一融合，是中国古代标志性文艺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五千多年来，不卑、不亢、不屈的君子精神薪火相传，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自信的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风骨论”：“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托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中国现代哲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风”是情，“骨”是理。“风骨”既是形象与概念、情感与逻辑、艺术与思想的统一融合，也是人品即文品、文风即作风的彰显。阳刚、清隽、健朗、阔大之美是文章之准则，也是做人之品德，文如其人是“风骨”的实质。人重品的道德要求文重“风骨”，同时文重“风骨”又强化了人重品的道德。“风骨”具有品藻人物品行的道德功能，成为后世裁断个人品格修养、德行操守、人格境界的重要尺度。可以说，“风骨”文艺观念对构建中华民族情志丰沛、端正刚健的社会性格、文化品质、精神理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以载道”文艺观念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文艺创造不是为了卖弄才华、附庸风雅、追名逐利，而是文以载道、文以经世、文以致用。用文学艺术的有形表达，在春风化雨的润物无声中，传递社会的主流价值思想，引导、带动、升华人们的精神世界。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进一步说道：“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的最初目的是矫正“文胜于质”的文艺弊病，摆脱对技巧文辞修饰的偏执迷恋，重新恢复文艺内容的重要价值。宋代以后，“文以载道”文艺观念成为文以经世、文以致用、反对割裂道与文的关系，将明道、经世、致用视为文的根本社会属性的普遍文化共识，被奉为文化活动必须展现国家意志与社会良俗的社会规范，要求文化创造者应禀持正确的价值观、使命感和深弘的气度，在践履社会责任、赓续文化传统中从事文化创造。可以说，“文以载道”彰显了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在以文育人、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中体现了基础、广泛、深厚的文化自信。

“童心”“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气韵生动”等文艺观念，哺育并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和审美理想

“童心”文艺观念是中国古代敞开生命、昭显真心、取法真理、言由心声的主流文艺进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展现人的真心、抵达人的心灵，产生“成风化人”的作用。李贽的“童心说”直承王阳明“心学”一派，吸纳禅宗“万法尽在自心”的观点。明代文学家李贽认为童心先天而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这与孟子“性本善”的思想相通。“童心说”强调“心真”是人的天性与本质，为事作文都应发乎真心、出自初心。同时，其否定“以假人言假言”：“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以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强调摒弃那种隔绝生命、障蔽真心、取法假理、言不由衷的文艺进路。“童心说”促进了晚明乃至后世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郑板桥、袁枚、龚自珍、魏源等人皆受之影响。可以说，“童心说”的提出不仅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其追求个性自由的反叛精神也为打破封建传统观念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推动社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气韵生动”文艺观念统合有限与无限、虚空与实在，表达了中国文艺的审美理想。“气韵生动”文艺观念由南朝绘画理论家谢赫提出，他将“气韵生动”定义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气韵生动”意味着文艺要超越现象的形似，表达外在宇宙元气与内在生命韵致的超功利神似。“气韵生动”文艺观念深化了游心太玄、风神气度、无限韵味的生命文化精神。今人对“气韵生动”观念的运用，除了保留了传神和生命感等原有内涵外，主要是就如何把握作品的节奏感和如何在有限中体现无限、现象中体现规律来谈的。比如，有人认为“气韵生动”是指艺术作品要传神，也有人认为“气韵生动”是指艺术作品要表现宇宙的生命力和作者的个性精神，还有人认为“气韵生动”是指艺术的美应具有和生命运动相通一致的形式。总体而言，在“气韵生动”文艺观念的濡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参融悟化、包天含地的审美特性，造就了其独特性和优越性。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艺观念确立了中国文艺的意境意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艺观念深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合天人、物我、主客的自然观，拓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赞天地、化育生机的生态意识。中国古代文艺倡导主体在体悟物象、事象时，要情意感发、借助想象，或追忆往昔情景，或期冀未来境遇，从而使物象或事象与主观情意有机交融。这些由物象或事象等已有之实象，引发艺术的想象之象，就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文艺观念。“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艺观念由唐代诗人司空图在总结谢赫的“六法论”、王昌龄的“诗境论”、皎然的“情境论”、刘禹锡的“境生象外论”等文艺思想基础上提出。司空图云：“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文艺观念确立了中国文艺的意境意识；而中国文艺的意境思想又诗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合天人、物我、主客的自然观，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参赞天地、化育生机的生态意识。可以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艺观念筑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和生态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站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高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我们应全面把握古代文艺观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深刻领悟中国古代文艺精神与政治精神、伦理精神、生命精神、自然精神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深刻认识理解古代文艺观念的重要贡献，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历程与发展机制，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分别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博导；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④《习近平主席都在哪些场合阐述过传统文化？》，新华网，2014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