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我们还未到能为改革而大唱赞歌的时段——因为“改革正在过大关”。当下中国改革与转轨实践正在驶入前所未有的“深水”阶段，遭遇着越来越多的体制性约束和制度性瓶颈。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体现为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重大转轨，原有体制的守护者和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固化已有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对新的改革政策及其实施作出种种阻碍和限制，从而导致转轨成本增加甚至改革的难产。同时，对于涉及到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往往表现为“怕出乱子”而暂行搁置，转轨实践的强政府特征及其强政治约束使得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一般性被减弱，因而“木桶原理”中的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了无法实现改革共识的有效达成和改革绩效的最大化。于是，尽可能降低改革过程中的不协调成本、寻求改革的福利最大化已经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目标选择。
易宪容文章《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制度分析》（以下简称易文，载于《二十一世纪》2007年4月号）加深了对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性认识，为中国改革的理性审阅增添了可贵的经验总结和入理的典型个案。易文认为，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制度框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组织结构、财务报表、金融产品的推出、市场方式的安排等做法已经与国外相差无几，公司治理结构大为改善，银行内部的风险机制逐渐建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存贷款余额及利润都在快速增长，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都快速下降，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等指标显著改进。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更多是依靠规模与数量的扩张，乃至财务报表上的改善，而不是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国有银行运作制度，其运作的内在机制、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及信用文化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说到底，当下中国金融改革的困境可以归结到政治治理结构当中的基本问题，一种“双轨制”的改革形态导致国有商业银行“亦商亦官”的事实存在：“亦商”可以分享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亦官”可以分享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行政上的官僚身份促使国有金融机构加强话语权的把持和决策权的稳固。如果国有银行改革仍然由一个庞大的金融官僚集团推动、主导和设计，那么交互的人事链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就会掌握了金融领域内几乎所有的权力资源，他们引领着政府金融政策，分享着金融改革的红利，他们中的一些人更擅长政治技巧，而不是市场思维和管理技术。最后的结果是，国有银行的垄断性及对社会金融资源的聚集性不断在强化，在收益不断市场化的同时，成本却在社会化或政府化——政府或社会承担着不该承担的改革成本，自利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尴尬博弈加剧着金融改革的道德失衡。由此可见，金融改革的政治动力学需求已经越来越显明。
实际上，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涉及到“谁在改革，为谁改革，如何改革”等一些基本价值观问题，一些“倾斜”或者“失衡”了的问题都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深层次地解决。曾记得2006年3月6日，胡锦涛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在“关键环节”上，遵循改革程序和逻辑，谋求改革共识，用市场的办法而不是行政的方式合理配置资源，才能实现改革利益的均衡化和最大化。金融改革是如此，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是如此。
