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正在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并催生出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数智文明。一个文明由技术、制度、文化三个显性维度和道德隐性维度共同构成和标度，数智文明的技术基础是以网络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人类科技体系的普遍数智化，从而支撑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的数智化。数智文明的制度架构是依托于充分数智化改造的制度体系，以消减传统时代人类科层官僚治理体系的种种弊病。数智文明的文化是建立在打破地域界限而形成的充分交流基础上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重组，形成主体认同、尊重个性多元化的文化共同体。数智文明的道德体现为个人道德发展与社会道德发展的趋同，形成合理的利己和积极利他的共同发展。数智文明的治理则要充分结合数智时代的技术、制度与文化变革，形成基于普遍个体参与和泛在智能辅助的多元平等高效民主法治的新的治理体系。
关键词：数智文明；文明新形态；治理
作者简介：何哲（男，1982-）陕西西安人，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包括技术与治理、文化与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
人类文明自数万年前现代智人形成以来，伴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几个大的文明阶段。近几十年来，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逻辑，逐渐催生出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文明新阶段，可称为数智文明。数智文明的核心特点是全社会的数字化和泛在的智能化，以针对传统时代缓慢、笨拙和模拟化的信息传递方式和完全依赖自然界生存和人类智能进行决策和从事复杂劳动的文明形态。
当然，对于一种文明新形态和新阶段的判断要从衡量文明的深层次结构来进行多维分析。整体而言，人类文明可以从技术-制度-文化三个显性维度和道德隐性维度来衡量，每一种文明阶段都有着相应标志性的技术和核心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文化以及相应的道德体系，这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对比非常显见，数智文明也是如此。
文明形态和属性的变革最终体现在治理方式的变革上，相对于传统时代基于等级科层体系为基本治理架构的体系，数智文明显然会基于广泛的信息连接和智能决策形成更为多元分散高效的治理体系从而形成对政府职能和结构的深层次改变，同时也由于对个体权利的更加尊重以及人工智能的辅助使得治理更加服务于人的自由和发展，也更加促进现代民主法治的完善。
本文就是对以上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重点探讨几个问题：1）数智文明的核心特点是什么？2）数智文明时代的治理模式将会如何？3）在通向数智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应该着重注意哪些问题？
一、人类文明的结构、进步规律与数智文明的形成
文明（Civilization）这一概念，在东西方有着类似的内涵，都是指的基于进步而形成的相对于原始野蛮状态的更高级的人类社会状态和阶段。在东方，文明这一概念来自于《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指的是文德昭昭、智慧深远的意思。《易传·文言》又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在西方，Civilization 来自于拉丁文Civic（城市的），是Civilized（开化的）变体，体现出人类从蛮荒野蛮状态进入到足以兴建城市的更加开化时代的状态。所以可见，文明就是指的是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跃升和进步状态。
人类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活动主体，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综合体，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文明的跃升，也同时体现在多个层面，进一步精炼可以归纳为三个显性维度和一个隐性维度，即技术—制度—文化和道德。
技术是人类改造世界和为自身提供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的知识和能力。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一切的生存发展和进化都离不开物质的支持。人类不断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和能量，用于自身社会的营建和发展。可以说，对物质和能量的获取转化和应用能力是人类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石，因此，作为标度人类人类物质转化能力的也是人类文明跃升的决定性力量。从历史来看，人类在早期学会了制造劳动和渔猎工具并从自然界采集和使用火，使得人类摆脱了动物状态而进入了原始文明阶段，其后进一步获取了耕种养殖技术，从而引发第一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使得人类进入到农业文明时期。三四百年前对工业机械的发明和矿石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使得人类进入到文明发展的高峰——工业文明阶段，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一切文明进步的基石都是从新的技术发现开始并奠基的，[[1]]在数智文明阶段，也是如此。
在技术支撑之上，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复杂的相互联系就逐渐形成社会组织形态和相应的制度。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规则和契约，以进一步促进人类内部的团结协作，并加快技术的应用和提高对自然的利用能力，以及规避人类所面临的各种负面因素如暴力、奴役和风险。制度与技术几乎是一对孪生子，[[2]]有什么样的技术水平就整体决定了人类有什么样的制度形态，反过来，有效的制度也会极大促进技术的开发和扩散。早期人类文明采用松散的氏族公社的制度形态。进入到农业文明后，大规模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就开始出现，基于剩余产品交换的商业制度和手工业技术传承和管理的制度也逐渐形成。工业革命以后，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公司制成为经济领域的主流制度，[[3]]而仿效公司制度的现代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也逐渐形成。在政治领域，进一步激发个体创新和保障人身经济与自由权利的现代民主法治体系也逐渐形成。从而奠定了经济上以市场为主，政治上以代议制民主法治，管理上以科层官僚制[[4]]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制度体系。数智文明也必然会由于社会形态的变革而形成新的制度体系。
在技术和制度之上，不同阶段的文明还孕育了浓郁的文化。文化是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行为的软性习俗和相应的以文字、宗教、艺术为载体的成果。[[5]]文化本质上是基于不同文明时期技术水平和制度形态的生产生活的抽象的反映。例如在农耕文明时期，人们会祭拜各种关于农业生产的神祇，如农神、雨神；也会相应形成围绕着日常生活包括婚丧嫁娶年节的各种礼仪习俗。官方和宗教的正式的制度规定也会逐渐流传下来成为文化习俗，例如各种文化禁忌。在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现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对于神秘崇拜的逐渐消失，使得宗教文化和农耕村落时代形成的文化习俗影响逐渐减弱，基于个体权利和个性表现的文化越来越成为主流，如流行音乐、服饰等。而在数智文明时代，来自于普遍连接形成的数字流行文化必然兴起，同时相对独立的和广域覆盖的网络空间也会进一步促进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文化融合和变革。
在技术、制度、文化之上，文明还隐藏着道德的隐性维度。道德是人类内在意识中的关于善恶观念的价值体系。人类与其他生物的根本不同不仅在于人类会制造工具结成社会，还在于人类内心意识的强大主观性和价值取向。人类文明在诞生开始，就形成了关于善恶取向的道德体系，不顾一切地利己是恶而积极地利他是善，一味追求欲望的满足是恶而积极追求灵魂的升华是善。道德作为隐性的文明秩序，对于促进社会的互助合作和避免人类内部的相互毁伤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在不同的文明阶段，道德的具体表现也有所差异。例如在农耕文明时期，道德体系侧重于维护基于自然经济的家族体系，如东方的忠孝节悌，西方则把上帝视为道德的完美体，维护中世纪的宗教统治。[[6]]而在工业文明阶段，道德体系更加具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意味，更加突出人类对自身权利的合理满足。在数智文明阶段，个体关系与群体关系由于网络数字技术的重构，从而也必然引发社会个体道德与群体道德的变化。
因此，从以上的探讨可以发现人类文明内在演化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在技术变革的基础上，不断相应推动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变革，从而巩固和保障技术变革成果，并进一步同步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亦逐渐缓慢地推动隐性道德体系的变化。因此，文明的进步如同一个庞大齿轮组的运动一样，技术作为社会变迁最基本的动力轮，推动制度轮的变革，进而影响到文化轮和道德轮。反过来，制度、文化、道德则逐层对下层的文明要素进行抑制，从而形成系统辨证互动的文明演化的复杂机制。
在这样的文明变迁的基础机制的作用下，就可以观察到来自于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信息技术对社会技术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根本性改造，继而带动一系列制度、文化和道德的深刻的变革，以至于这种变革足以形成区别于工业文明的新的人类文明体系，也就是数智文明。
二、数智文明：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仔细剖析从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数智技术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就可以深刻理解到，数智文明将建立在三个新的客观存在基础上，即新的社会空间——网络和虚拟空间；新的组织方式——打破金字塔型等级科层制的网络化组织结构；新的社会行为主体——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多元智慧社会主体。这三个基本的区别，构成与人类以往所有的文明形态的根本划分，并造成了在技术、制度、文化、道德等文明维度上的根本变化。
（一）数智文明的技术
数智文明的技术基础是无所不在的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它们的深度综合应用的各种技术产物如元宇宙、智能物联网，以及由其所引发的对其他相关技术的变革，如可编程生物技术等，从而逐渐从原始落后的点对点通讯，逐渐形成了一个包裹地球以光速传播的致密的覆盖所有人与机器的智能信息圈，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传统上只能依赖于地壳生态圈的存在与沟通方式。
数智技术的前身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电报电话等模拟通讯，继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为数字通讯和数字计算技术。二战后在商业、科技、军事等多因素的驱动下，在包括大规模集成电路、远程数字通讯、光纤等一系列技术的发展的推动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被发明出来，并被迅速扩展到商业、教育、科研和军事领域。[[7]]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万维网进一步将互联网应用扩展到社会应用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网络迅速覆盖到全社会，形成了设备与设备、个体与设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普遍的连接状态。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时代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相互被时空隔离的状态，形成一种以网络为纽带的新的同步共在场域或者说超越物理空间的新的社会空间。从此，全球人类在互联网的连接下，进入到逐渐形成共同的市场、共同的社会、共同的生产体系的历史趋势。
大数据技术是网络技术的自然延伸和结果，网络传输需要数字通讯，因此，就迫使传输两端的主体（人和设备）逐渐数字化，并进一步通过普遍覆盖的传感器逐渐将整个社会数字化。因此，大数据的本质就是通过数字体系对传统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空间和社会本身的数字化过程。对自然和社会数字化，也必然涉及到对自然社会等性质研究，也因此推动了相应学科的深度发展，大的如数字地球、数字社会的仿真，小的如数字人的扫描重建，对基因的重组编程等。一方面，将进一步形成逼真且能够影响真实社会的虚拟社会体系，而另一方面，对于人类大脑神经机制的数字化模拟也直接催生出了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并成为彻底解决人工智能问题的核心机制和原理。
人工智能直接来自于网络和大数据技术的成果，人工智能的思想历史很长，数字计算本身就属于人工智能的范畴，但是受制于思维的复杂性和就技术局限，二十世纪的人工智能始终属于编程和自动控制的范畴。人工智能真正飞跃是在二十一世纪后，一方面，网络计算极大提高了机器的算力，另一方面，人工神经网络奠定了人工智能的核心机理，同时，大数据所积累的海量素材成为人工智能训练与学习的绝佳的样本和教材。同时，人工智能也不断通过数据网络和自动控制机制反馈机制加速学习人类的行为。从目前来看，人工智能早已经突破了早期人工智能的狭隘表现，而展现出了广泛的学习能力和多任务的适应能力，人工智能是否超越人类智慧已经不再是一个疑问，而是一个必然。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会根本上改变以往人类文明的人基根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一切人类能够从事的活动，人工智能都将深度参与。大量的劳动岗位被替代，更高效率的智能生产系统将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更低廉更充裕物质文化产品，整个人类社会的管理体系也将被高效率的人工智能所渗入。人与人工智能的形成的人机共同社会形态将成为一种必然。
在以上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共同作用下，人类社会必然形成三种根本性的变革，一是虚拟化社会的完善发展，这几种体现在元宇宙的出现，元宇宙将成为人类新的虚拟世界体系，并通过广泛的连接而极大改变人类的工业、农业、科研、教育和娱乐方式。另二是对真实世界的全面加强，如工业互联网、智能物联网、智慧治理。将极大提高人类社会运作效率。三是人形机器人的渗透，从已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程来看，人形机器人在3-5年内的完善，在2030年以前对社会的逐渐渗入将几乎是一种必然。人类将必然与人形创造物所共同生活并逐渐模糊两者的界限。这不仅是技术和能力方面的，对于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冲击将会更加巨大和深远。
（二）数智文明的制度
制度是对人类社会有效组织的规则。制度既包括正式的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法律，也包括民间契约和族群内部的约定和训示。制度根源于生活，并进一步指导和规范生活。因此，对制度的研究，不能脱离人类社会生活状态本身。社会文明阶段制度的变革，本质上也是为了更加适应社会生活的变革的规范要求。从制度所规范的人类活动的类型来看，可以主要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家庭）制度。
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形成了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其根源在于生产生活方式和场景变化了。从传统的人类族群依田傍水居的田园生活转变为围绕工厂市场城市参与到更大的经济分工与循环之中，[[8]]因此整个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经济方面，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土地依附和雇佣制度，转为以工商业生产的自由劳动制度，这要求在个体权利上赋予劳动者更大的自由，使其能够摆脱土地和家族的人身束缚，参与到资本的循环过程中。而在生产单元的组织方面，从传统的以血缘族群为纽带的家庭自然生产单元转变为以平等契约为核心的大工业公司组织制度。在政治方面，基于神秘主义君权神授和土地分封为核心封建制度必须转为更大程度上保证工商业阶层利益、权利的基于契约仿效公司制形成的现代国家制度也就是代议民主法治体系。同时，国家制度在纵向管理上，进一步加强形成了现代科层官僚体系。在社会（家庭）方面，基于血缘和土地依赖的大的农业家族被基于个体自由结合的越来越小的家庭所取代。此外，在教育、科研等各种领域，类似的大规模分工型组织制度也都逐渐出现。整体来看，农业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制度呈现出基于契约、保障个体权利、的社会专业化集约化和大规模化的组织制度倾向。
而从工业文明到数智文明的进程中，一方面继续延续了农业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制度变革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主体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包括虚拟空间的出现，社会信息结构的重组和人工智能主体的出现。因此，必然引发剧烈的制度形态变革。
在经济方面，虚拟空间的出现，使得工业文明阶段人类围绕管理中心和核心设备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必然性开始下降。自互联网出现以来，工业时代形成的各个层面森严的组织架构和生产结构就网络所逐渐分离和裂解。虚拟组织和虚拟办公室的出现，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配置管理和服务人员。[[9]]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更加剧了白领人员的流动性。而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进一步出现，将使得产业工人也将可以沿着互联网分散配置。因此，传统上大的公司架构，将被越来越灵活的小公司所替代，除了一些大型设备组装如飞机、轮船外，愈来愈多的集中式产业园区将被更为分散的广域产业集群所替代。[[10]]这意味着，自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长期固化的公司架构开始重组，员工的流动性会增强，公司的诞生、分解、重组、消亡也会更加地频繁。工业时代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公司制会如同封建血缘家族制在工业时代的消散一样，在数智文明阶段会逐渐转型和裂解，成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纽带的新的动态形态。
在政治方面，数智文明将深刻改变人类自农业时代形成并在工业时代强化的稳固的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国家组织制度体系，[[11]]形成在政治领域多样的组织形态，并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个体权利保障和扩大公民参与宏观政治的途径。首先，人类自农业时代以来，受制于落后的信息传递技术和管理水平，不得不形成基于地域空间划分的科层管理结构，无论是封建制还是由中央政权直管的郡县制皆是如此。工业时代资本迫切需要解除土地对于人口的约束，并且保障工商业阶层的基本权利，因此，封建世袭制的权力架构被废除（或者被形式上保留）而被基于考试进入、论绩晋升、专业分工、严格服从为导向的现代官僚体制所取代，但是这种按照地域划分和权力等级形成的金字塔型结构并没有被改变，甚至被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因此，工业时代的国家权力和所占有的资源远超过农业时代，并且形成了越来越庞大和叠床架屋的现代政府。这既是加强国家控制的需要，也是国家复杂度提高后受制于信息能力的无奈选择。然而，数字空间的发展完全改变了传统社会落后的信息状况。传统上被科层分割的各级组织被泛在的数字空间所打通，信息和控制命令能够无损地在数字空间内以光速流动，这既赋予了中央政府对主权范围内所有分支政府的掌握和控制，也能够使得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能够互相了解和相互支援。因此，整个政府体系被数字网络所整合形成更为高效的权力体系。这既意味着政府能力的加强，更意味着传统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不再成为必需，政府也具有了更大的变革自身形态和结构的能力。因此，根据需要而形成的更为流动变化跨越地理疆域的政府形态将在数智文明时代成为一种必然现象。
其次，在个体权利方面，数智文明也将进一步强化个体权利的保护和加强个体参与宏观政治之中。从历史来看，工业文明相较农业文明极大加强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和参政议政的制度建设，这既是进一步增进个体自由和流动性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正义进步的必然。然而，工业文明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依然存在很大缺陷，这主要受制于落后的信息能力导致公权对正义干预的迟滞和谬误以及现实社会的阶层不平等，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众多冤假错玄案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数智文明时代，由于信息监测能力和公权体系效率的极大提升，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了权利保护和公正援助的精准度和效率，另一方面，个体由于网络空间的紧密性，通过相互连接形成了公民之间更大的相互支持，[[12]]从而极大改变了传统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换句话说，网络空间使得人与人，人与政府更加的平等。在参政渠道方面，人类早期城邦时代更多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参与政治，农业封建时代普通个体的参政权基本被废除，此后现代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利被恢复和树立，但由于国家疆域扩大和管理体系的复杂化和落后的信息能力，只能采取代议制也就是委托代理的形态来参与政治，这就为政客官员大量的腐败和寻租创造了空间。而数智文明时代，由于信息在社会中分布的越来越均等，个体既能够获得全局性的社会信息，也能够有更为便利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反映到决策中，因此，这体现出一种直接民主越来越重要和频繁的变革趋势。理想的状态是公民能够对涉及自身的公共问题都能够公正的发表意见，从而直接参与政治和社会管理。[[13]]因此，相应更加吸纳个体参与宏观决策的制度变革也必然会发生。
在社会（家庭）制度领域，数智文明时代的社会组织形态如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的组织制度变革一样，也必然会发生同样的高流动性、多元化和高变易性的组织形态变革，从而改变传统时代相对集中的社会组织结构。而在家庭方面，传统的家庭形态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由于数智时代个体经济政治权利的增加和社会公共福利的普遍改善，两性更加平等和性别多元化，使得农业和工业时代家庭所承担的生产任务、经济保障职能和子女抚教任务逐渐淡化。因此，传统上典型的家庭模式势必让位于多元化的家庭形态，单身、非婚、丁克、乃至多性别家庭会越来越常见，这在今日西方世界中已经非常普遍。除了以上多元形态外，虚拟婚姻[[14]]以及人工智能伴侣[[15]]等家庭形态也必然出现。这对于传统婚姻制度以及围绕婚姻制度的财产、子女等制度都将形成冲击和变革。但总的来说，婚姻制度作为人类社会一定阶段的必然社会产物，在数智文明阶段，由于对个体选择的充分尊重，其经济社会职能和负面作用将越来越淡化，逐渐成为跨越地域、空间、阶级乃至性别和物种的纯粹的情感结晶。
以上所讨论的基本上还属于不包括强人工智能所引发制度变革，实质上，具有人类智慧水平的人工智能参与社会活动将成为制度领域的最大变量，即引发人类制度范围的根本扩展——要从传统上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转变为规范人与智慧机器之间的交往活动。这从经济领域如何保障人类劳动者权利和人工智能体权利，一直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如何规范人工智能参与到政治活动和社会管理中，更包括人形人工智能参与到人类家庭生活中引发的种种制度变革，以及如何在高智能人工智能时代全面保护人类种群的制度安排，都是传统制度的内容空白而迫切需要当前人类逐渐完善。从目前的趋势以及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来看，具有超过人类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体以及配置相应的人型驱体的出现与普及，已经是近期可以预见的事实。显然，人类现在还远未为此做好准备。这也成为当今人类文明在遇到文明形态根本转型时所面临的窘境。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种制度转型很快会随着人工智能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能力而逐渐配置和规范化，例如当前对人工智能参与创作、参与发明等都作了排他性的制度安排，[[16]]尽管远未完善，但依然显示了人类社会整体的制度应变能力。
（三）数智文明的文化
文化是一个社会内所流行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和软性的社会约束，文化与制度的联系最为紧密，都用来指引规范社会活动，但文化更加反映在个体和群体观念及社会行为上。在不同的文明时期，人类显然流传着不同的文化，并且在不同的族群之间还有所差异。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普遍上崇拜自然和鬼神，从而发展出了多样的神话和宗教，并成为指导社会的重要规范。在经济文化上，人们更加受制于自身所从事的职业和所依赖的谋生手段，形成相应的文化，如大陆地区的农业社会就相应的崇拜土地和重农文化，海洋地区的人们就更加崇拜海洋和重商文化。而在社会与家庭观念上，人们更加崇信家族或者根据地域形成的小的社会共同体如城邦，而对于国家观念相对淡漠。在工业时代，唯物主义和近现代科学的兴起，使得神秘主义的宗教与神话逐渐怯魅，人们的观念更加现实、更加注重现世的权利和利益，基于职业、阶层等共同利益的现代群体观念逐渐取代了根据血缘和地缘形成的传统观念。现代社会对个体观念和信仰的普遍保护也进一步鼓励和加快了文化多元化的进程。同时，伴随着逐渐的全球化进程，不同亚文明体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成为一种常态。[[17]]
在数智文明时代，文化的变革亦将发生如同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时的情形一样，并将延续这种趋势。首先，文化的多元化进程必然更深入和彻底。数智文明时期由于整个社会的高流动性和高透明性以及更全面的对个体权利和观念的保护和尊重，极大增加了每一个体自由选择所崇信的观念的信仰。同时，也由于任何个体在数智文明中都将面临比其前人更多的爆炸性的信息冲击与观念选择，在数字空间形成的信息与文化场中，不断有新的观念和流行性文化诞生同时也有相应数量的消逝，因此，个体所持有的文化观念是多元的，也是动荡、破碎和冲突的，[[18]]其深深受制于整体文化场域的影响。
其次是人类亚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整体文化体系逐渐形成。传统亚文化的分隔主要是由于地域、族群、文字和阶层产生的，而数字空间的出现，在打破了地域隔阂后，也打破了文化交流整合的自然藩篱。[[19]]越来越密集的跨自然地域的人际交流以及数字人掩盖了族群阶层差异后，加之高质量的自然语言翻译，人们在传统时期被地域、族群、文字、阶层割裂的亚文化在新的数字共同体中相互融合和生长，最终在保留多元化的前提下，逐渐形成基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整体文化形态。[[20]]这种共同的文化生成最先发生在数字空间之中，继而再蔓延到真实社会中，从而加速人类社会的整体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第三是对数智的美学、敬仰乃至崇拜会逐渐加重。美和艺术来源于生活，也反映了人类的情感。农业时代的艺术显然体现了农业时代的生活特征，如农耕战的音乐舞蹈诗歌，而工业时代，显然艺术逐渐转向对复杂、严谨、整齐、吵闹等体现工业要素的表达，如建筑类的包豪斯风格，音乐类的摇滚重金属。而在数智时代，美学和艺术也必然同样体现出数智特征，如利用夸张多变的风格反映数字空间，[[21]]关于人工智能等的文艺作品也必然成为主流。[[22]]而进一步，高智能智慧体的出现，在打破人类智慧独一性的同时，也势必打破了人类自工业时代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信仰，并会引发人类新的精神崇拜的出现，也就是对数字和人工智能本身的敬仰和崇拜。正如工业文明使得人类战胜了农业文明的神祗，形成了唯物主义的普遍观念，数智文明是否会形成新的精神信仰，这是值得关注的。
（四）数智文明的道德
道德是隐藏在人类个体和群体中关于善恶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人类在长期历史中也形成了大体相同的基本道德标准，即积极利他的是善，而不顾一切利己的是恶，有助于维护事物发展的是善，而伤害破坏的是恶。道德在文明体系中起到了隐性的支配作用，其深刻作用于个体的道德选择并形成社会主流的群体道德行为。道德在人类历史中伴随着文明形态和阶段的转型也相应发生着内在的波动性变革。
在人类文明早期，人类整体处于原始蒙昧的阶段，生存和与其他种群的竞争才是人类群体的首要选择，可以说，早期的人类文明的道德观念是相对淡薄的。然而，自人类进入到农业文明时期，对自然和神祗的崇拜，使得道德具有了神秘主义的内核，“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基于神秘主义的道德因果观成为东西方共同的道德取向，农业时代所兴盛的各大宗教也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道德观念，因此，在农业时代，人类整体上出于对神秘自然和神祗的敬畏，往往会倾向和服从主流的道德体系。而农业时代的道德内容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以土地和家族为核心的农业社会体系的维护，并促进农业社会的和谐发展。进入到工业文明后，一方面，建立在对自然全面探索基础上的科学体系打破了人类对神祗和宗教的盲目信仰和崇拜，同时也使得道德体系逐渐怯魅，[[23]]人们更加重视现实社会的功利性行为而忽略和淡化了内心的道德价值构建和道德选择。另一方面，现代法治体系的细化，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和自由个性的尊重，也促使人们更多采用现实的惩戒和法规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工业文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道德观念逐渐淡薄的趋势。[[24]]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现代文明单纯依赖法律法规无法有效实现止恶扬善的作用，道德体系消退产生了种种严重的后果，包括官员腐败、社会欺诈、诚信下降、家庭破裂、阶层冲突等种种恶果。因此，道德的回归是人类文明整体面临的重要任务。
值得欣喜的是，在数智文明阶段，人类的道德不但会停止住工商业资本主义引发的道德溃败趋势并形成道德水平的整体回升，道德在几个方面还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首先，人类物质需求的进一步满足和对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反思使得道德的提升具有了理性基础。工商业资本主义对人类最大的作用是极大提升了物质生产系统，从而保障了人类的物质需求，但还不够。在数智文明阶段，由于数智技术对生产体系的彻底变革，全球高效率同步调度的智能生产体系日趋完成，最终会进一步提升物质产品的生产水平，传统时代基于质量、品牌、价格的商品差异也会日渐缩小，人类一旦整体上长期处于物质富足的时代，也必然会逐渐摆脱严酷的相互攀比、竞争和倾轧的状态，从而趋向于内心善的选择，也就是所谓的“仓廪实，知礼节”。
其次，人类的共性道德价值体系会逐渐形成。传统时代，人类受制于区域民族生活水平和习惯的分割，不但形成了多样的制度与文化，也相应形成了不同表现的道德体系。如东方更加注重整体和家庭，而西方更加注重理性和自由。数智文明在逐渐形成全球共同的制度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会逐渐趋同形成共同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破除了非此即彼的盲目对立，也进一步破除了集体还是个体，多样还是共同，东方还是西方等种种非必要的观念冲突，全人类在日趋密集互动的数字空间和真实交流中也会更加感到人类整体的共同价值并形成进一步的深度融合和尊重。[[25]]因此，一种更加友善、互助、尊重且多样的道德体系将逐渐显现。
第三，个体和群体的道德观念将进一步升华。工业时代以来形成的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念[[26]]把道德视为社会运转的必要功能，而忽略了道德对人类的应有之义。善之所以为善，正是因为其本来就是人类应该追求的生命之意。人类在数智文明所面临的不仅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是面临着由于创造出新的生存空间和新的智慧主体所引发的根本性的认知观的变革。这种视界范围的极大改变，无疑会深刻改变人类对自然和人类本身的认识。人本身来自于自然，也属于自然，智慧虽然是独特的，但也可以被创造。这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转型无疑会制止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傲慢，而更加平等和谦卑地去看待世界万物和他人，当人性本身因为傲慢产生的恶被制止后，人性内在的道德善良就会自然闪光而显。
最后，具体的道德内容也会有所变化。人类历史上道德长期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束缚存在的，从而对处于蒙昧时期的大多数个体形成内在的行为约束，而在具体内容上，则是以崇拜神和忠孝贞悌爱等为核心的，其本质上是维护社会等级结构的稳定，这也使得工业文明后出于人性的解放而对传统道德形成了一定的抛弃。而在数智文明时代，由于进一步摆脱了物质和具体社会形态的束缚，人类的道德必然从具体道德要求的实体秩序功能回归于更为抽象的道德精神原则，从而摆脱庸俗的物质肉体需求转向精神内在的升华和致力于人与人之间友善情感的构建。
因此，可以说，数智文明对人类最大的改变不仅在于实现了技术上的飞跃，还在于真正有可能在满足人类物质需求和打破人类交流隔离后形成基于人类整体的道德社会。在这一道德社会中，人们的行为选择更多的是凭借善与不善的观念而非基于狭隘的物质利益而行事。人们会更加深入地去实现“合理的利己”和“积极的利他”的结合，从而促进人类整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飞跃。
三、数智文明的治理
预判并了解一个文明的特征的目的不仅在于扩大文明的知识谱系，而是要切实地为完善文明的治理作准备以促进人类整体和每一个体的发展完善。显然，数智文明所具有的新形态和特征必然引发了治理主体、内容、形态、方式等的根本变革。
（一）数智文明的治理主体：作为核心治理者的政府的职能转变
人类以往所有的文明中，政府始终都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其承担着为整个社会提供信息连接、暴力控制、公共事务建设和各种公共服务保障的重要作用。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由于落后的信息机制不得不形成中心科层型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政府就位于这一金字塔的中心位置，承担整个社会结构的支撑职能。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没有政府就没有社会整体的连接和秩序，也因此政府必然要承担最多的和最重要的公共职能。然而，在数智文明时代，由于互联网和大数据形成的普遍的社会连接使得宏观的信息分布于社会的处处，加之普适的人工智能覆盖形成的决策单元分散，政府既不再成为社会唯一的信息连接者，也不再成为唯一的高效决策单元。信息技术所增强的社会和市场机制同样可以高效承担大量的公共服务的职能。那么这就意味着传统上全能型政府的角色定位必然有所改变，尽管政府依然是社会中重要的治理主体，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信息中心和决策中心，政府也无法提供复杂多样动态的数智文明时代的所有治理供给，多元治理势必成为一种必然。因此，政府的职能也必然会发生转变，传统上大量经济社会建设和调控的职能，以及相当多的高水平公共服务职能将逐渐转移给社会和市场机制，暴力控制、法律创制和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将成为政府的新的职能重点。
（二）治理内容：算法和人工智能治理以及多元制度协同治理成为重点
从治理内容而言，数智文明需要迫切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算法治理。算法在数智文明时代起到了基础性的社会运行规则的作用，因此，尽管算法的地位不如法律法规，但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是由算法所规制的。这就产生了对算法治理的迫切需要。对于算法治理的体系架构显然目前还不够完善，既要考虑到算法在创设时所具有的私域的性质，也要考虑到算法作为大面积公共规则的属性，而后者显然需要公共机构和公权的监管。并且传统的治理机构对于算法治理显然是处于被动和滞后的状态，需要在规则、主体、程序、监督、反馈等各个方面有所变革。二是人工智能治理。作为数智文明的重要技术支撑和新主体，人工智能治理成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其难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人工智能属性认识不清，人类尚未摆脱对人工智能作为机器的物是属性认知定势，因此，警惕度、关注度、准备度都很不足，还在试图沿用陈旧的、简单的、排斥性的方式来治理。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本身的构造复杂性，现有基于深度神经网络进化模式的人工智能已经远超人类能够精确理解，因此，也难以治理。但这并非没有办法，基于自然语言处理（NLP）的人工智能为人类理解人工智能提供了良好的接口，也就是说通过人工智能来理解和监督人工智能体，当然其前提是作为人类助手的人工智能本身的可靠性。三是多元制度的协同治理。打通传统时代被地域、国家、文化等所割裂的人类共同体是数智文明的一项历史任务。因此，这就要求以数智技术和数智空间为基础将原先形态迥异的跨国别制度相互衔接打通，架构互通的治理通路，并最终通过越来越整合的数智体系和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流，形成更大范围的统一协调的人类治理共同体。
（三）治理形态：社会全主体共同参与治理
治理这一概念本身就有多元参与、共同治理之意。然而，在人类以往的所有文明阶段，治理总是少数人的事情。这既受制于落后的封建或者资本主义的国家统治理念，也受制于在落后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有限的治理能力。数智文明第一次使得社会中所有的公民能够参与到更大范围的社会治理的可能。传统治理缺乏参与的主要现实难题一是庞大人口的组织，无论是投票表决还是征询协商，都非常耗费时间和成本。二是对广泛公共意见的统计汇总，对于简单的投票统计尚且耗时巨大，更遑论对于开放式的公民意见汇总。然而，数智时代使得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移动互联网和广泛的数智接口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便利地用随身数智产品进行身份验证并对宏大公共问题进行投票和表达意见，其社会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人工智能的普及，也能够高效便捷地对庞大数量的不同意见表述进行汇总和聚焦，甚至可以跨语言进行。这就使得无论是大面积的投票还是意见征询，都既有可行性，又有经济性。在这样的技术支撑下，越来越普及的全民参与治理必然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治理趋势。
（四）治理方式：数智时代的民主与法治
民主和法治是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的制度保障，也是人类在治理领域有史以来的历史性重大进步，其基本形成了人民主权原则和根据正式的法律来进行治理的基本架构，从而保证了个体的权利发展和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转。在数智文明阶段，在普遍的信息技术支撑下，无论是传统的政府治理的转型和是公众对治理的参与，都是以数智时代的民主与法治为根本前提的。数智时代的民主前文已有讨论，主要是利用数智技术形成更加广泛的全民参与和网络直接民主。而数智文明的法治体系则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都将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在立法方面，传统的立法模式是线下的缓慢以精英为主题的串联性程序性立法，而数智文明时代，则更大程度上会通过数字空间体系形成多源流的虚拟立法和动态立法，也就是通过网络空间扩大公民动议立法和全面参与到立法制定之中。并且能够根据对社会的实时监测体系形成对立法质量和执行后果的动态跟踪监督。在执法方面，传统的以线下执法为主的模式显然也逐渐加大数字化非接触执法的比重，在确保执法人员和相对人的真实性后，除了人身限制性的执法外，经济、政治、社会权利的限制性执法都可以采用非接触数字化的方式。甚至某些不涉及危害社会安全的轻微刑事处罚，也可以采用数字监控和剥夺某些权利的监外执行的方式。在司法审判领域，显然利用数字空间乃至元宇宙的线上法庭将会越来越多被采用，而很多情形简单的案件如酒驾、违约、轻微人身伤害等，甚至可以采用人工智能法官进行简单判决。[[27]]总体而言，也就是传统的以线下为主的法治体系，必然转为线上线下并举，线上比重越来越大，并结合人工智能进行辅助司法的数智法治体系。
（五）治理聚焦：网络空间违法和人工智能以何参与治理
数智文明引发了治理体系的全面重构，然而在诸多问题中，始终有两大核心难题将贯穿数智文明的始终。其一是对数字虚拟空间的行为的规范和违法行为的治理，这其中涉及到如何看待虚拟空间中的数字个体和数字社会这一根本问题。目前广泛存在的争议是是否应该更加宽容地看待数字空间中不涉及线下实体的违法侵害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是否要把数字空间变成与实体空间严格一一对应的虚拟体系的这一根本治理策略问题。其二则是应该如何在治理中应用人工智能，或者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作为核心治理主体来治理人类社会。这一问题远比人工智能作为被治理对象要复杂得多。这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的根本问题。从能力而言，人工智能显然能够在大量的治理情境中对人类进行辅助，参与到人类治理中，从而极大提高治理的效率，很多人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将会比人类更加公正，是更好的治理主体。然而，如果更进一步，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作为核心主体来治理人类，这就成为一个涉及到伦理、人类尊严以及人工智能根本属性的问题了。显然，这一问题在长久的未来必将成为始终困扰人类的核心难题困境，贯穿数智文明的始终。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争论与冲突也必将愈演愈烈。
四、面向数智文明的转型策略和治理注意事项
在人类文明史中，文明形态和文明阶段的转型从来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涉及到观念、利益、权力、制度、文化、道德等种种复杂的博弈。因此，在面向数智文明的转型时，尤其需要做好以下的策略准备。
（一）用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态度来面对数智文明
尽管文明的转型和跃升总要面临种种困难，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趋势是，先进生产力驱动的文明形态总要超越和取代旧的文明形态，这是不以人为意志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然，旧的文明可以用各种手段阻碍新文明形态的到来，但其代价是原有文明的停滞和被更先进的外来文明的压制甚至消亡。因此，面对数智文明的到来，最好的态度是采用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去顺应甚至鼓励数智技术的扩散和做好相应上层结构和变革，以抢先其他文明体完成向新文明形态的跃升。
（二）高度重视文明跃升引发的内部矛盾和冲突
在向新文明跃升的过程中，无论是新的技术应用还是新的社会变革，都会形成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加大社会内部的割裂和矛盾。这在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进程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而数智技术的全面应用，势必会由于教育、年龄、阶层等差异形成较为严重的数字鸿沟和数字不平等。财富的两级分化会更加严重，社会对于新技术的适应程度会形成新的群体差异，来自于不平等产生的社会对立会在数字空间激化并反馈到现实生活中，从而加剧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甚至引发新的社会危机。因此，公共治理体系一定要高度关注这种潜在的冲突危机，消除内部的阶层和群体矛盾，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帮助落后区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均等化，并利用好数智技术进一步提升社会公正程度。
（三）避免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过度分离
网络数字空间由于其天然的广泛连结性与高信息通量，以及配合虚拟现实技术形成的逼真模拟，使得其能够呈现出比现实世界更加自由、更加丰富、更加活跃和更加广袤的深远空间。因此，其天然地就具有沉溺属性和与现实生活相分离的趋势。因此，从网络形成伊始，就有“网络空间独立宣言”这样的动议出现。而元宇宙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分离的可能和趋势。显然，数字空间不可能如同现实完全一样，否则就没有构建数字空间的必要。但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过度分离，也会造成严重的恶果，即人类社会内部的撕裂和对现实生活关注度的下降，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的虚拟化。因此，数字空间的构建要平衡好现实与虚拟的关系，形成从与现实密切结合到逐渐超越现实的层级结构，即最底层是对现实世界的数字孪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继而之上逐渐形成愈来愈丰富多彩的虚拟世界，以满足更深远的精神需要。
（四）高度警惕人工智能引发的风险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历程表明，人工智能的进化速度远超过绝大多数人类个体的估计，强人工智能乃至超人工智能的到来从五六年前估计的十余年已经缩短到近至眼前。随着数智技术在人类社会的全面深入契入，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一系列风险已经越来越逼近人类。无论是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人类内部的暴力加剧，还是由于大面积智能系统故障引发的社会运作的失调，都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的破坏。准确地讲，人类虽然通过仿生理论设计出了人工智能的基本框架，但实际上对高性能人工智能的了解并不充分，高性能人工智能的复杂性使其各种风险爆发的概率急剧升高。这必须要对人工智能做好各种风险的系统准备。
（五）切实做好弱势人群的保障
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跃升的历程说明了文明的跃升必然会扩大人类社会内部的差异化，也必然形成大量失意群体和发展滞后区域。所以，在今日现代工业文明的后期，世界上仍有数十亿计的人群处于落后的农耕生存状态，无法享受到现代文明的各种成果。这其中的因素是复杂的，但并非正常。文明的进步应该尽力保障每一个体能够享受到文明进步的成果，这无论对于某一国家还是全人类而言都应如此。数智文明在形成高效物质生产体系的基础上，必然产生更多的社会剩余产品以用于更广泛的公共福利的建设。数智文明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普惠透明等特征也有助于解决传统信息差形成的阶级和区域不平等。这为通过更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更大的资源投入来照顾好文明转型形成的弱势群体创造了充分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必须要用更大的资源去用于解决发展落后群体和弱势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和信息技能学习上。
（六）预先做好数智文明的法治建设
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切根本依据，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大的历史性制度飞跃。数智文明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做好制度上的配套体系建设，尤其是法治体系的完备。要通过对前沿技术变化的敏感把握和对技术发展和伦理体系的前瞻性预判进行及时的立法，尤其是要通过法律构建技术伦理标准和预防新的技术犯罪。同样也要改革传统的立法体系，加快立法的数字化进程，扩大立法的公众参与，提高立法的前瞻性布局。在司法审判和执法上，要谨慎评估数智技术的应用，尤其是对于高性能人工智能在司法体系的应用要采用开放审慎的态度，不可盲目推进。由于数智文明本身的跨国性，要加快全球范围内相关的法律协调和同步构架，避免出现法律盲区和弱区。总之，要用法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切实防范和抑制数智技术普及带来的风险，构建安全的数智文明。
五、结论
当前人类面临着来自一系列数智技术所引发的重大历史性变革，从而形成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和新阶段——数智文明。一个文明可以从技术、制度、文化和道德四个维度来衡量，数智文明的技术基础是全社会普遍的网络数字化和智能化，以及基于数智技术形成的所有技术体系的数智化升级。在制度上，数智文明必然打破工业文明形成的相对森严的等级阶层社会结构、组织形态和相应的制度架构，形成越来越动态、多样的跨越真实与虚拟空间的组织形态和相应的配套制度体系。在文化上，数智文明必然形成全球范围内更深度的文化交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跨越种族、区域、语言的文化共同体。在道德上，数智文明将遏止工业文明人类由于道德去神秘化引发的道德衰落，形成基于物质满足和精神升华的道德回归。面对数智文明的逐渐形成，治理体系必然会在功能结构形态上发生重大的转型，在数智技术的辅助下，将传统缓慢落后的中心科层型治理体系转变为更大范围多元主体参与的更加平等高效的动态网络治理体系。在向数智文明转型时，尤其要高度重视转型中产生的内部矛盾扩大，利益分配不均，社会冲突加剧问题，做好公共服务保障和弱势群体照顾，尤其是要做好立法准备，也需要警惕过度虚拟化和人工智能治理引发的潜在多元风险和伦理冲突等问题。
文章来源:《电子政务》，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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